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平:如何以善促善

　　主持人(朱健刚)：王老师的讲话让我很感动，平民慈善怎么做，他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一个案例。

　　下面有请王一平博士，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王一平：大家起立，跟身边的新朋友、老朋友握个手。

　　大会主席吩咐我要回应王司长，我不敢，因为王司长是慈善救灾的专家，要我回应相当于班门弄斧，我也不喜欢来回应王司长，因为他讲话字字珠玑、落地有声，你说要跟着他讲，相当于狗尾续貂了。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本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以善促善。

　　五月黄金周我在香港一个学院开办博士班，是讲基督教的，内地也有不少学者来参加这个班。我的题目是“天国人间”，怎么样可以把所谓的天堂拉到今天这个世界，天国人间里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孙中山把它翻译为“博爱”。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慈善”。一般内地学者，可能看到香港这本流行的杂志，，那一期的封面就是小甜甜，全世界最有钱的女首富，死了！她给家人的遗嘱是把她的身家，一千几百亿完全捐出来做慈善，内地学者看到这本刊物，就在学堂上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该媒体也报道上个星期在某市政府办了一个慈善的晚宴，邀请了600个重庆市的百万富翁，享受一个政府提供的晚宴，希望他们吃了之后能够捐款做慈善，吃就吃了，喝也喝了，到头来那一天晚上总共这600个百万富翁捐了3万块钱，平均一个人是捐50块。怎么会有这样丢脸的捐款？同时该媒体报道，香港还保持一个世界纪录第一，香港人的慈善捐款，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是全世界最高的，不单只是为了华东水灾，不是血溶于情，南亚的

海啸等等，我们也是世界第一的捐款。宣明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机构，在中国也是很活跃，宣明会的会长给我分析，全世界的宣明会两个国家(地区)捐款最高，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香港，但是按照人口比例来说，香港人捐给宣明会做慈善的是比美国人高了八倍，这是一个世界记录。为什么呢？在这个神学班，这些中国的学者就问是不是因为香港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很强烈，不是，因为按照比例来说不到10%的人口，而且小甜甜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她是最信风水的，一千几百亿全部捐出来，到底怎么会叫香港有这样慷慨之心、慈善为怀的呢？

　　我看主观性跟客观性都有几个理由。客观性的，就是环境性的，因为过去一百几十年来，香港是建造在三个M之上的。第一个M是做生意的，冒险的、投资的，要来谋大利的，做生意赚大钱，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香港相当的成功。第二个M是雇佣兵，因为要做生意，就用枪、就用炮、就用船，把中国的五个港口打开了，这些是雇佣兵，也是相当成功，因为把香港殖民化了一百年。第三个M是宣教士，宣教士也随着这些船、随着这些枪、随着这些炮来到香港，也是很成功，因为在过去一百年来香港总是一个难民集中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数以百万的难民是从中国大陆涌来香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越南的船民也是用香港做他们第一的登陆地，现在九十年代、2000年，有很多南亚的难民来到香港，难民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宣教士在过去一百年，在香港办学、开医院、送粮、赈医做的相当成功。任何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都是在宣教士下得到好处的，就算到了现在，宣教士大部分已经离开了，香港最好的医院、学校都带着一个圣，圣保罗等等，为什么？因为有基督教的背景和传统。

　　我太太家庭相当贫穷，她说我第一个接触外语的，不是接触英语，我是接触瑞典文的。我说你怎么在香港渔村里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接触瑞典文呢？原来从小每个月，她的父母都会到一个瑞典宣教士站用面粉袋把奶粉、衣服、饼干、粮食等等，用面包袋抬回到渔村，面包袋之后就变成了我太太的内衣、内裤，所以她从小就接触了瑞典文，因为这些东西是从瑞典捐赠过来的。

　　到了今天，香港的民间慈善活动非常活跃、非常蓬勃，也是办的非常精彩。我看香港的慈善事业有这几个起码的背景，可以办的这么成功。

　　第一，我们这些NGO跟政府、跟行政已经产生了一套长久的良好的行为模式，你要是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会给你登记登记登记，之后我就支持支持支持，大家都是有一个标准的，我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话，政府就是要全面的帮助我，来帮助政府，我们帮助政府、政府帮助我们，这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牢固的模式。

　　第二，我们这些NGO本身有前人的典范，以前来的给我们树下典范的，都是精英、都有有理想、都有破传统的，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离乡背井的，我们有这些人做我们的典范，所以在香港的NGO里，这个自律性是很高的，彼此之间的监督性也是很强的。自律、监督就好象王老师所说的，会带出诚信。

　　第三，NGO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竞争的，因为看到这个财富是有很多，同样这个苦难也是有很多，不需要来竞争。因此NGO彼此的关系是很正面的，无论你每年的预算是数以千万计，或者是几亿的，或者是我们只有几千几万的，不要紧，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

　　我看另外一点，第四点，NGO的成功，因为在品牌，在香港你说我是做NGO的，这是很清高的，大学教授是清高的，律师是抓银子的，医生马马虎虎的，做NGO的顶呱呱的，这个是品牌、这个是声誉，到了一定的地步王老师绝对是要拿薪水，我拿的，而且也拿的蛮高的，你既然要清高嘛，就要拿的高一些。

　　王颂汤：拿了再捐出来(笑)。

　　王一平：捐出来是我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拿的薪水跟大学教授是一样的，所以品牌、清高也很重要。

　　媒体不但是为我们发布信息，引发大众关注，推动发展，甚至香港媒体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慈善活动，媒体和NGO、跟政府，大家都是在一起来做慈善，变成这是一个社会公益，而不是一两个有钱人的责任，社会公益人人有份。

　　我们跟海外到目前来讲，还是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彼此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保持我们的高水平，我想这是香港特殊之处的优点，跟海外、西方有的来比、有的来谈、有的来学习，这是客观的。反而我要讲的，就算有这些客观的条件，每一次在电视上捐款，可能在一些香港普通老百姓，在普通屋村里，捐给东华三院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怎么会变成一个社会的习惯呢？为什么这个慈善会变成居民的一个常规呢？要做慈善、要捐钱是一个常规呢，今天早上我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给人家捐了两次了，但是我们是很开心的，我们这是喜欢给人打单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慈善喜悦呢，做慈善是一个乐事，这是怎么养成的呢？

　　我相信，或者是大家允许我的话，让我借一段西方文献里给称作爱的诗章，这是在任何西方婚礼里一定会背诵的，这是西方传统里爱的诗章，在任何主要、重要的场所里，特别是婚姻，一定是要背诵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自夸、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最后这一句是最著名的，在人的心里应该常常存在的，就是应该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要以善促善的话，在我们人的心里起码有这三个信，我们要对政府相信，我们对NGO要相信，我们对我们所捐出去的钱能够带出效果相信，我们对王老师有相信，我们对王司长有相信，我们有一个起码的相信，宁可相信好过怀疑，因为相信会教你快乐很多。

　　除了相信之外，盼望，中国一天会比一天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袖手旁观的，我是参与者，我盼望，我对中华民族有盼望，我对中国国家有盼望，我对中国的政府有盼望。很奇怪，就好象养孩子一样，你对孩子是没盼望他真的是没有盼望，你对孩子是有盼望的他会长进，其中最大的就是第三点“爱”。大家接受过爱也享受过爱，现在虽然很多还在困难当中，他们也想分享他们曾经接受过的爱、享受过的爱。

　　上个世纪全世界最有钱的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终于拿到了他的毕业文凭，三十年前给赶出去了，三十年后回来拿到了毕业文凭，他现在是做第二个革命，第一个是IT的革命，第二个他说是拯救生命的革命，他说要达到这个革命是需要财富的，要达到这个革命是需要创新，这是他在哈佛大学讲的，要达到这个革命是需要爱。

　　在中国、在香港以善促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谢谢。

　　主持人(朱健刚)：谢谢，非常精彩。

　　前面三位嘉宾做了演讲，非常棒。接下来转到对话的环节继续交流。

　　首先请问王振耀司长，刚才您听了另外两位嘉宾的发言，原来我们是邀请王司长演讲的，他说不，不能都只我讲，需要各方一起来交流，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不像是官员，而是一个学者，平等的交流问题。您讲到平民慈善，像王颂汤老师一样正在做一个平民慈善，用一个民间组织来做有组织的慈善，您对他所讲的内容有什么回应的吗？

　　王振耀：我觉得王颂汤会长的讲话，其实给我们奉献了一份平民慈善的实践。他作为一个退休人员，以一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这样一种精神，默默无闻的做了很大的慈善事业，钱不多，但是事情做的好，品质、质量做的是上乘的慈善项目，他向我们展示了平民慈善的丰富内涵、平民慈善的良好前景，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在评论王会长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到，要推进的，正像刚才王博士说的，希望他们领工资，希望他们有中等的工资，希望他们有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

　　主持人(朱健刚)：我听到但是这两个字，意义非常深远。

　　王颂汤：他们两位是专业的，我是半路出家的，所以没有法比。我的想法，到我这个年龄，抢时间做一点事情，最后有一天算帐的时候，尽可能给社会创造比自己消耗的东西多一点，这样也就心安理得了。

　　主持人(朱健刚)：王博士，刚才你说香港的经验非常棒，并不是大家都是基督徒才去做慈善，而是有一整套的制度、良好的互动、内心的品德做成。对于大陆的慈善组织，尤其是平民慈善组织，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一平：我看到这位王老师，有两个字，一个是可敬，一个是可怜。可敬，就是他终于可以投身在慈善事业上了，可怜的就是要到退休之后才能够做，因为做慈善真的是快乐无比的，最大的满足。在香港最大的慈善团企不是老人的，最大的慈善机构是香港青年协会，香港青年协会的领导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资助之下有超过25万的年青人投身来做义工，绝大多数的义工都是慈善性的义工，那你说越早开始做义工、越早开始慈善、越大满足、越大喜乐，对社会也是越大的感恩，也是越大的贡献。那你说几十万的年轻人来做慈善，怎么算薪水给他们呢，不是出薪水，而是给他们有这个学分，到了他们念大学、考大学的时候，大学很注重到底在过去，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单单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了社区、为了社会，也有所贡献。中文大学也是这样收学生的，这样就变成了他们的学分，不一定是学分，就是他们的奖分，在学业上你是A我也是A，但是我是帮助了穷人十三年了，你从来没有帮助过一个穷人，那你说校长要选那一个学生？

　　我看在座有很多年轻人，我最希望的就是有这几个年轻的跑出去说，好，我去找几个志同道合的神神经经的，我们开一个广州青年义工队。你开始就去找几个大学，我们开始有这个了，我们做这样的活动，以后学生来报名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看重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要等老人家来创办了，看看你们这些年轻人。

　　王振耀：我回应一下王博士的讲话。

　　王博士向我们展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种美好的，以善促善互动的机制、效果，以及历史溯源，实际上他从更宏观的一个层面上，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刚才他说的这些话，对我们很有触动，他特别用“可怜”两字，我相信对我们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对我，我们觉得都很有触动。为什么我们的一套机制，我们的一套文化，不能容忍年轻人将慈善事业作为一个职业，我们确实应该深思，能不能这样一种文化，最先在离香港最近的广东，率先的开始一种改变呢？

　　我们拭目以待，在北京我们等待着广东那一天有一个领中等工资，甚至领一点高工资也可以的慈善组织建起来。

　　主持人(朱健刚)：王司长对广东提出殷切的期望，我也想说广东在慈善组织职业化方面也走的比较前，受香港和澳门的影响，今天在座有没有中等收入、高等收入的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我想没有，可能都是低工资(笑)。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下面是互动交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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