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后三届”：政治经济人文领域的中坚力量

　　★策划／本刊编辑部　　　采写/《小康》记者 魏群 郭芳 陶卫华 陈建芬 尹东华

　　1977年10月，被后来的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那一刻，高考恢复，一代人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由此改变。

　　从此，中国的77、78乃至79级大学生被定格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这里，我们将他们称为“后三届”(曾经有人将他们称之为“新三届”)。

　　1977——2007，30年成就了一段空前的历史。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民生幸福，社会繁荣，并充满活力地融入世界，以其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

　　这一段辉煌的历史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他们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体验了社会基层的疾苦，他们怀有忧国忧民的使命，他们养成追求真理的自觉，他们感受了曾经的愚昧、无知和荒唐，他们深知历史不可重演。

　　走过30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参与者、推动者。

　　30年过去了，他们已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或为官主政一方；或从商兴业兴产；或为学著书立传……

　　岁月将他们推上历史的舞台，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他们都将承载着过去的光荣与未来的梦想，将这个国家的改革带入深处。

　　中国的未来将着上他们的底色。

　　政　界

　　政界的中坚力量

　　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此前刚刚履新的监察部部长马马文(女)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马马文为南开大学历史系78级学生。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后三届”这批30年前的大学生目前遍布中国政坛的各个领域。他们要么主政一方省市，要么领衔某个部门，成为中共党政队伍的中坚力量。

　　2006年12月初，79级北大毕业、经过20年西藏基层历练的胡春华也履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至此，中国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越上一个新台阶。

　　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群体。他们基本与共和国同龄，大体出生在1947～1955年，在红旗下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有一些相似的集体性格。

　　主政中国未来的这些人的特色，也将是中国将来改革的特色。

　　政坛的“西政现象”

　　“西政”(西南政法大学的简称)，一个地处内陆重庆的政法院校，曾经名不见经传，也没有悠久的历史。但这都不重要，历史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被改写。

　　那一年，它以全国重点大学的身份成为当时全国四所政法院校中唯一恢复

高考招生的一所。那一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将近一半。这些人成为了日后的大法官、大律师、大检察官、大学者……还有政治家。

　　从那一年开始，这里成了培养中国法学人才的摇篮，全国一半以上的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学者、大律师从这里走出去，也有人走向政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成就了著名的“西政现象”。

　　在重庆，美丽的歌乐山下，那所著名的法学院校，在我们国家的法学史上，书写下了最不可替代的一段。

　　中国法学界对西南政法大学始终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这所院校对中国法学界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这里是培养中国法学人才的摇篮，全国一半以上的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学者、大律师从这里走出去；另一方面，这里出去的人带有一种特别的西南气质，北京大学著名刑法学教授陈兴良在为西南79级邱兴隆教授的博士论文《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所作序中称，“我对西南政法大学情有独钟……，似乎歌乐山有一种仙气，从歌乐山走出的学生都有一种成仙得道的感觉”。

　　“西政有一种仙气”的说法不胫而走，并传开来。深处幽境，故西政人修得不与世争、不以浮躁、潜心学问的品性。

　　崛起的“78级”

　　如果说西政是中国法学史上最不可替代的，那么西政78级又是其中最绚烂的一段。他们的贡献已经不仅仅限于司法界，其中一部分已经走出司法界，开始主政一方，成为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初秋的阳光透明如水，从窗户恬然投进陈泽宪堆满资料的办公室。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78级学生。

　　夏勇，陈泽宪西政同学，“下海”前，一度也在北京沙滩北街的社科院法学所工作，从副研究员到研究员，最后成为法学所所长。

　　当年的老同学称夏勇“下海”，并不是说夏经商了，而是说夏进入了中南海——2005年6月初，夏勇在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任上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夏勇，并不是西政78级惟一的省部领导。

　　周强 湖南省省长，省委副书记

　　张穹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

　　李连宁 全国人大副秘书长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大检察官

　　黄松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鸣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组长

　　胡泽君 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原国家司法部副部长

　　江必新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大法官

　　……

　　陈泽宪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一口气数出来的西政78级省部级官员就有10多个。

　　何以出现西政78级现象？

　　无疑，78级西政人遇上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西政得天独厚的师资优势也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文革十年，中国的法学教育几乎空白，政法系统出现了人才的断层。到了1978年的时候，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据说西政重新恢复招生的报告正好还是邓小平管教育的时候亲自批的。

　　更幸运的是，虽然十年没有招生，但西政的师资力量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原校的90%教师留校继续任教。当时，那里汇集了全国最顶级的法学专家，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西政的法学师资力量都是其他法学院校所望尘莫及的。

　　等到1978年，高考恢复，西政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招生。根据司法部教育司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将近一半，364人。此外还有62名师资班的学员。

　　“西政78级共400多个学生，分为10个小班。现在学界加律师加商界的大概占了1/2，另外1/2基本上都是公务员。我在9班，和张鸣起、朱孝清是同班同学。张鸣起当了4年党支书，当年10个班中，他是为数极少的4年连任的党支书。朱孝清考入大学前是民办教师。考入大学后，他是400多名学生中惟一一名连续4年每门功课都拿优秀的学生。这让很多人很是‘吃醋’。”同为西政78级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介绍。

　　同是西政78级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回忆：那十年中间的人才一下聚集到一起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爱好，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法律，在思想上，性格上，在人生经验上发生交汇和碰撞，这样反而有利于大家对法律的理解。

　　那时候，有了社会历练并经历了忧患而比较成熟的他们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人生积累，思考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譬如，中国如何发展？怎么发展？他们“一边走在泥泞的小道上，一边谈着对世事惊世骇俗的看法。”

　　整整憋了10年的老师就像铆足了劲的

发动机，高速运转起来。而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荒废了大好青春的学生，也玩命地学，誓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那时候大家都是比着来。”

　　西政78级潜心学习，几乎不受外面的影响。多少年后，不与世争、不以浮躁、潜心学问，也就成了西政人标志性的气质。

　　同时，他们特别务实、简朴，甘于物质的淡泊。这些品质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人生当中。

　　2000年左右，一位西政校友去当时朱孝清在浙江杭州的家中，看望他和他妻子。发现他们家的家具还都是结婚时他夫人的陪嫁——就是那种很老式的家具。吃饭也只有两三个菜，还都是最简单的家常菜。“那时朱孝清已经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了。不单朱孝清是这样，我观察很多78级的官员都是这样。他们那一批人真的很务实俭朴，对物质上的要求不高。”那位西政校友这样评述。

　　毕业后，国家开始了民主与法制的历程。改革开放需要大批法学人才去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打破以人治国、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同时，规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经济活动。

　　但那时候，国家百废待举，司法界人才奇缺，这无疑给了他们最好的机会。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岗位，推动着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创造着个人职业生涯的辉煌。

　　30年后，“中国的司法状况，比之30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有了提高。国内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司法后备人才。作为司法准入条件的国家

司法考试，成为‘神州第一考’。现在打击犯罪，也讲程序权利，也需要证据、证人。”贺卫方说。

　　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法治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是法治经济。于是，不仅仅在司法界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在政界，法律人才也得到了重用。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