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承德：五大道的记忆

　　五大道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一个典型的载体，是天津都市文化开放性的一个象征，也是近代天津发展史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

　　每一个来天津旅游的人，“五大道”都是被推荐的“必去之地”。可是等到他们来到这盛名在外的建筑群时，多半还是会有些失望的。不熟悉“五大道”历史的人，面对着这些的旧居陈宅，并看不出更多的内容。这里的楼群虽然带着些许“洋气”，可是大多都缺乏基本的维护和修缮，有些还十分明显的显露出破败感。到了夜幕降临时，这没有任何灯光装饰的建筑群就以一片阴影的方式完全沉寂在天津的夜色中，以至于如果不是司机提醒，驱车路过的我们根本不会察觉它的存在。

　　从相关的记载上了解，“五大道”地区其实是天津名居名宅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因小洋楼多、保存完整、建筑风格多样以及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而著名。天津作为闻名世界的近代化的城市，也就是在上个世纪20、30年短短几十年间骤然形成的。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掉，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从文化视角看，五大道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一个典型的载体，是天津都市文化开放性的一个象征，也是近代天津发展史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

　　对于天津人来说，它不再被视做过了时的昔时遗物，相反渐渐成了此地的一种城市标志，甚至升华为一种骄傲了。就在这样一群祭奠往日辉煌时光的历史建筑里，我们居然还能遇到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邵承德，实在是奇遇。他和他的老伴就住在这片古旧的小洋楼群之间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平房里，周围的老邻居、街坊大多都因为城市危楼拆迁规划而选择搬离了，只有他因为高额的房价、不多的养老金，只能够在这片拥挤的住所，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邵承德1934年出生在杭州，父亲是旧时官吏，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老八旗。1937年因为父亲的调任到天津，他也随着父母离开江南小镇来到天津，并在五大道这里度过了整个人生的大部分光阴。

　　“打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五大道这一片住，那时是解放前，这里属于英租界的地方，后头这些房子还没有，记忆中这里周围是一片草地，所以这凉快极了。”回忆起童年，邵大爷变得十分健谈，“冬天就太冷了，虽然自己烧了暖气但还是冷，所以就到别的地方住去了。夏天凉快就上这边住来了。那两个树荫一搭，两边都种着槐树，你一走，整条街都是弥漫着槐花的香。”

　　当年的五大道并不是一个历史称呼，这个地处原英租界的住宅区，从无“五大道”之称。六十年代以来，城管部门为了对这片十分集中的西方住宅建筑便于称呼，才称之为五大道。若言大道，应是六条(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和马场道)，而非五条；但相说久了，约定俗成，五大道反成了一种“官称”，它东起小白楼，西至九十中学， 南抵马场道，北达南京路。旧时租界里的人谈房子，一提“耀华桥下”(南京路以北)便是指较低层次的洋房。五大道全是高级住宅。英租界那个时候一般住的是高级职员、政府官吏。天津人曾俗称老城内外为“上边”，五大道一带为“下边”。这上下两个地域也是两个世界，不仅很少往来，连说话语调也截然不同。五大道的居民只说国语，不说天津话。

　　“那个时候一般住的是高级、政府官吏。有几座是东北的，以前是张学良的部下，还有卢木斋，做过市长，是大资本家。南开大学现在有个木斋堂，就是卢木斋修的。”

　　当时五大道的一大特色，是建筑的私密性构成的深遂和幽静的氛围。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寓公式的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们，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这种心理必然性地外化在五大道的环境形象上。这里的房屋尺度宜人，倾向低矮，没有高楼；隔院临街，院中花木掩住里边的楼窗，虽然精致但绝不张扬。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最巧妙的是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它采用百页窗的原理，看似透孔透光，实际上从外边根本不可能对院内一览无余，这就适应了房主人深居与私秘的心理，自然也构成了五大道独有的幽雅沉静又稳定温馨的氛围。

　　“30、40年代的天津很时尚，好多北京人赶到天津来，买吃的东西买鞋买穿的都上这边来。从前天津好多好的大厨师，没有在饭馆里做，都是在家庭里做。一般应酬都讲究在家吃。那时候我们家光厨师就有三个。一个西餐厨师，两个中餐厨师。一斤两个头的大虾，在天津不算什么的，穷人和富人都吃对虾。就是有钱人在早晨买，八点之前买，没钱的人在下午五点买。当时有身份的人都不能听相声，那些都是下等的市民的爱好。解放后的相声跟以前的相声不可同日而语，提高了很多。现在的相声干净极了。”作为官吏子弟的邵大爷在当时过的是衣食无忧的日子。

　　“后来解放，我也从原来的一栋楼房换到了一层楼房，又从一层楼搬到了半层楼，最后住到这个小院里，一直到现在。” 邵大爷所说的小院其实就是临时搭建的小平房，窄窄的两间屋子，外墙上还有当年地震后加固的痕迹。

　　“现在这的模样跟过去的模样变化太大了。但这些变化都是慢慢的，一时一刻也许你不会察觉，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小时候爬过的树都砍了。以前每座楼房和每座楼房的墙都被拆了，还有旁边的车房都拆了，你们看到的那些高高的房子，墙也给拆了，就为了让它透绿。透绿了让它看见房子。” 因为天津将对五大道地区七条道路进行综合整修，包括违章建筑以及有碍观瞻房屋在内的拆迁和房屋整修工作全面展开，很多以前住在一起的老邻居都一一搬走了。邵大爷没有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虽然房子已经十分陈旧，可是望着不断攀升的房价，每个月拿1000多元退休金的邵大爷只能“望房心叹”。

　　“我不敢说现在天津的变化大不大，因为我从来不出去，没有娱乐，不去逛街，现在有太多的东西看不懂，听不懂。觉得嗖的一下周围的东西都变了，可是你自己还是没有变，结果就什么都跟不上了。”现在的邵大爷每天伺候着生病的老伴，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剧院听当地人热衷的娱乐——相声和曲艺。生活在五大道有些落寞的陈年旧宅里，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听听自己收藏了多年的2000张CD，看看早就开始泛黄的一百多册藏书。

　　“我每天守着这些唱片和书就很开心了，只有他们是跟着我一辈子的，是不会变的。”

　　林希:：天津离精神大都会尚远

　　不管其它的城市多么繁华、现代、舒适，天津还是那个讲吃讲喝、低调、务实、酷爱现实生活的天津。

　　今日天津，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两种路径、两种机制的两个城区之间，是历史和现代的交融。而我们只有通过亲历了天津几十年发展的老人的口中才能够拼凑出那个具有600年历史的中心城区和市民的具体影象，于是我们找到“天津闲人”林希——这是一位1935年出身旧中国买办之家，如今与冯骥才一起被称做津味小说“双帜”的作家。

　　《小康》：在外地人眼里，天津人是怎样的形象出现？

　　林希：“卫嘴子”，是中国人对天津人的总体界定，它对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做了最根本的概括。天津人能说，爱说，天津人语言表达能力强，这是个优点。善于挖掘语言潜能，更是天津人的生存本能。天津人说话表情活泼，话语幽默，语音动听，内容丰富。天津人被称为“卫嘴子”，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天津人见多识广。从九条大河来的人，也算得上是来自五湖四海了，后来再加上开埠通商，办洋务，天津又成了一个开放城市。这里也产生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和幽默大师，张寿臣、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苏文茂、马季、冯巩、郭德刚，只有天津人才能给大家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小康》：天津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怎样的外部环境形成了这样一些特点？

　　林希：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现在外来人印象中的城市符号只是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津味小吃，在“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风靡全国的草根娱乐舞台上，又有多少选手自称是天津人？天津并不是一个特别时尚的城市，没有原创性的时尚符号，没有领先全国的时尚风潮。

　　而且天津是一个平民城市，天津人安于做平民，而且安于世世代代做平民。天津人认为做老百姓最好，过小日子，是天津人最高的人生理想。

　　《小康》：从《大公报》、《北洋画报》的创立可以得知当年的天津传媒业是十分发达的，可是现在在全国范围来看，天津文化传媒业的发展已远远不及其他的省市。

　　林希：传媒可以代表一座城市的气度和品位，长期以来，天津文化醉心于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情调之中，导致天津文化性格逐渐枯竭萎缩；长期以来，天津文化受制于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而缺乏自发的、活跃的、多元的、民间的文化发展氛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恐怕天津是全国唯一个能看到年轻小伙蹲在天桥下面看人打牌看8个小时的城市。天津也有酒吧街，但是却没有北京后海、三里屯以及上海衡山道、新天地那样的品味和氛围；天津也有多家古玩城、旧书市，但是却没有类似北京、上海那样的特色民营书店。唯一令外地人羡慕不已的，或许就是那些散布在老城一带大街小巷里的相声园子了。

　　《小康》：您认为天津未来的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林希：天津的社会土壤不会大量产生精英人物，即使产生了，也因水土不服，很多人会选择离开天津，但一出去就成名了，或者一出名就出去了，因此也就有了一种奇特的“天津人流现象”。另一方面，天津人的不思进取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运营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建设物质大都会的同时，天津建设精神大都会的路途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