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通胀：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

    由猪肉开始，2007年以来的物价快速上涨，是1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钱不值钱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恐慌，对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恐慌，正在形成。

　　因为收入的差异，中国人正经历着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人群收入低下，因此饱受消费品价格上涨之苦，对他们来说，2007年的通胀属于消费品短缺型通胀。而另一个人群对肉价并不敏感，困扰他们的是投资渠道短缺导致的货币贬值；2007年的通胀对他们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可以抵销货币贬值的手段极其匮乏。央行今年已经四度加息，但

存款利率被急速上升的通胀指数远远甩在背后；巨量的人民币挟带罕见的热情，涌入了房市和股市。越来越多的钱在追逐房产和

股票，导致后者价格虽屡经调控仍坚定上升。大城市里动辄创新高的房价，沪市轻而易举突破5000点大关，已经成了另一种通胀的表达式。

　　猪肉价格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可以想见，恢复供应的前景相当乐观。实际上，在产能充足的今天，任何消费品短缺型通胀都难以持久；但是，解决另一种通胀却前路漫漫。(汪 伟)

　　中国式通胀

　　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这就是中国式通货膨胀下的现实。

　　撰稿／汪 伟(记者)

　　讨论2007年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猪肉上，或者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猪肉的供求关系上，或者只是把目标锁定在逐月刷新的CPI上，都很可能模糊了这次物价上涨的焦点。

　　这一次物价上涨甚至不是由猪肉领跑的。违背了你的生活常识？你要么是忘记了2006年下半年的食用油、粮食和鸡蛋涨价的幅度超过了猪肉，要么是食物涨价总体而言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带着一份附有抵押标志的房产证，生活在2003年后购置的新房子里，很多幸福的人已经忘记了曾经在日新月异的房价面前濒临崩溃的绝望。那时候，他们何尝为猪肉的价格感到过愤怒？

　　遗忘使人幸福；心理医生常常建议我们，不要太关注那些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包括金钱本身；因为幸福从来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所以，忘掉去年的物价，可以保持心理健康，保证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可惜，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东西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猪肉、大米、面粉、鸡蛋、食用油、三口之家的年夜饭；T恤衫、裙子、皮鞋，一件谈不上奢侈的首饰；一辆经济型汽车和它消耗的汽油；你的房子和基金；退休在家的父母每天在关注的一点股票——这些东西和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我们或许应该忘掉它们的价格，但是，必须承认，这很难做到。

　　或许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个物价快速上涨的时期，人们的幸福感普遍比较低：我们变得对价格十分敏感，记忆力比物价平稳的时期更加发达。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肉价很难不让人想起三年前的房价，和两年前的股票价格，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我们甚至还会想到衡量这些商品的标准本身，那些可贵的、来之不易的但是轻飘飘的货币。“钱”不像一年前那么“值钱”了。为什么？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里。CPI，经济学家称之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这种绕口的说法根本不会在大多数人的嘴里出现，但是，报纸却常拿它们来衡量居民的幸福。为什么会这样？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急于知道，通货膨胀(这个词似乎不需要解释)到底是不是已经降临？我们该怎样应对？怎样让我们的资产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免于缩水？

　　猪肉涨价到何时

　　“猪会飞”，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讨论中国的猪肉价格时说，“但不会一直飞下去。”

　　2007年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陕西调研，目的地是陕西兴平市西吴镇散区村。据报道，总理一下飞机，就直奔这个生猪养殖专业村，和村里养猪的农民探讨了养猪的问题。

　　几天后，《经济学人》报道了温家宝总理的行踪。文章的标题是“金猪年的猪肉”，在讨论了中国生猪养殖中的疫病对价格的作用后，作者认为，中国猪肉价格上涨是周期性的。

　　发改委、央行、统计局、商务部、农业部……和猪肉或者价格扯得上边的政府部门，都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分析报告；经济学家和媒体也都在分析原因——猪肉涨价受到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疫病造成供应短缺以及周期性涨价：所有的分析与《经济学人》的文章大同小异。前者(供求关系)决定了一般商品的价格；后者(周期性)道出了生猪养殖的特殊规律(生产周期长)。到2007年7月，鲜冻猪肉价格较一年前上升了89.2%，几乎翻了一倍。

　　解决方法很有限。在肉价在城市里造成不安之前，疫病对乡村养猪业的打击更加沉重。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取得了让人惊奇的成就，但中国人吃的猪肉，大多数还来自成千上万个非专业的猪圈。这些猪圈大多位于农舍近旁，里面养着的猪大多数不超过10头——这种养殖格局一千年来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却和1000年不可同日而语。当分散和传统的农户碰上“现代化”的“猪瘟”，一般都缺乏必要的知识与之抗衡；即使当地幸运地拥有一个勤勉的兽医，开着摩托车来往于令人眼花目眩的猪圈，农民还要考虑防治疾病的成本。谁知道卖一头猪能赚多少钱呢？

　　2005年下半年，因为大范围整治私宰，农民卖猪难，肉价在2006年第二季度跌入谷底，养猪不仅不赔钱，反而要亏本。农民大量减少了生猪存栏数，部分导致了一年后肉价的高涨；但即使到今天，养一头猪的收益对非专业的养殖户来说也未必有太大的吸引力。须知，一头猪从出生到上市的周期长达13个月，这期间必须承担疫病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大疫之年，经常有人把存栏的猪不论大小、包括母猪在内统统“赶尽杀绝”，以降低可能的损失。平常的年景，因为饲料越来越贵，利润越来越低，养猪对农民也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如果不能降低养猪的成本，提高养猪的利润，猪肉的短缺似乎难以避免，并且有从周期性短缺变成长期短缺的可能。

　　然而，中国的消费者需要廉价的猪肉。眼下肉价之高，已经超过了一些人的心理预期。鼓吹过“不买房运动”的深圳人，现在又开始鼓吹“不吃肉运动”，号召市民三个月不吃肉，来表达对猪肉持续涨价的不满。很难说清，这种呼吁是认真的，还是当地特有的无厘头精神在发酵。和他们相比，上海的经济学人士是一板一眼的。5月20日是周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想和朋友会餐，原先拟定的菜谱里有红烧肉，但是发现肉价奇贵之后，他把这道菜改成了啤酒鸡。他因此得出结论说，肉价上涨的势头很难持续，因为猪肉并非不可或缺的产品，我们对猪肉的需求是可以被替代的。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人均消费猪肉最多的国家，消费猪肉的冠军属于喜欢腊肠的德国人。但猪肉对中国物价指数的影响却要远远大于在德国。因此《经济学人》预计，猪肉价格上涨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动中国通胀率。该杂志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国家总理必须亲临猪圈，与养殖户谈猪论市。

　　肉价不仅与吃不吃肉和吃多少肉有关。如果肉价持续推动物价指数，就会引发通胀预期和恐慌。显然，这才是政府真正担心的事情。

　　而在此前数年，中国的物价连续多年保持着稳中有降的态势。政府一直将促进内需和鼓励消费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诉求。直到2005年，物价才开始掉头回升。但回升的幅度平稳，因此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几个大城市里的房产价格已经开始进入快速上涨的通道，通宵排队的买房人和售楼处一日数变的价格，让人叹为观止，但2005年的肉价不升反降。没有人知道，楼市的上涨以及股市的触底反弹，与自己的菜篮子有什么关系。

　　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上升开始让低收入的城市居民感到不安；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一些超市出现了抢购大米的现象，超市不得不限制每人每次购米的数量。到2007年下半年，超市里终于出现了抢购低价猪肉的景象。

　　猪肉不仅仅和营养学有关，所以，肉价问题的严重程度显然超出了上海的经济学人士的预期。在视察陕西考察肉价两个月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如何促进养猪和稳定猪肉供应。几天之后的8月5日，温家宝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的陪同下，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询问的内容仍然是肉价。

　　猪肉价格不断上涨，调动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多。已经出台和可能出台的政策包括补贴生猪养殖户、给母猪上政策性保险、部分疫病免费防治、补贴因疫病捕杀生猪等等；而早在5月，猪肉供应吃紧的时候，商务部就表示，可能动用国家储备肉来满足市场对猪肉的需求。到8月13日，国务院又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地方政府必须保证猪肉不能断档，否则将追究行政领导的责任。

　　这份通知说，近期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明显上涨，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而副食品生产、供应和价格影响物价总水平，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要求各地和各部门一把手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予以重视、部署和落实，并且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尽管很多人认为，根据市场规律，到今年10月份，随着去年年底补栏的生猪陆续上市，猪肉价格将会见顶回落，但这份通知语气严厉地提到，粮价和肉价上涨，除了与市场供求关系相关，还与“少数经营者趁机合谋涨价、哄抬价格等现象”有关，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整治这种现象。

　　会不会全面涨价？

　　其实，对涨价活动的整治已经开始，并且带来了大范围和长时间的争吵。6月16日，兰州一些牛肉面馆纷纷涨价，当地的物价局对此进行了干预，认为事属串通涨价，涉嫌违法。

　　物价局的干预得到了兰州市民的拥护，但是在经济学界受到了质疑。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士很难相信在牛肉面这种充分竞争的行业里会出现“串通涨价”。但是国家物价局也出面为物价部门背书。牛肉面馆的老板则开始喊冤，他们提出来的涨价理由听起来是成立的，因为面粉和油都已经涨了价，政府没有理由要求让他们独自承担原料涨价的后果。

　　日光底下无新事。这句民谚用在物价快速上涨时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不久，上海的豆制品协会也宣布，豆腐、豆浆和豆腐皮都要涨价。上海豆制品协会和兰州的拉面馆一样，受到了政府部门的警告；但是价格到底涨了，涨价导致部分豆腐滞销，有报纸说，这是涨价企业受到了市场“报复”。

　　这场“戏剧”尚未演罢，新的剧目又上场了。这次的主角变成了方便面协会。一个名为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行业组织多次协调业内的产品价格，并且达成一致，于7月26日开始，市面上的方便面大多提价20%到40%。方便面涨价直接导致了国家发改委的干预，8月16日，发改委认为方便面企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同日，一些方便面价格突然下调，“价格联盟”宣告瓦解——这是政府“有形的手”干预的结果吗？有可能。但很多人更加倾向于认为，这个结果完全是可以预计的；因为这是市场的“无形之手”——竞争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关于涨价的争吵使涨价效应放大了，加重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前景的担心。到2007年7月，和政府一样，普通人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担心的是货币贬值、所有商品价格全部上涨的情形。

　　这种担心和经济学家提供的物价上涨模式是一致的。对2007年来的物价上涨，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肉价带动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带动CPI上涨”，而中央政府正严令各部门注意防止涨价效应扩散，导致“全面涨价”。

　　CPI谜局

　　所有的讨论都频频引用中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上月CPI数据的时候，总会受到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2007年3月的CPI突破了年初预定的全年平均3%的增幅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所谓CPI，是指根据八类商品的价格计算出来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情况。这八类商品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基本涵盖了居民生活中所消费商品种类；对这些商品价格的监控即可反映一时一地的物价变动情况。

　　多年以来，中国的CPI上涨幅度始终保持在3%之内，中央政府也将3%定为今年内可以接受的CPI增幅。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央政府对2007年的通货膨胀突然加剧的情况缺乏准确判断，其次，政府认为，高于3%的CPI增幅与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并不一致。

　　2007年3月，CPI数据涨幅达到3.3%，5月涨幅达到3.4%，6月涨幅突破4%，达到4.4%，是33个月以来的新高。经济学界首先调整了预期，认为全年CPI涨幅很难保持3%的预期水平。6月份的数据加剧了中国经济正在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判断。

　　熟悉宏观经济语汇的人知道，“经济过热”在中国的政策语境里，往往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思路里，已经在考虑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对经济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政策性调控。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否认中国经济过热，也否认物价将会全面上涨，用他的话说，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由食品推动，而且是由供应短缺而非需求加大造成的。

　　这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意见。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说，按照所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核心CPI，也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衡量，今年1月至6月我国核心CPI仅增长了0.9%，远远够不上什么通货膨胀。

　　之所以要在CPI里扣除掉食品和能源，是因为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容易出现异常波动(如粮食生产受到气候或原油价格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可能歪曲一时一地的价格的真实面貌。

　　与CPI一样，核心CPI的确是衡量物价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在衡量中国眼下的物价状况时，撇开高涨的CPI不谈，只谈涨势平稳的核心CPI是否恰当呢？

　　至少有人认为不恰当。在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看来，食品、交通、房租和教育价格的上涨正使城市里最贫困的群体受到沉重的打击。根据核心CPI还很平稳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就会无视继续高涨的食品价格，使这一部分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汪丁丁说，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正在将自己的储蓄及时转移到房产和股市上去，显然，这一轮物价上涨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进一步嘲讽了中国CPI体系的落后。他认为，现行CPI体系无从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因为住房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被低估了。

　　八大类商品对总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一个工业化和汽车普及的社会里，能源价格变化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而在农业社会中，食品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每个国家的CPI体系都根据每类商品对总消费价格的影响力，事先设定了它们在CPI中的权重。在美国CPI体系，食品、饮料和能源消费的权重为18.6%，居住类商品在美国CPI的权重为42%，而在中国，食品的权重达到34%，住房的权重却只有13%。

　　注意：住房价格只包括租房和装修价格，房价本身并不包括在内。

　　因为CPI体系的设置，食品价格的风吹草动在中国的CPI数据中表现非常明显，而房价虽然多年来经历了数轮暴涨，对CPI数据的影响为零。

　　由于CPI数据不反映房价变化，而中国式CPI进一步低估了住房价格的权重，易宪容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式通货膨胀也相应地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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