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新区的使命

　　改革开放又一次把天津推向新的历史机遇期，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格局需要天津出马。对于中国金融的未来而言，天津正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

　　在广东、上海两相辉映、风光无限的时候，在天津被人贬损、百口莫辩时，天津在卧薪尝胆，积蓄实力，等待新的复兴和崛起的机会。

　　重拾金融大旗

　　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漫天的灰尘和劝业场里熙熙攘攘的人流，这些使这个曾经总是略显寂寞的城市在瞬间感受到一种尚未习惯的躁动。此时此刻的天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可见高耸的塔吊，烈日下工人正在施工，一片忙碌与嘈杂。

　　而与劝业场相隔一条马路的就是有“天津金融街”之称的解放北路，这里却是出奇的宁静。60年前，这条街上有49家国内外资银行和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金融实力辐射遍及长江以北。现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外地来的游客在正午的阳光中，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古老的银行旧址，这些雄伟而陈旧的欧式建筑是昔日繁华的见证者。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经济—金融中心，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一度成为整个国家的金融中心。20世纪40年代，天津市区仅解放北路一条街就坐落着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包括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已没有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跨区域银行，天津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不再。在改革开放最初20年中，天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优势不断萎缩。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唐山大地震中天津也被严重波及，足足有8年时间用于恢复城建，也有人归咎于多次争夺重要金融机构失利。当然，不可避免的还会联想到睡榻之侧北京强大的资源吸纳能力，但这些客观限制之外，不可否认，天津之前在城市定位、城市营销等方面曾如其老街道一样，有些许没落贵族气，却略显粗糙。不过这仍是一个被明显贴上了金融标签的城市，它在金融方面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其数十年来在制造业的影响。　

　　2003年1月2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戴相龙以全票通过，正式当选天津市市长。他的上任，让大家对于天津金融的复兴、天津经济的振兴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兴趣，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就成了这个城市的梦想。

　　戴相龙，这位“金融市长”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天津的印象。在他上任后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加快发展金融、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四个主导产业”，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同时他又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在上任前就妥善安排了资金来源的戴相龙，在接下来做的就是寻找资金的突破口了——他走的是三步曲：招商、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和组建北方海港制造业中心。这些让大家都渐渐意识到，天津的金融发展要开始有了新的动作、大的动作了。

　　随后不久《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20号文)适时而出，天津的金融大幕迅速拉开。

　　国务院20号文从四方面给予天津支持，其中金融改革与创新排在首位。天津环渤海地区被国务院定位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

　　改革开放又一次把天津推向新的历史机遇期，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格局需要天津出马。对于中国金融的未来而言，天津正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对于天津而言，“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定位，一下子把“天津求发展”，变成了“国家推动天津发展”，天津的地区战略直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尽管在很多金融领域只是刚刚起步，还谈不上破题，但借凭国家政策的东风，天津志在必得，希冀恢复往昔的荣耀。

　　静悄悄的推进

　　从2006年6月的国务院20号文下发到现在14个月过去了，人们在谈起滨海新区金融改革时，都禁不住会问：“天津的金融改革，改在何处？”

　　2007年6月6日，滨海新区会展中心张灯结彩。酝酿了几个月之久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在天津以颇具中国色彩的形式开幕。短短三天内，一下子聚集了17个国家的207家基金类投资机构，918家国内工商企业，以及381家各类中介机构，5000余名外来者熙熙攘攘穿梭在滨海新区庞大的会展中心里。从资料到翻译，组委会都做足了功夫，但投资方都是规模在10亿美元之下的中小型基金，多数第一次进入中国，抱着“试水”的心态。

　　“现在天津概念的确被炒得很热，天天都有很多新闻在报道某某大公司要在天津上项目，但实际上，大家还处在观望阶段。时下的天津，很多投资条件还并不具备。”参加这次洽谈会的一家外省企业中介机构的江先生告诉记者，“本来会展一结束准备返回，但现在还是想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具体地考察一下实地的情况。现在时机的确很好，但还是要从长计议。”

　　中央要求天津在金融改革领域先行先试，而天津则需要研究大原则之外的具体操作。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是天津金融改革的第一步。目前其整个布局实际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即从庞杂的机会中首先找出什么才是符合中国金融改革最需要推进的“下一步”。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表面上看，天津滨海新区没有立即整体出现“旧貌换新颜”的市容改变，也没有出现大厦高楼骤然林立的景象。但是，“滨海新区的速度真是很明显。”一位长期做天津金融业报道的同行告诉记者说。事实上，金融改革创新作为综合试验之首，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有关工作一直在悄悄进行。

　　2006年2月16日，首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在天津开业。当年12月，渤海银行即获准开办衍生产品交易，成立一年，资本金已由当初的50亿元增长至140亿元。

　　2006年9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天津滨海新区7项外汇管理改革政策，内容涉及“深化经常项目管理、创新资本项目管理及金融市场交易管理突破”等。

　　2006年11月，天津市政府有关在天津设立全国性柜台交易中心的申请报告已上报国务院。

　　2006年12月9日，滨海新区首家注册的法人金融机构——天津港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开全国港口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先河。

　　2006年12月28日，领锐公司在天津滨海新区开业。有消息指出，这家看似普通的公司，将在其资产证券化后，进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探索。

　　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挂牌。有消息表明：目前，公司正在进行机构建设和项目选择。

　　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今年滨海新区改革创新方面打算在已经批准成立的渤海银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等基础上，在混业经营、外汇制度改革、引进外资银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方面迈开更大的步伐。

　　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今天，滨海新区要走的创新之路与当年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开放模式完全不一样。现在是市场缺什么、滨海新区就补什么。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的第一要务是金融改革创新。包括外汇管理改革在内，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近期重点工作主要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金融领域，渤海银行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这样的项目已经启动，此外还有多项金融创新正在制订实施方案，如混业经营和监管、离岸金融中心业务等等。

　　这位工作人员还说，“现在有关金融改革创新的细节都已经出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些，已很不容易。而且审批需要时间、见效更需要时间。”

　　为什么金融改革创新的方案要经历如此漫长的酝酿时间，而且整个过程也都是以秘而不宣的形式进行？有银行业内人士及相关学者分析认为：由于在金融改革中获批的相关外汇政策原则性较强，缺乏具体操作细则，贸然公布会让相关企业无所适从，影响政策的落实。而且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突破及经常项下的全面放开，涉及的全部是当今中国金融改革的敏感点，审慎是情有可缘的。

　　“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分析，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存在问题集中表现在直接融资比重低、投资渠道狭窄；国内金融企业分业经营，难以适应客户需求及金融市场竞争形势；外汇储备量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可以说滨海新区金融试点在为中国金融改革探路。”他表示，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正是天津滨海新区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方面的重要探索。

　　“渤海系”概念破题

　　“非常抱歉，因为8月初，我们刚在北京创立了第一家外地的分行，所以很多后续工作都在进行中，细节的内容暂时不便透露。”渤海银行负责宣传的魏小姐婉转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而我们的目光之所以如此关注渤海银行，正是因为它能从一个侧面见证天津金融业的具体发展。

　　渤海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且是近十年来国家惟一批准的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根据渤海银行的半年报显示，渤海银行自今年2月16日银行正式对外营业以来，业务增长迅猛，到6月30日，渤海银行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已经完成全年经营计划的68%。其中，存款余额达到24.9亿元，贷款余额达到43.9亿元，总资产达到了75.3亿元。

　　一位天津渤海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渤海银行的主要是开展批发业务，也就是公司业务，未来也将向零售业务领域拓展。渣打银行是渤海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持股19.9%，渤海银行在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等领域向渣打银行学习，这是渤海银行经营业绩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显然天津市对渤海银行还有着更多的期待。今年7月25日，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渤海银行调研时，要求渤海银行要主动承担天津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任务，积极制定综合经营的改革方案。以金融业的综合经营改革为突破口，提高创新能力和服务功能。

　　“不久的将来，渤海银行在全国其他各个重要城市相继开立分行也是有可能的。”

　　与此同时，渤海产业基金也成为金融改革的热点之二。渤海产业基金于2006年12月30日在天津设立，它是带着诸多个第一而出现的。第一支中国性的产业投资基金，同时也是第一支大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现应当被看成是完善我国风险投资机制的启动点，是一项国家的战略性举措。

　　从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本人对渤海产业基金的成立非常重视，因此该基金被称为“市长基金”。在批准的200亿元额度内，渤海产业基金首期60亿即将挂牌，余下的140亿还能成立两个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重点扶持能够带动环渤海、辐射三北的项目，促使其尽快形成产业规模。同时，也会在全国有选择地对有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进行投资。目前，我国通过沪深两市、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几种有限方式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比例不足10%。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市场前景不明的高新技术企业，很难及时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渤海产业基金的设立，无异于开辟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产业融资新渠道。

　　渤海银行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无疑是天津金融发展的旗舰，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天津的潜力也不可小觑。像汇丰、花旗等银行和天津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之前，很多外资银行在天津都设有分支机构，现在这些外资银行对于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也非常积极，汇丰银行去年就在滨海新区设立分支机构。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些外资银行的接踵进入，将为天津金融业从根本上提升相关行业的操作理念、手法，并推动天津市其他金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不一样的金融中心

　　中国金融改革的试点，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到90年代的上海浦东，现在到了天津滨海新区，都是同一个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老概念。但是，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说，赋予中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都有不同的意义和要求。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少人认为这将是天津重振昔日金融中心辉煌的最好契机。但天津市长戴相龙多次公开强调：天津的目标不是北方金融中心，而是“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争取成为金融创新基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撰文评价，靠近香港的深圳和历史上经济就很发达的上海是设立开发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的当然之选。而在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不如南方人那么开放，还存在地区对立现象(尤其是在天津和邻近的北京之间)，因此要选择一个地方开创经济新风，并作为投资中心，就显得更加困难。

　　以经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目前全球有两大经济引擎，第一是美国，美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主要靠的是消费；而另一个就是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则依靠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客观上需要金融服务为其提供配套的支持，目前金融中心产生在中国的意义，肯定要比产生在其他经济体的意义更大。

　　制订合理的定位和规划对天津市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但戴相龙市长对媒体上热炒的未来天津北方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认同。“天津的金融业需要大发展，但北京是天然的金融中心，天津不可能获得这一地位。”

　　事实上，即使是在天津市，大家对于通过天津的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天津将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只引擎的问题还存在不同看法。据相关的人士介绍，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最初天津市只是借“十一五”来做一个规划，请求中央批准，争取一些支持。可是当报告递到国务院后，国务院并未马上批复。因为中央决定将滨海新区的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颁布的(2006)20号文件，对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比天津市期望的还要大。“本来想要个芝麻，结果给了个西瓜。在这一领域，天津市反而有点像是被推着向前走。”一位曾参与规法报告起草的学界人士笑称。

　　对于天津市未来在金融领域的定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刘煜辉曾表示，“十一五”规划之所以要加快天津的发展，是因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金融中心，来进行资金聚集和资源优化配置。

　　一些经济学家分析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大国，单极的金融中心不可能辐射整个版图，就此而言金融中心可以是多极的，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服务。中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都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行为，一旦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决定加快某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则会聚集大量的人财物方面的资源，预计天津接下来也会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

　　也有专家认为，天津经济—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北京的发展并无矛盾冲突，未来北京的定位应该是国家首都，应该是政治中心和

宜居城市。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投融资局局长陈昉热切地盼望着天津金融业的大发展，他希望未来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北京开办代表处，然后将自己的总部开到天津去。而天津应该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成为资金的集散地；建立现货和期货的交易市场，成为多种

能源的集散地和定价中心。

　　与上海浦东相比，天津滨海新区尚处于消除基本制度障碍的基础性改革阶段。天津滨海新区全局性的改革刚刚由开发区和保税区不足40平方公里的范围扩展到新区全境，尚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不论是金融基地还是金融中心，对于天津而言都是任重道远。

　　天津准备好了吗？

　　8月20日，国家外汇局首选在天津滨海新区试点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业务，境内个人可以通过滨海新区的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香港证券市场，这是继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放行后，中国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又一步骤。

　　港口、保税区，摩托罗拉、三星、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近几年，天津财政收入由23.6亿元增长到248.4亿元，增长9.5倍；外贸出口由5亿美元增长到185亿美元，增长36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9亿美元；世界500强中有70多家企业在新区投资，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2000年以来，滨海新区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浦东和深圳。2004年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长分别超出浦东和深圳3.7和2.7个百分点。

　　但这些并不足以预示着天津的发展就是坦途一片。

　　天津市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的卢卫所长对记者说：“经济发展需要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国家在国家级大项目的布局上，已经开始充分考虑天津市的需求。100万吨乙烯项目、空客总装厂项目落户天津市滨海新区，表现出国家在天津发展问题上的态度。但是目前，天津的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承担经济中心的角色。要发挥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首先必须自身有力量，更需要积聚更大的能量。”

　　的确，人们往往总会以上海现状来比对天津金融发展。与上海相比，天津金融基础、经验与实际操作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当面临国内从未实施过的创新、改革时，这些不足将影响金融创新实施的速度。无论是金融中心还是金融创新基地，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都指出，以天津目前的条件和基础，急需多方面“补课”，金融创新的发展需要健康的发展空间，这方面滨海新区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培育市场机制。

　　“天津没有证券交易所，也没有大量金融机构的总部。在经济领域，天津的重要性不及深圳，也不及上海。”一位在天津从事了多年证券行业的刘先生对记者说。

　　对于天津正在积极争取的全国性柜台交易市场，专业人士一致认为正是着眼于弥补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天津金融的发展不能靠等国务院的特殊通知，不能靠特批产业投资基金、离岸金融业务等某几项业务来谋求发展，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法规并不鼓励金融创新，与金融创新相矛盾。天津市在金融监管创新等领域要大胆突破，这样才能综合提升天津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增加金融服务的品种。如果天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门槛比较低的、监管严格的柜台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我国资本交易的完善，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第三级的强有力的支持。

　　而且，天津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欠账较多，这让不少期待天津尽快发展的人面对既有成果还是忧喜参半。不过好消息是，据悉国家今后每年会给天津10亿元财政返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十一五”期间，天津的投资规模可能达到50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在1200亿元以上。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容易完成，天津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才的培养，在于法制、与国际接轨金融制度等软环境建设，而这些领域的建设完善才是金融中心最根本的要求。所以金融人才短缺是天津打造金融创新基地亟须弥补的另一块“短板”。采访中不少的金融专家都指出中国金融业发展很快，金融人才供应紧张，在金融业不是很发达的天津就更是如此，如果不加紧人才培养，那么创新业务将很难寻到合适的人员配备。

　　对此，天津真的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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