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荣归十年论坛互动交流环节

　　现场提问1：

　　梁先生您好，我的问题可能有一点长。

　　现在香港电影也算是江河日下，在没有回归之前有几部电影，我自己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是跟回归题材比较有关系，就象是周星弛《赌圣》、李连杰《中南海保镖》等的，回归之后是不是缺乏了比较有冲突性的题材，在电影上没有发展的空间？

　　梁文道：

　　我觉得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牵涉到大陆和香港两地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矛盾也好，从来不是香港电影唯一的活力来源。比如说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但是97年之后香港与内地的题材电影也少了很多，再拍歧视内地人的电影他们敢吗？相反内地色彩的电影多了。我想这跟香港电影的衰落没有关系，香港电影的衰落不是题材的问题，而是工业、体制的问题，跟拍什么题材我觉得关系不大。

　　现场提问2：

　　前一段时间，王朔先生说谁靠谱谁不靠谱，他评论你是政治正确新左派，你怎么认为？

　　梁文道：

　　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话政治正确不正确呢？王朔每次看到我都说你太正确了、永远正确，我说你别这么说，我不是毛主席。王朔的想法，他所谓的正确，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觉得他很认同，或者很赞同我关于政治的言论而已，政治正确没有我们平常说的意思。

　　新左派，可能是这样，他可能觉得我常常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等等。我对这个想法是有保留的，在中国新左派或者自由派也好，这两个名号已经很模糊了，都偏离了某种原来的意义，而且像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前几年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大家会发现这种争很大程度是意气之争。我觉得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我真心这么觉得。我在南都写东西，就有人说我是自由派，我写国际评论又说你怎么样，其实这种区分可能很大程度是虚假的，我觉得中国知识界、知识分子，需要的不是这两个派别，广义的知识界、知识分子，要有群体的自我意识。第一是自我意识，知道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角色和位置。第二，这个意识还是群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群人，我们这个群体感，我们我们可能立场不一样，我对同一个问题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关心共同的问题，有共同的激情，对我们未来命运的关切，我们都在发挥知识分子该有的作用，可能意见不一样这没有关系。有时候派别之争到了一定程度，是牺牲这个群体，有些步骤邀请某些国家机器进入，其实是打破我们群体的认同，伤害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小圈子的问题，我有一些朋友不是常常见面，我在香港跟钱钢老师并不常见面，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广州有谁在做什么事情，我每次想到这个就会觉得很欣慰、很高兴，有很多我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我知道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做的具体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同一条道路上，我们要有群体的自我觉醒。这比什么新左派重要的太多太多。

　　六：现在香港人都拿特区护照了，而不去申请BFO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

　　现场提问3：

　　梁先生，您好，我来自中山大学。我关注您的主题是“香港荣归十年”，而不是香港回归十年。作为大多数港人来说，他们觉得最光荣、最荣耀的是什么？那么钱钢老师，大陆同胞我们觉得香港回归的十年，最荣耀、最光荣的是什么？

　　梁文道：

　　前两个月出了一条好玩的新闻，香港人是有两本护照的，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另外一本是BFO，就是英国海外属土公民护照，一本有中国国旗，一本有英国国旗。

　　中国特区护照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是特区护照，BFO不是英国护照，而是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97年之前，香港人一窝蜂申请英国那本，对中国护照没有什么信心，都喜欢那本。但是今年出来的新闻，现在在申请BFO的人数已经是跌到几百人，而且是外国人，香港人是不申请了。这个护照是十年期，BFO，97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现在香港人都拿特区护照了。

　　这是为什么呢？很多香港人都说当然是拿中国护照好，中国护照有几个好处。第一，中国大使馆这几年海外工作做的非常好，有一年香港旅行团在埃及出

车祸，有很多人拿BFO护照的，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不管他，打给中国大使馆，明明是BFO护照，但是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在南亚海啸的时候，中国驻外人员是那么多国，反应在当地是最快的，救援本国外侨效率是最高的，所以香港人觉得当中国人真好。而且今天搭飞机去欧洲、美国，在飞机上遇到恐怖分子劫机了，如果拿英国护照那多危险啊，中国国旗不一样，我们是朋友。　

　　主持人：

　　刚才梁先生说的对中国的看法，这十年没有变，荣归我们过去说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应该说97年回到祖国的香港，是一个法制相对比较完备、经济比较繁荣，而且社会秩序良好，有诸多先进性的香港。刚才梁先生有一点我很认同他所说的，我用我在香港四年的经历可以证明，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对于国家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极感兴趣，比如苹果日报可能立场怎么怎么，但是我注意到像杨利伟上天、奥运得金牌、大熊猫乐乐迎迎等等，都是苹果日报最大的头版。香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国家的荣誉他引以为荣，这很重要。

　　现场提问4：

　　梁先生您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去年梁先生在“网罗天下”说到非常忙，有一度很郁闷，请问平时怎么解除郁闷，怎么让自己获得积极的心态？

　　梁文道：

　　我会周期性的，像女人一样会郁闷，工作太忙、压力太大。真的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我有时候会做一点冥想，我忙到一个地步，用工作来解除工作的压力。我曾经有一天，两年前，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天，我在写稿，我在杂志上写陶渊明，我在写中国人崇拜隐士是怎么一回事，写了大概六千多字，写到下午终于写完了。从早上写到黄昏五六点，累到不行，怎么休息呢，就再写一篇稿，为香港明报写香港的政治问题，六千多字。写完了，累垮了，休息一下吧，怎么休息，换换心情，帮南都写一部电影吧，写完了，哎呀不行了，今天写了三篇了，一万多字了，活不下去了，太累了，休息一下，把苹果的书画也写完去算了。我通常是这样，转换一个工作来调节另外一个工作带来的压力和郁闷，往往结果就是越搞越郁闷，结果就有周期性的郁闷爆发。可能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周期出现了。

　　现场提问5：

　　梁先生您好，我去年在香港曾经找你签过名。钱钢老师我在去年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看过你的文章。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香港回归之后有几个事件比较特别，我联系在一起。你刚才提到教育学院的问题，有关学术自由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在2000年左右香港大学钟庭耀的调查。还有九铁兵变，找一个外国人当CEO。还有一直做的香港最具公信力的传媒，还是每年SCP排在首位，是一份英文报纸。为什么回归之后，香港出现特别的事情，或者是突发的事情，中国人不能解决，非得找一个外国人？

　　第二，大陆人对香港的理解和认识问题，像今天你有机会站在这里给我们演讲，比如说香港另外一个经常发表言论的，也是商业一台姓陶的那位先生就没有机会在这里给我们演讲。我们如果听他们的演讲，可能得到的那些结论和获得的资讯又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给南方都市报写评论的，文隽，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我们总是接触到香港当中一部分人的言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对香港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梁文道：

　　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对，你没有办法全面认识香港，很多来不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很困扰，因为我们曾经都有一种很自大的想法，在香港人，香港以前曾经是一个对近代中国来说，不光香港，香港和广东很重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我们能不能重新发挥这样的作用，不止是香港，还有整个广东。但是还是有难度，我们比别的地方大胆、言论自由，但是你在香港很自由上不来，广州可能好一些，很多言论可以通过网站出去。但是这个东西要大家慢慢的努力，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掌握南方中国进步传统。

　　你刚才说到香港是不是遇到什么事还是要找外国人，我是完全不统一的，恰恰相反，香港有很多外国人搞的公务机构都搞垮了、搞糟了，给人骂的很厉害。香港人没有你这种想法，香港人从来不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找外国人，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找中国人，没有这么一回事。香港很简单，有能者居之，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能力去做你就去做，至少主流社会，大家可以看到言论都是这样。我现在这是国际上现在很正常的，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你很多的私人企业，乃至于公务机构都是跨国级的聘用人才。东京、伦敦、纽约都有这样的情况，东京算是比较封闭，但是这几年也在改变，但是伦敦、纽约有很多重要的公务机构，都是聘请外国国籍的人。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或者自命国际大都会的城市或者国家，都不应该有这样的偏见。

　　我们常常说中国人能够当世卫组织总干事很光荣，但是如果有一天，金发白肤的人，比如说当中国银行的行长，我是瞎说啊，这也是中国的光荣，这表明我们中国已经开放自信到了一个相当程度了，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现象，对不对？

　　七：内地在熔化香港的商人文化.中国加入世贸后不是世界改变中国，而是中国改变香港

　　主持人：

　　我使用一个特权，问梁文道先生一个问题。我们在香港的时间比较短，不太容易从宏观的角度对香港做把握，看到的多半是细节。我也看到过这样的话，“上帝常常把真理放在细节里”，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我最近也写一篇关于香港的文章，“香港微观”，其中引述了梁文道先生两年前在香港大学的一篇演讲，关于香港的一个游行。我想我来引述，不如梁先生自己来演讲。

　　梁文道：

　　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温度非常高，平均温度达到了36度，游行单位居然还叫大家穿黑衣服，疯了大家都，而且好玩的是，出发的地方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装不上那么多人，可是每个人都想从那个地方出发，如果中途加入，可能算不到我的人头。那一天很多人挤着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所以那天就有这么一帮人，几千人挤在铜锣湾一条街上连续几小时，热、晒、站着，进不去，警察在前面有一条警戒线，这时游行队伍有一个人就跑出来了，拿起那个警戒线的绳子，穿过去，警察很紧张，以为要闹事了，群众终于耐不住要冒了，要起来了，赶快过去。

　　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干什么吗？他拿着一个喝完的可乐罐，这里有没有垃圾筒，我想过去丢垃圾。警察就傻了眼，他真的就丢了，丢完了垃圾就回去继续站，再站一个小时。香港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虽然不满、愤怒，气候很热、站了很久，到了那个关头，如果不守秩序，突破警察的警戒线，理由居然就是为了丢垃圾。

　　现场提问6：

　　文道先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中国人民曾经想把香港作为一个民主的镜子，但是普遍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怪物，我们今天不谈的，你也不用害怕。

　　我想谈的是香港回归十年，我们也没有赤化它，但是香港把我们商化，我看有的媒体说把有的地方商化了，有的地方的董事长、总经理，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评论？谢谢。

　　梁文道：

　　我不觉得香港有把内地商业化那么大的本事，当然香港对于内地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觉得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把内地城市丑化，早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盖了很多非常新颖很丑恶的建筑物，大多数是香港建筑师搞的，作为香港人我对大家感到很抱歉。

　　可是你说商业化这个东西，我觉得香港并没有把内地商化，恰恰相反，我觉得香港的商业文化并没有成功移植到内地来。反过来是内地在熔化香港的商人文化，这个话怎么说呢？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国际上有一种理论很流行，随着中国的崛起，当年还没有中国崛起的概念，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大家庭，跟国际上搞贸易，迟早中国会被国际改变，比如说国际通行的营商规划、营商游戏规则等你得跟。但是最近几年我发现不是世界改变中国，是中国改变世界，现在美国一些大学的MBA课程，跟中国搞贸易是最热门的科目。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个名校上课，各位同学到中国做生意，记得，列出来，这叫五粮液，这叫什么，介绍不同的酒名，各级干部的分工怎么样，市长是不管用的，都在讲这些。外国商人来这里，搞的这一套比我们自己还要狠，所以世界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世界。同样的道理，香港商人在香港，香港廉政公署要守法什么的。中国有很独特的营商文化，我不觉得今天的商业文化受香港的感染或者影响，我反而觉得中国独特的经商文化在改变大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八：民族主义没有问题，但发展成很强的认同焦虑感就是一种道德的目标，这是有问题的。

　　天涯：

　　我来自天涯社区，本次活动我们也在直播。

　　我找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网友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族主义对香港是利大还是弊大？

　　第二个问题，对香港的文化，梁先生认为哪些应该值得保留，那些要发扬光大，那些适当的放弃？香港应该走怎样的文化之路？

　　第三个问题，香港的商人与政治应该保持怎样的一致态度？李泽楷先生前一段时间曾经提过普选的问题。

　　梁文道：

　　三个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我尝试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关心的，香港人虽然我们刚才说了，钱老师也说的很对，我们香港人是很爱自己的祖国，文化上，国家的荣耀上认同我觉得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相对来讲，香港人比较没有现在在内地某些地方会见到的民族认同的焦虑感，很多人认为应该有焦虑感，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是焦虑感？焦虑感就是一种怀疑自己是谁，我觉得香港人不怀疑，但是内地人常常在怀疑。

　　我在写一篇文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很久了，这篇文章我自己的，而是我炒回来的。这篇题目的文章是“做中国人必须达到的…”，我已经累计到141个条件了。这是什么东西呢？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在网站，包括天涯社区找回来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比如说“是中国人的还能够容忍这样的事吗”等等，我整篇文章就是列出这样的话，全部是抄录的。今天做中国人是很累的，上网就可以看到做中国人很多事不能做、做中国人很多事要做、做中国人要有的素质等等，这就是很强的焦虑。我们把民族当做一个道德的判断，比如说山西的奴工事件，干这样的事还是中国人吗，美国人也不会干这样的事吗，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很认为当中国人是道德上很优秀的，道德上觉得当中国人是很了不起，人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认为日本人真惨没有当成中国人。这是一种焦虑，民族主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民族主义发展成很强的认同焦虑感，甚至认为这个民族身份就是一种道德的目标，这是有问题的。我们的道德目标很简单，比如说不要说谎，不要干这种坏事，不要伤天害理，你要当好人，这是一个人生道德目标，但是我们缺乏当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很奇怪。民族身份跟道德目标是没有关系的，中国人也是能干坏事的，而且有时候干的还不少，这才是一个问题，民族身份的焦虑感是一个问题。

　　关于香港文化的问题，我觉得太大了，值得尊重和保留的，比如刚才说到的法治，对秩序的尊重，还有专业伦理。专业伦理我觉得对香港来说非常重要，我最近这一期的南都周刊，我形容曾荫权就是打工仔，打工仔哲学真的不要小看，非典时香港也是闹的很厉害，03年的七一游行源头就是非典，97年之前香港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很虚假、很虚伪，97年之前的香港人是很讨厌的一帮人。03年大家才发现真正可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医生护士，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全病房的工作人员都累垮了，其他医院、病房的人赶过去支援，甚至有实习生排队登记。有医生本来在放大假在欧洲游玩，这时赶回来销假，你问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回答我要为人民牺牲等等，香港人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的一份工嘛”。“我平常人工那么高，为什么这么高，不就是要冒这个风险嘛，打工嘛。”到了生死关头的地步，对这个事件的理解还是我在打工，曾荫权开始那句话被大家笑，但是现在大家慢慢认同，“我会做好这份工”。北京见温总理，温总理一贯是语重心长的，然后曾荫权我们看到电视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再隔一天，看到胡锦涛了，我们就想他说什么呢，一跟胡锦涛握手，就说“我会做好这份工”。当特首、当医生、当护士，都是一份工，救死扶伤这些东西本身就包含在好医生的专业伦理的要求里，这是香港最值得保留的。

　　第三个问题，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李泽楷反而是一个小问题，香港商人从来是跟政治挂钩的，我记得最近看鲁平的访问，他很坦白说当年中英谈判，中方小组对香港的商界考虑的过多，而忽略了基层市民。当年甚至中央政府曾经想过要给商人买保险，政治保险，你想一想看，为他们考虑的很周到。今天能够选特首的八百人当中，其实主要还是商人，我想李泽楷还是一件小事，相比较而下。一向商界的势力都是很大的，董建华本身就是商人出身，你说李泽楷商人要干政就是很轻薄的话了，我们第一届特首就是商人出身嘛。　　

　　网易：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请两位分别回答爱不爱香港？第二，香港最吸引你们什么？第三，过去十年香港变化最大是什么之地方？

　　梁文道：

　　爱不爱香港，我当然爱香港，而且我很爱国，我爱国爱港。

　　接下来就是香港有什么最值得喜欢的地方，这就是我为什么爱香港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因。我不是从小就住在香港，我在香港出生，但是我四个月大就送到台湾，我在台湾住到十四五岁到台湾，我很喜欢台湾，台湾是我半个祖家，但是我更喜欢香港，因为香港启蒙了我，甚至拯救了我。我小时候在台湾受的教育，我在台湾跟我的外公住，我外公是老国民党，从小就唱他们的国旗国歌，从小就看到蒋介石，也看到他的照片忍不住就要树立，总统蒋公。小时候受那样的教育，对大陆的印象就是坏透了，小时候电视上看到毛匪、朱匪，都是这样的说法。我看不到鲁迅，看不到所有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因为那些都是投匪作家，后来我到了香港才发现我过去受的历史教育都是错误的，连地理教育都是错误的。我在1984年在台湾受的地理教育，国民政府离开大陆时第一大湖是洞庭湖，但是后来不是了，后来为什么坚持，因为凡是共匪坚持的资讯都是错误的。

　　我发现过去我给国民党搞了什么样的东西在脑子里，都是被骗的，我开始接触马克思就是那个时候，拼命看毛选，开始看过去不能看的书，我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哲学，我发现大陆领导人和台湾完全不一样，大陆领导人都是搞哲学的，看了朱德哲学思想选录，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哲学很特别，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哲学，到今天也有哲学，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符合伯拉图的思想，治国哲人王，中国做到了。

　　当时看马克思，那时太小看不懂，然后看共产党宣言，看了一大堆，当然要看鲁迅了，所有没有看到的都追了回来。为什么启蒙呢？并不是因为从此以后我就相信这边了，而是我发现原来没有一边可以信的，两边都是有局部的东西，不见或者是怎么样了。我从此以后对政治、对历史、对社会有了更自觉、透彻的反省，都是拜香港所赐，我在香港看到了两边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爱香港。这个地方启蒙了我，我对它有很强的责任感。

　　十年的变化，我觉得，基本格局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变的就是那种奇怪的社会气氛，其中一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爱国的氛围，爱国变成了一种口号，是各阶层说什么话都要先强调自己爱国，就象我刚才一样，我首先是爱国的，才能接下来说你要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奇怪，有一点扭曲的气氛。其他你说很大的变化，个别领域的变化，传媒领域，都是有变化，但是整体很关键的变化其实倒不存在。有一点很重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真的非常密切，密切到一个程度，经济的融合，不只自由行、CEPA，那么多国企，HDII在香港集资，这种关系越来越密切。香港人对一个具体国家的认识感也加强了，97年之前我想象，香港是不是有一天像纽约，纽约人会说自己是纽约人，但是他当然是美国人。我在纽约遇到一些纽约客，可能他不是生长在纽约，但是可能从西雅图或者其他的地方过来，他现在说自己是纽约人。我觉得香港将来就是这样，我在香港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说普通话，他跟我说是香港人，因为他在香港住久了。而我在长沙遇到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在长沙住久了，我问他是那里人，他跟我说广东话，但是他说他是长沙人。

　　主持人：

　　我非常爱香港，还有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先后请去接近一百位访问学人，无一不像我这样的爱香港。有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在香港中环快线站发现香港的交通无缝连接这么好，他跟我分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钱兄啊，资本主义就是这么好。

　　为什么爱香港？就是我在香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看不到的西方事物，同时在香港看到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的中国传统事物。这十年里香港的价值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人所理解或者认识，从简单的自由行到比较深入的学者的访问。

　　九：英国人赐给香港人民主自由，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是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自己争取回来的

　　奥一网：

　　梁先生您好，我们是奥一网的，现在在网络上有三个观点，吵起来了。其中一个为被殖民叫好，网友说因为英国统治香港发展的很好，很繁荣，市场经济、法治、自由等都是拜英国所赐。还有人认为这是卖国、是奴才，因为这些都是强加的。第三个是比较中立的，不管殖民不殖民，我们先说大唐盛世，这是正宗的汉民族创造的，蒙古人打通了欧亚大陆，用的也是暴力，殖民主义应该理解为杂交，而杂交是最好的。你们怎么看？

　　梁文道：

　　什么是殖民，殖民会造成什么东西，先回答第二个观点，再好的东西如果被强加就不好了，这一点我倒不是很赞成，如果有人强迫我要民主自由，我会觉得还不错。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政府突然逼迫我们，大家要选择，你要选市长。我坚持的说不要吧，我不想选市长，你给我市委书记就行了。我想殖民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体制，我刚才说了，英国人赐给香港人民主自由，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是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自己争取回来的。很多香港历史上的东西都被模糊掉，1925年曾经发动过省港大罢工，因为上海五卅惨案，香港工人响应爱国罢工运动，多浩大，几天香港就变成了死城，瘫痪了，16个月的罢工。广州市民也是热烈的支援，16个月这帮人不在香港打工，来到广东吃什么，当时广州人民和广东国民军政府也支持这些香港的工人。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件。

　　当时这些工人给港英政府开出的复工条件都跟反殖去殖有关，都跟争取工人权益有关系。可是这16个月的罢工是颓然结束，因为国民政府要北伐了，不能跟英国政府的关系搞的太不好，就跟这些人说不罢工了，莫名其妙就散了。回去之后英国人当然一项条件都不用答应了，反而当时是一些跟随英国人，帮英国人的人，都得到了好处。比如说有香港的华商就能够进入马会，拿到会员资格，有的进入了行政议会，有的当了立法议员。后来我看到一个97年的香港百年纪录片，说当年的罢工使多少人进入马会拿到会员资格，其实这些是英国人犒赏他们，他们是镇压工人罢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争取回来的，不是英国人的恩赐。　　

　　主持人：

　　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到此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向梁文道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完)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