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有个“向日葵”

　　文/谭志勇

　　经过近4年的试点，2007年6月24日，“向日葵治疗社区”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正式挂牌。截至目前，已经有292名戒毒人员通过在社区的康复治疗回归了社会，连同现在仍在社区内接受治疗的28名戒毒人员，社区共收治320名戒毒人员。

　　向日葵社区进中国

　　在京东顺义一片茂密的丛林深处，一座宁静、宽敞的建筑里，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团队，十几名从事特殊工作的公安民警，运作着一种叫做TC的戒毒治疗模式；团队被一群“瘾君子”当作自己的家，十几名民警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娘家人一样看待。这个所谓的家就是成立于2003年10月的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向日葵治疗社区。近4年来，从这里走出去了292名家庭成员。其中，有67名家庭成员，至今还在通过各种方式与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所谓的“娘家人”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的民警。几年来，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用自己的知识和心力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那些误入歧途的“瘾君子”，使他们走出误区，重新回归社会。

　　向日葵社区运作的TC戒毒治疗模式，援引自美国。

　　2002年年底，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安康

医院戒毒中心接到美国戴托普海外培训部一个叫洛克的美国人在云南开设TC治疗社区理论培训班的邀请函。于是，医院派出了4人小组前往云南昆明参加培训班学习，为期一周的培训，白天讲课，晚上到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体验小组活动。洛克精彩的演讲、新颖的理论，震撼了小组的每一位成员。

　　TC模式下的治疗社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戒毒者自己管理自己，实行同伴教育，医护人员、民警与戒毒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治疗社区广泛应用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倡有责任的关心和爱，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努力创建一种独特的社区文化氛围，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共同学习抵制毒品诱惑、不再复吸的方法，培养彻底战胜毒品的信念，共同走向新生。

　　在培训班上，作为小组成员的警察医生王志强问洛克，这个TC模式真的能解决复吸问题吗？洛克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指着身边会务组的一些精神抖擞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这些人全部都是戴托普戒毒康复村的戒毒人员。王志强愣了，洛克说，我不敢保证他们将来不复吸，但是这些人就算复吸了，如果他始终保持这种昂扬的精神面貌，始终在考虑重新开始，那跌倒了也会很快站起来。

　　洛克接着说，你要想搞治疗社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住到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里，别当你是警察，也别当你是医生，就当自己是个吸毒者住进去。

　　为了能够真正将TC模式学到手，尽快把自己的治疗社区搞起来，当晚，4人小组经研究决定，由王志强和刘海龙先住进去体验2周。后来，安康医院戒毒中心副主任崔新华也加入了进来。2周之后返回北京，院领导根据他们体验的心得和收获，经研究决定在全院范围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筛选出了王志强、王楠、肖建峰、张赵威4名民警作为第二梯队，再次返回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进行深度体验学习1个月。当他们再次学成回京后，2003年10月16日，他们建起了自己的TC治疗社区，取名为向日葵治疗社区。

　　“人是可以改变的”

　　TC模式的治疗社区是一种居住戒毒治疗模式，有各种规章、奖惩制度和行为规范，实行等级管理。在社区中，每一名居住者都有自己的职能工作。治疗社区的等级制度要求，每一名居住者必须从低级居住者即清洁组开始做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获得职位的晋升，成为高级居住者。在社区工作出色者会得到奖励，如果违反了规则，就必须承担责任，接受降级等方式的处罚。社区按地位高低分为激励组、事务组、厨房组和清洁组。激励组的优秀成员可以升至协调员直至工作人员，来参与社区的全面管理。

　　居住者通过出色地完成工作，拥有良好的情绪，正常的情感及真诚地帮助别人等来获得更高“地位”的工作。职务的高低不仅能够表明居住者所取得的进步，完成工作的能力和对社区的贡献，同时还表明他应得到的“特权”，如申请打电话、探访、陪同外出、单独外出或直接参与治疗社区的管理等工作。

　　除此之外，社区通过各种小组活动有针对性地对居住者进行行为矫正。比如通过对质小组，让居住者学会坦诚待人，坦诚待己，诚实地对待每件事，敢于承担责任，开放自己，并彻底反省自己，下决心改正缺点；通过碰撞小组使居住者慢慢学会正确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延缓即刻满足的心理，同时训练居住者能够直面挫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TC模式治疗社区实质上是应用这些方法来促使居住者学会如何对毒品说“不”，端正自己的生活态度，正确地待人接物，学会诚实并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处理自己的情感，改变旧有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其将来能够正确面对自己和复杂的社会环境。

　　“人是可以改变的”是治疗社区的文化内涵之一，也是社区最想对还在犹豫彷徨的戒毒人员说的一句话。

　　把自己关起来

　　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性的机构，王志强和同事以吸毒者的身份住进去的时候，康复村刚刚建立不久，又在边远地区，硬件设施极差。康复村里有60～80名居住者，其中不到60人的男性家庭成员住在一楼的宿舍里，一间房住8个人。这近60个男性家庭成员，共用一间10多平米的厕所兼洗浴间，洗浴间总共只有3个便池，1个水龙头和1根每天限时供给的太阳能热管。这就是他们将近60个人每天洗漱、方便和洗澡的地方。

　　王志强和他的战友作为警察，只有关押别人的经历，如今却将自己“关”了起来。除了失去自由，身边随时存在的各种危险与不适应，也在不断考验着他们。

　　由于硬件条件差，康复村没有入院体检，很多吸毒者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王志强刚住进去的时候住在下铺，很快他就发现，上铺住的是一个性病患者，每周要请假到外面去打针。遇到这种情况的不止王志强一个，肖建峰刚住进康复村的时候住上铺，下铺就住着一个疥疮病人。

　　在饮食上，肖建峰回忆说：“连早晨喝粥都放辣椒水，开始的时候简直无法下咽，可是饿啊，饿了吃什么都香了。饭吃不好，再加上天气暴晒，一个月下来，我变得黑瘦黑瘦的。”当时在云南，年仅22岁的王楠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女性，又有哮喘病，对云南的高原气候很不适应，头一个星期，每天早晨起来流鼻血、头疼、浑身无力。一些家庭成员见状，就用梳子给她刮痧，后来逐渐地好转了。

　　进了康复村，没有了通讯自由，手机进来时都被收了。打电话需要写申请，再经过一层层领导审批。王楠嫌麻烦，一个月里只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肖建峰一个月内没有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当体验生活结束时，他立即买了一大把硬币，飞也似地跑出去打公共电话。家里人问：“你消失了，怎么一个月都不给家里打电话啊？”他只是笑笑。因为怕家人担心，他只是说去云南学习，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和吸毒人员一起关一个月。

　　管人和被管

　　向日葵社区在北京初建时，无论是民警还是戒毒人员，对这套模式都是第一次接触，谁来示范，谁来牵头？只有王志强他们这几名经过培训的民警。别无选择，他们4人又扛着铺盖卷，带着从戒毒中心挑选的6名戒毒人员一起，再一次走进了治疗社区，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向日葵治疗社区的第一批居住者，也再一次把自己关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两周，也不是一个月，而是半年。

　　在这半年里，和在云南一样，4个人仍然和戒毒人员一样没有自由，打不了电话，接待不了探视。王志强的爱人和他是一个单位，办公楼就在对面，他站在窗前就能看得见爱人的办公室。但是由于他责任大，经常“被救”(违反社区规则)，导致探视的特权常常被剥夺，所以无法接待妻子的探视。往往是妻子从楼前经过时，他只能沉默地站在窗前目送妻子远去的背影。

　　肖建峰来社区前在戒毒中心是一个出色的管教班长，来到治疗社区，思维转变成了他面临的首要障碍。在治疗社区里，等级制度下的人格平等，是向日葵社区人文、人性化管理的最主要体现。对于习惯了强戒管理模式的民警来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社区领导层的工作会议和讲座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观点都会遭到其他人的否定，这种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次碰撞会上，一个家庭成员与肖建峰碰撞，指着他的鼻子骂：“不就是一个警察吗？来管我们的，有什么了不起啊。”肖建峰满头大汗，却没有反驳，而那个家庭成员却“哇哇”大哭了。实际上，他是为了宣泄内心的一种压抑，最后那位家庭成员哭着说：“我见过这么多警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们这样的警察，为了我们能从毒品中走出来，你们承受这么大的委屈。你们没必要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没必要跟我们关在一起，没必要跟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

　　一个激励日，激励组成成员分配崔新华擦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大厅，3个小时后，当他好不容易擦完，激励组员还说不干净，一杯茶水泼上去，让他继续擦，他一刻不停地又擦了两个半小时。崔新华明白，这实际上就是治疗社区里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有意要激怒你，让你有了情绪后再与你沟通。现在，他要与戒毒人员一起感受这些情绪，一起成长。

　　在向日葵社区里，民警实实在在地与戒毒人员一起经历着各种压力、挫折与来自社会的不理解，王志强说：“有段时间是真烦躁，你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是较着劲，非常地压抑。”

　　就在他们进入向日葵社区封闭生活后的两个多月的一天晚上，王志强与王楠在会上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吵得面红耳赤。会议结束后，王志强对王楠说：“你先别走，咱们谈谈。”

　　其实王志强明白，当时他们争吵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主要是当时的精神状态，两三个月了，这样日复一日地被封闭着，周而复始的工作，与外界隔离的生活，领导的期待，未知的结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他们精神上的弦已经绷到极点。半夜1点多，王楠仍坐在那里哭。王志强站在铁窗边上看着窗外昏黄的灯光和无边的暗夜说：“王楠，我跟你想法一样，我也干不下去了。你看看外头，那外头有路灯，外面是自由的，我们现在却把自己关起来了。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一生能有多少个机会被关起来呀？而那些家庭成员呢？他们曾经和现在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我们最多被关半年，与其像现在这种状态，还不如好好干，到头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不会后悔。”

　　他们聊到凌晨2点来钟，王楠什么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王楠仍然是生龙活虎地工作。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公安局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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