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时代的数据”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9日14:14 新民周刊

    在易宪容看来,通货膨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CPI数据现在看起来还这么低,关键是CPI的统计数据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权重第一的居住价格。

  按照统计部门的解释,国际惯例居民住房购买是投资,因此中国的住房价格不能够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社会各界对此质疑由来已久,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经理万晓西曾指出,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他在自己的研究报告开篇别出心裁地引用了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我曾经以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他认为两者的“味儿”是相似的。

  易宪容表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拉动内需时,房地产是消费;计算CPI时,房地产却变成了投资。

  “欧美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了几百年,一手房市场占的比重很低,只有15%-20%,中国房地产情况则相反,一手房市场85%以上,

二手房市场交易不足15%。此外,这几年房地产投资炒作盛行,但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买房有多少人是投资,大部分还是自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与他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差异,用所谓的国际惯例来套中国,很容易把通货膨胀的实事掩盖起来。”

  温桂芳笑言,也许统计部门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居民实际消费模式的变化,分别采用两套统计方法。这样物价水平是高还是不高,到底有没有通胀,就一目了然了。

  易宪容进一步指出,即使按照现有的CPI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算的房租也低得离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个人的住房消费是指当住房用于居民居住时,租住的租金计入承租人的消费支出,自住的比照相应市场租金价格,以虚拟房租形式计入房屋所有人的最终消费。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居住类消费只有909元,一个月平均80元不到。北京北五环附近的农村房,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是200元,再远一点的150元,还不算水电费等等。”在居住类上,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的权重为42%以上,中国只有13%。有人将滞后的CPI戏称为“农耕时代的数据”。

  易宪容认为:“CPI基础统计标准制定于20多年前,那时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主要由国家承担,食品的权重占得高无可厚非。但随着各项改革的开展,原来由国家承担的均主要转由居民个人承担,CPI权重的调整却微乎其微,严重滞后于现实生活。如果真的把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模式全部按照实际情况来反映,CPI还是5.6%吗?加拿大有一位经济学家按照加拿大的指标体系,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把权重调整后作了计算,中国的CPI是6.8%。”

  温桂芳也认为:“现在媒体也有点误导,把矛头都引到农产品上了。食品价格确实增加了居民家庭支出,但不能因为这个掩盖了医疗、教育、住房的问题。‘三座大山’一年给居民增加的负担有多少,粮食涨价一年给居民增加的负担有多少?”他还认为,CPI统计数据不能只计平均数,还应该分不同的类别、行业、地区。据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署按照分层的概念,编制了甲、乙、丙、综合四类消费物价指数,以此反映当地物价水平的通胀或紧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

  央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也指出,“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魏贵祥解释道:“生活压力的增加很大部分是物价指数之外的原因造成的。动辄数万元、十几万元的‘择校费’,名目繁多的钢琴班、芭蕾班、奥赛班、英语口语班,肯定会给普通家庭带来巨大的支出压力。而这些名目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不能通过正常采价渠道取得价格,不能同质可比,因此不能纳入物价指数的计算。

  医疗方面,当前物价指数反映出的药品价格是下降的,特别是西药,因为政府一直在降低药品的价格。但如果增加了用药种类,提高了用药档次,或开大处方、用进口设施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有些降价药品从医生处方上消失等等因素,都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这些都是物价指数统计之外的问题,在物价统计中是看不出来的。”

  一位观察人士指出:“该统计思路的前提是假定社会是一个理想模型,人人按照法律、法规行事。这样的CPI事实上没有反应出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更像是真空实验室里模拟出来的艺术品。”

  加息是唯一之路?

  专家们指出,如果以失真的CPI作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参照系,有可能对中央决策做出误导。

  温桂芳认为:“既要高度重视当前的食品物价问题,但不应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真正需要重视的还是‘三座大山’的问题。粮食和猪肉涨价对农民增加收入和激励农民增加生产十分有利,没有必要运用行政措施对物价进行打压。目前群众一听到涨价就受不了,主要是我国资源价格长期以来就处于低水平状态,‘吃便宜的东西吃惯了’。”

  除了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猪肉、食用油等商品价格也在上涨,煤、电、汽、水等几乎所有消费品都在上涨。温教授说:“煤电水汽都在涨价,的确给人们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物价在全面上涨。但我们不能就价格论价格,更要关注物价之外的一些因素,尤其是那些利润已经很高的行业和企业的涨价呼声。不能企业说成本高就要涨价。政府应该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理清价格与成本、价格与利润、价格与市场的关系,弄清楚是不是有必要涨价。否则今年CPI将有可能承载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之重,迫不得已继续推高。”

  东方证券的张扬认为:“今年一季度的CPI上涨来自于食品价格的年初异动,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动力不足,利率调升的目的并不来源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而低利率环境和流动性过剩确实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表面上升值,实际上是贬值。高增长、低利率的环境造成我们银行信贷过多,货币发行泛滥。银行贷款发出去,会有一个货币乘速效应。如果发行3万亿,乘数是5,那就是放出了15万亿的货币。此外还有外汇储备和一些政府的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易宪容分析道。

  李慧勇也表示:“货币供给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通胀压力。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GDP规模与1997年相比增长1.4倍,M2增长了3.4倍,M2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两倍多。M2/GDP2006年这一比率为160%,比1997年提高了40个百分点,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我国目前结售汇制度很难有根本性改变,每年的外汇储备仍将转变为基础货币投放,这将使货币过剩的程度进一步增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经济师腾泰则关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国际背景。

  “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是美国以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对外负债为特征过度发行美元,日本以低利率拆出货币为特征输出过剩的信用货币。美元的泛滥和日元的信用输出是造成全球货币过剩的主要原因。面对不可改变的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现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由于缺乏足够的弹性,就不断把美元和日元的流动性过剩转变为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1357 亿美元,中国央行为购买这些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商业银行通过购买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把它们变成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人民币活期存款)。腾泰预计2007年人民银行行为购买更多外币所被迫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有可能达到3万亿元,由此造成M1的迅速增长。”

  李慧勇认为:“由于我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是货币供给过多、需求增加趋快,成本上涨过快、国际价格影响等各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因此很难依赖单一的政策工具达到防反通胀的目的。我们预计政府防反通胀的政策措施将至少包括升息、升值、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流过多的流动性等四个方面。”

  易宪容说:“通胀在中国已经开始,中央政府对此决不侥幸地等闲视之,而是要采取有效货币政策来化解其风险。我国没有日本相应的法律制度、土地私有制、信用制度,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催生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摧毁中国的经济,甚至比日本1988年的经济危机更严重。”

  他认为化解中国式通货膨胀基本的途径就是从低利率政策入手,让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极大泡沫平稳过渡。

  从2004年至今,央行已经累计6次加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专家认为,在目前外汇管制不是太有效、热钱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加息只能导致国际热钱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继续流入中国,令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雪上加霜,过去的半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耐不住寂寞的各项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就像大象身上的虱子,不停地咬啊咬,大象却没有丝毫的感觉。再继续按着‘格林斯潘式的小动作’(谁规定每次加息只能大约1/4点?)咬下去,货币政策本身就危险了——殊不知这种小幅调控不但不能够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会在真正的危机来临前耗尽珍贵的货币政策资源。”腾泰表示。

  易宪容认为:“在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央行加息不仅要加大利力度,也要加快加息的频率。美国是加到4.5%以后才有反应,按照目前的方式,我们至少还要调11次。我相信今年还会再加息两三次。”此外,他还强调要运用“组合拳”,在加息同时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

  中央政府一直在打击囤地、捂盘,但收效甚微。日前地产股的上市公司报表暴露了一切。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些圈地的人,是看好未来3到5年。比如5年分期开发,一年地价涨20%就能回本,有些公司手中圈的地10年都用不完。

  易宪容表示:“房产商囤地没有关系,问题是政府把地拍卖了,房产商有没有把土地出让金付清。这里面有很多暗箱操作。如果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把没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或者让房产商把钱全部付清,贷款利息再加上去,谁还敢囤地?

房价马上会降下来。”

  但温桂芳认为,商品房市场已经高度市场化了,政府不应该去调控商品房的价格,而应该将理念转变到必须要保障低收入者和为公众服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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