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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的追问与追忆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9日14:14 新民周刊
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检验的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会伴随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下降。 撰稿／张 军 这些日子，主副食品物价上涨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在坊间传了开来。传言就是这样神秘和魔幻，没有人知道涨价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为什么要涨价，但都相信要涨价并跟着涨起价来。主副食品的价格就这样在全国各地涨上去了。有人说，中国正在遭遇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几乎是15年来的首次通货膨胀。 对于已习惯于从投资需求膨胀来解释物价上涨的经济学家而言，的确是很难理解副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的。从2003年以来，尽管投资需求很旺盛，但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并没有发生异常的剧烈波动，经济中也没有生成明显的瓶颈。这些年来，偏紧的货币政策也始终没有放松的迹象。何来涨价的道理？ 但是副食品的价格还是在我们不明真相的过程中涨上去了。中国作为一个粮食自给率这么高的大国，很难相信，副食品涨价是因为国际粮食的价格波动引起的。另一方面，这次副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看起来几乎与投资需求的变化也搭不上边，与我们经济中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繁荣没有什么因果关系。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猜测是，它很可能与消费需求的变化会有关系，尽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来观察。主副食品的涨价要是可以持续，不管它的导火线是什么，它总是要有需求方的变动为基础才是可能的。在主副食品的市场上，正在发生变局的很可能就是消费需求。对主副食品的需求变化反映的应该是普通百姓的最低收入的变化。而这个收入的变化也许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视野，但很可能已经显现效果。其原因也不难找到。这归因于政府几年来对解决中国大多数低收入者，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的收入政策和再分配政策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直接的效应当然是首先扩大对副食品的消费需求，由此引起价格上的反应。 追忆 过去这么多年来，基本消费品的涨价从未成为全局现象，因而我们也不太关注发生在消费领域的价格变动。今天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知识”几乎只局限在投资需求的膨胀和生产资料的涨价上，习惯于用投资膨胀来诊断中国的通货膨胀，而忘记了20年前通货膨胀实际上由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政策引起的事实。改革30年来，其实只有1992年的通货膨胀是第一次主要由投资需求严重膨胀而引起的。 回忆起来，1984-1986年以及1987-1988年的两次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通货膨胀都出于同一个因素：工资增长太快，超出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引起了消费需求的过快膨胀。 1984年正是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大三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中国的经济学家在那段时间里讨论最多的话题的确就是消费品价格的膨胀。在当时看来并用当时的语言来说，通货膨胀的发生归咎于“消费基金膨胀”，新生代经济学人把这个现象在概念上创造性地定义为“国民收入的超分配”。研究消费基金膨胀的形成机制和“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引发了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不仅《经济研究》杂志上不断发表从消费和工资上涨的逻辑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大量理论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响甚大的大型调查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专门对消费基金(主要指工资和奖金)的膨胀做了调查。 调查发现，在改革以后，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资增长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局面迅速蔓延。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的大型调查获得了1984-1985年间工资上涨和消费膨胀的实际信息。而且根据这一调查报告，“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我们调查的城市消费基金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建国以来罕见的。1985年，三块消费基金还将比去年再增加800亿元。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基金的全面膨胀”。 在1984-1985年间，经济学家之间对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要不要实行严厉紧缩政策存在着激烈的辩论。1985年2月初经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召开了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数月内并未见效，宏观形势继续朝膨胀方向发展，经济学家针对通货膨胀的辩论也并未停止。这个特定的时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发起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目的就是希望听取国外经济学家对宏观管理的经验介绍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建议，但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这个会议的声音和结论能真正影响对于是否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正犹豫不决的政府。 按照吴敬琏先生的判断，“巴山轮会议”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吴敬琏先生还透露，会议上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的发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托宾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三紧”的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紧接着，在“巴山轮会议”之后，198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1986-1990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这算是1984-1985年宏观经济政策辩论和“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巴山轮会议”对中央的决策可能产生了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以及如何实施宏观治理的政策。会议上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需求。用托宾的话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何治理过度的消费需求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地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谓“双紧方针”)。但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和中央银行的职能等技术性的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改革建议。此外，会议上特别针对收入分配的政策进行了研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工资上涨和消费基金的膨胀蔓延正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托宾说过，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 那么，怎么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呢？在“巴山轮会议”上，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单纯使用经济手段难以保障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确关系，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托宾也主张，中国政府不能马上放弃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议把目前由银行监督工资总额发放的办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时工资水平的办法。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使用的对超额发放的工资实行征税的政策应该严格执行。但是，总体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由于工会组织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资过快增长的经验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把工资与物价挂起钩来，这种“收入指数化”的主张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同。 从1985年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以及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的发展速度显然大大低估了。在理论上也很少涉及这些方面的讨论。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中最终解决掉的。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追问 1988年再度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也是再分配政策的一个结果，只是当时的改革重点主要是推行国有企业的利润承包制。承包制调动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但同时让企业占有了更多的利润，进而发生了收入的“超分配”。与1985年一样，消费物价的上涨压力不断积累都是因为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消费支出的膨胀和消费品的涨价。 本来，在本次副食品价格显著上涨之前的几年间，关于中国是否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猜测一直没有中断过。原因是，从2003年开始，经济中出现了投资加速增长的局面。从1994-2003年的这10年，中国的物价指数一直处于稳定状态。1998年之后的几年，物价指数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之后大约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投资再度升温，宏观经济进入了再度繁荣的时期。到2003年，过热态势就已经形成，出现了以房地产投资拉动起来的过大的信贷需求，造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紧张与涨价。但到了2005年初，这个以投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苗头被严厉的货币政策和行政性调控的组合拳给抑制住了。 不过，沉寂多年的股市却从此开始活跃并迅速进入了持续的牛市。于是，经济学家从2003年的经济过热以及2005年开始的股市繁荣中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正在经受资金过于充沛的威胁。这是改革30年来头一次被我们认识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的现象。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甚至到90年代中期，资金紧张始终是我们经济中的最大制约。由于经济中始终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透支或者货币的增发往往不得已而为之，助推了多次的通货膨胀的形成。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经济中影响物价变动的基本因素与上世纪80年代早已不同。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的普遍短缺已经不存在。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也大大改善。虽然与过去一样，投资因素还非常活跃，但是今天的投资活动与20年前相比显然更受市场和盈利的驱使，再加上治理投资的手段更加多样和有效，1992年那样的投资失控也不可能重演。由于经济的市场化和劳动力的流动加速，工资的过快增长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根本不可能再度发生。因此，今天的主副食品的涨价不过是改善收入分配过程中所上演的一幕市场均衡的再调整罢了。 频繁的通货膨胀和收放循环的那一段经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个现象留给经济学家的却是一个理论创造的机会。我们知道了很多那个阶段的故事，包括“提前翻番”，也包括工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我们也比较认同“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检验的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会伴随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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