3C就是充满激情地去拉客

　　第三阶

　　3C就是充满激情地去拉客

　　烈日下，大批被风暴抛上沙滩的海星即将悲惨地死去。一个来海边游览的小女孩不停地捡起海星抛回大海。母亲劝她说，这么多海星，你永远也捡不完。但小女孩说：“能救一个是一个！”

　　到“毕业”时，我所在班共做成了20多个“3C”——“海星”们均是学员们的配偶、亲人、同事、同学和下属。有些“小女孩”为了完成任务，甚至不惜自己掏钱来发展“海星”。

　　有的学员感觉自己从中得到了提升：学会了沟通，重新审视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有的学员则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夫妻不合、父子不合、朋友反目……

　　课程名称：领导锻炼

　　时间：3个月，每个月安排一个周末上课，平时每个周末则由小组长组织开会

　　学费：3900元

　　做3c

　　让我惊讶地是，整个三阶段基本上只围绕着一个主题在进行：做3C！即感召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来上课，并必须做到“让感召对象有意愿提升自己、完成作业、缴钱”的“三个认证标准”。

　　第一个周末完全是做3C。

　　课程中，“感召者”被称为“小女孩”，被感召者被称为“海星”。这来自一则寓言：烈日下，大批被风暴抛上沙滩的海星即将悲惨地死去。一个来海边游览的小女孩不停地捡起海星抛回大海。母亲劝她说，这么多海星，你永远也捡不完。但小女孩说：“能救一个是一个！”

　　导师名叫温迪，来自香港地区。她也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她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个“小女孩”，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海星”。他们正在现实生活中“搁浅”，亟需你的“挽救”。惟一的挽救方式就是——“感召”他们也来读这个课程！

　　温迪说：“做3C其实是件利人利已、功德无量的事，甚至可以说关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兴亡。”她要求我们每个学员每周都必须宣言自己下周要做到多少个3C，否则就只能“下车”。

　　刚开始时，班上大多数学员都拒绝宣言。温迪将我们的拒绝的原因归结为“你没有自信”、”你看扁你的朋友，也看扁你自己”、“你没有爱心”、“你不关爱你的朋友”、“你不负责任”等等。我表示异议，“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做3C？”

　　温迪一下子勃然变色，声色俱厉地喝道：“你既然选择了我这个教练，就必须服从指挥。这是一场游戏，你必须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不然你就不要玩儿这个游戏。”

　　至此我明白了，在“领导锻炼”阶段，去发展新学员不是听凭自愿，而是一种强制要求。而任何“商品”都不能强买强卖，尤其是“精神产品”，更不能强迫他人接受。

　　我突然从此前的浑沌中醒悟过来：课程的本质实际上是以一些强有力的心理手段来控制我们，然后利用我们的激情去为公司“拉客”。第一阶段，课程要我们“放下分析、评估和判断”即放弃理性，让我们成为“空杯子”；第二阶段，课程摧毁我们原有的心理结构，给我们的“空杯”中注满新的“水”，其本质上是让我们形成“课程是挽救我们生命的惟一途径”、”课程至上”的观念；第三阶段，则是利用我们去发展新学员。

　　仍然是“做3C”

　　这时，我已由一个普通学员的心态转换成了一个记者的职业心态。为了能继续学完课程，掌握更多的信息，我做出了让步，而别的一些性急的学员则和温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对这种场面，久经考验的温迪早已见惯不惊。她最不放心的是我，沉着脸质问我是不是“卧底”。我说，我是一个记者，但是不是“卧底”，你可以找老LP们打听，我从2003年起就和你们有接触了，我参加过你们当年捐建铁牛村小学。

　　温迪这才缓和了脸色，提到2006年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那个记者根本没有上课，完全是在乱写。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上课内容是不能对外公布的，不然会影响上课的效果。这就会让不知情的人胡乱猜疑。结果害得我们很惨，连公司都注销了，场地也没有了，现在只有重新开始。我很担心你，我害怕历史会重演。如果你是卧底，我会请你出去。”

　　第二个周末，我们搞了一天户外拓展，第二天仍然是“做3C”。但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班做的“3C”居然为零个！这个可是该公司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按照课程的设计，户外拓展学员们都会很开心，“很有能量”，接下来马上去做“3C”应该很容易，但没想到我们居然一个新学员也没有“感召”到。

　　我们这种“抗拒的状态”让公司很不满意。副导师L先生最后要求我们每人必须在1周内做到1个“3C”，未做成者“下车”。我据理力争：“你以为我们只是在游戏，可我们实际是一个契约关系。事先我们的约定中根本不包括做3C，你也没有告知我们必须要做到3C才能上课，现在要赶我下车，我会将请律师到法院起诉！”由于我态度强硬，公司做出了让步，让我做出“宣言”后继续“锻炼”。

　　随着课程地深入，班上部分学员对做3C的认同度越来越高，甚至从中体验到了“崇高”和“满足”。再到后来，部分同学已经完全是“课程至上”。3个月内，每周学员们都要回公司开半天会。由于有些同学在外地，有些同学又经常出差，因此往往有人缺席。一个自认为锻炼得很好的同学对此很不满，批评其他同学“不配和我做死党”，并说“说好是来锻炼自己的‘无论如何’的心态的，哪怕是家里父母死了，也该先来开了会再说”。

　　而我的一个朋友在LP57。她告诉我：“有一天开会时，一个男学员意气风发很有成就感地对全班同学说‘今天为了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老婆都出走了，但我还是来了。’说完很感动地望着大家，仿佛自己很伟大。大家也热泪盈眶地大呼‘YES’。

　　到“毕业”时，我所在班共做成了20多个“3C”——“海星”们均是学员们的配偶、亲人、同事、同学和下属。有些“小女孩”为了完成任务，甚至不惜自己掏钱来发展“海星”。

　　3月4日，一位女学员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反对，4个女友也险些与她断绝关系；5月6日，都江堰的一位男学员被父亲打了一顿后关在家里，禁止他再去上课；6月1日是学员们必须出席的第3个周末，而有一女学员则提前4天就被男友“软禁”起来，手机也被砸坏。其男友也曾是一个LP，她就是其男友的“海星”，但后来其男友却渐渐认为这个课程有问题”禁止她再来上课。

　　6月3日，我们终于上完了最后一堂课。而X导师曾说的“新婚一样的感觉”并没有出现。整整三个周末，我们都在芙蓉古城的“皇城”楼上的小会议室里，搞主题为“感恩”的练习，内容仍然主要是“嘉许”、拥抱、关爱死党……此时，那些曾让我热泪盈眶的氛围早已感动不了我了。

　　小组长们

　  在这最后一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是专为小组长们准备的。

　　小组长们是课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甘愿占用自己的工作、生活时间花费高额成本来这里为公司免费打工——协助导师授课。在“领导锻炼”阶段，小组长的角色尤其重要，任务繁重：3个月内，每一周小组长们都要组织所有学员开会、负责收集“作业”并对每位学员进行3次“电话指导”。其中有几位小组长来自绵阳，他们平均每周要自驾车在绵阳和成都之间往返两次，花费不菲。

　　在仪式的进行过程中，小组长们被别人也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而这种“感动”正是支持他们“费钱费力打义工”的动力。他们每个人都对我们说了同一句话：“我体验到，付出真的是快乐的！死党们，我感召你们也回来做小组长吧！”

　　而紧接着，副导师L先生就开始给大家派发一个单子，要我和同学们“选择并承诺”在什么时候回公司当“义工”。而正是有了小组长们“接力式”的“无私奉献”，公司雇用的员工非常少，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这家年营业额近千万元的公司雇用的固定职员仅有数人。

　　上完课后，我又去了广州、香港对这一课程做深入采访。在专家的分析指点下，我对这门课程的起源、性质和社会影响、存在的隐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6月14日，我的调查报道见报了。仿佛一滴水滴入了油锅，我的电话天天被打爆。骂声、恨声、表扬声、感激声，充塞我的耳朵。

　　我告诉自己，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对这个课程的关注，我将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人们有自由接受各种思潮、理念的权利。作为一个记者，我能尽的义务仅仅是，把这个课程存在的缺陷和可能带来的危害尽可能全面地告诉公众，以作参考。

　　后记

　　对不起，我是卧底

　　发稿之前，我的心情很烦躁，莫名其妙地悲伤。我知道，稿子一出，我将失去这帮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我很心痛。那时，我突然想起了《无间道》中梁朝伟扮演的卧底。

　　“对不起，我是一个警察！”他说。

　　而我是一个记者。

　　我给“感召”我去上课的Z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电话接通后，我哭了许久才能出声。我说：“我知道这个课程是你们的信仰，这个课程在成都是靠你和X姐才发展起来的。你们信任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有帮助，才会引荐我去，我现在却要来毁灭这个课程，我就像在杀死你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本应该是同一类人，我真的不想伤害你们！”

　　Z却很平静：“既然你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既然你认为你是对的，那你就去做吧！有什么后果都是我应该承担的，我该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说：“我不是认为自己错。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为我将失去你们而心痛！”

　　Z说：“这件事没有对错，各自的信念和角色不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能给我打这样一个电话。我很感谢。”

　　最后我说：“我是一个记者！我真的别无选择！”

　　Z很尖锐地说：“不，亚玲，你不是别无选择，而是已经选择。”

　　我再也无话可说。这句话点了我的穴了，直刺我的心。是的，我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已经选择。作为一个记者，我有义务把这个课程存在的缺陷和可能带来的危害公诸于众。

　　挂了电话，我失声痛哭。我知道，从明天起，我和这帮朋友就已是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