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背景的官员特色

　　法学背景的官员特色

　　2005年6月7日，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由专门研究人权问题的著名法学家来担任该职，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夏勇对人权保障有深刻的思考，他知道怎么去把握保密与放开之间的尺度，他比别人更明白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现在有机会让他逐步把他的法律理想付诸实践，无论对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是获益良多的。”一位与夏勇私交甚笃的朋友接受《小康》采访时这么说。

　　很快，人们感觉到了这位新任局长对保密制度的推动作用。

　　同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宣布对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原《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的对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进行保密”的规定予以废止。

　　那是夏勇主持国家保密局的第一项公开举措。此后的解密工作一直在做，保密范围逐渐缩小。人们的知情权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夏勇的才华远不止于法学方面。他有深厚的国学底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身上兼有楚文化的洒脱、开放和超越意识，又有儒家文化的节制和兼济天下的情怀。” 夏勇是湖北荆州人，生在楚文化的发源地。

　　在《中国民权哲学》自序中，夏勇说，“当时，无论在中国的贫困乡村，还是在欧洲的繁华都市，每每从我心底油然涌起的冲动，就是‘想做事’。”他说的“当时”，那已经是十多年前。

　　“他一直就是一个负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无论在朝在野，都是‘家，国，天下。’”在那位朋友眼中，夏勇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不同于一般官僚的做派，他低调、严谨、做实事。

　　在夏勇之后，他的同班同学周强也主政湖南，成为了最年轻的省长。

　　获委任后，周强发表了任职讲话，承诺推行某些政策；承诺将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就医、就学等实际问题；承诺多为群众办实事，多考虑群众的利益；承诺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行政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建设务实高效、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如此等等。

　　一位湘商说，周强很务实，也很开放。上任以来，确实为湖南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尤其在经济方面。这位湘商举例说，周强一直在凝聚全国湘商的力量，以他们的力量来促进湖南的发展。

　　2007年1月10日，首届异地在湘商会和湖南异地商会会长年会在长沙举行。时任代省长的周强亲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湘商得到如此重视，这在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止于此，在他的主持下，首届湘商大会也得以顺利召开。此举对于展示湘商形象，扩大招商引资；促进湘商崛起，为湖南加快富民强省进程、推进新型工业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他们的同窗陈泽宪所言，拥有法学背景的人走上政坛，这绝不是坏事。“西方法学背景从政的人士是相当多的。我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理工背景的官员居多，这是当时社会建设的需要。更多法学背景的官员的出现，则是社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需要。”

　　2007年9月上旬，《小康》记者接触了目前身份为公务员的部分西政78级学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 ，忙；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李连宁很忙，“一直到10月中旬，都会非常忙”；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组长张鸣起很忙很忙，“和李毅中类似，几乎每一场矿难事故，他都要亲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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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时代，我们将迎来一个法律人才的时代。

　　徐伟新：思考的力量

　　大胆思考、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秉承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优秀传统，那是经历20世纪伟大变革的77“后三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品质。

　　在驰名中外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北侧，有一处地方，风景绮丽，被称为“马列公园”。那个地方就是中共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它也像颐和园一样引人注目，并不因为它是权力部门——尽管它是中共中央重要部门之一，而是因为它被人称作是“中共血库”：培养中共高、中级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地方。

　　多少年来，我们以为那是一个教条的、僵化的地方。后来，徐伟新告诉我们不是，严谨是原则，但中央党校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活跃的……

　　她从里面迎了出来，带着生动、灿烂的笑容，眯起来的双眼像新月。她有精致的装容，她的笑容里还有一种力量，能消除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拘谨。很快发现，她的思考比她的笑容更有力量。

　　中央党校那个特殊的讲坛

　　1990年，徐伟新走上了中央党校的讲坛，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对于一个试图以学资政的思想者来说，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有效和直接。思想活跃、开放，并满怀理想和热情的徐伟新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1991年的时候，她跟学员们讲“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简直有点石破天惊，有学员还因此跟她发生冲突，说她这一套不对，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个地方不动枪不动炮，但也是硝烟弥漫，充满火药味。”刚上讲坛不久的徐伟新就已经感觉到了。

　　也有很多人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而到邓小平南巡谈话，全国上下思想解放，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她感觉到了中央党校的魅力：“这个讲坛对于引导中国官员，引导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牵引中国这艘航船的走向，举足轻重。”

　　后来，她当上了进修部主任，要面对的是省部班、地厅班、县委书记班——中国决策架构中三个最主要层次的官员，“他们是中国的引导者，为世界和中国所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决策，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官员们来这里学习之前，已经拥有大量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每个人都大浪涛沙走到这一步，经过多种历练，脑子里已经装了很多固有的东西。相比课堂上传授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他们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这种课堂的应变，对教授是很大的挑战。”有一段时间，她坦言，确实很怕官员提问，“理论总是死板的，而实践是生动的。你用不变的东西去应万变，最终尴尬的是自己。”她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理念走进他们这么一批人？”

　　2005年，国家重点决定培养一批年轻的女政治家，于是，在全国选拔了15名50岁以下，正局级、博士以上的女官员赴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徐伟新成为了重点培养的其中一员。

　　在哈佛，她深受启发。“对于成人教育，哈佛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它给你理论的框架，也给你基本的知识，还有一些基本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给你案例，让你自由探讨。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知识、经验、经历就发挥作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下观点五花八门，非常让人受启发。”

　　“最后是什么？没有结论。以前我们总要给点东西，但在那里没有结论。” 徐伟新觉得哈佛那一套对于中国的官员培训挺适用，于是她将其引入到中央党校的课堂中来。“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引进过来，而且这种引进不是静止的，而是源源不断地、开放地，把一切优秀的东西引进到中央党校的教学里来。”

　　她说，必须以学员为本，绝不能用那些陈词滥调，一些规矩去束缚他们。“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把打开社会之谜的钥匙，让他拿着这个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员说她给中央党校形象加分不少。她理解中的以及努力塑造中的中央党校形象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是生动活泼的、健康的、文明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绝不是教条的、坚固的。

　　“所以，她笑得很生动，很灿烂，也是自然的。”学员们都这么说她。

　　这个地方对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怎么走？怎么干？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将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进修部，每个学期来学员以后，徐伟新跟他们都会有一个见面会，并给他们做一个讲话。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说，“我们的干部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执政信念问题，一个是执政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若都解决了，那就都解决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尤其是“上海社保案”之后，徐伟新更坚定了她的看法。那次事件对她震动很大，在她的观念里，上海是不会出事的。上海的收入那么高，上海的领导干部修养那么好，能力那么强，怎么可能会出事呢？结果还真出事了，而且还不是个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知识不够？能力不够？还是对中国的实际理解不够？对世界的理解不够？“全部不是，是信仰发生问题了。”

　　改革开放后，通过各种学习，官员的能力越来越高。但信念问题若不解决，迟早要出问题。徐伟新不无担忧。

　　像他们那一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她说希望能以学资政，为党治国安邦理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思想，同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融为一体，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一些建树，直接就构成中国发展的动力。我们的智慧，就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党的智慧，所以是挺有成就感的。”

　　那个年代给予她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大胆思考

　　大胆思考、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秉承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优秀传统，那是经历20世纪伟大变革的中国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品质。

　　徐伟新说，在77年、78年那样一个变动的年代上大学，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给予她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大胆思考。后来，她将这四个字引入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受益终身。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们国家正处于徘徊期，中国何去何从？不知道。”那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年代。这样的困惑来自伟人的去世，老人家不在了，这个地球还能照样转吗？对于上世纪已经迷信惯了的那一代人来说，他们觉得中国的天就要塌下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中国有很多的问题，究竟怎么看，不知道。”

　　那是一种巨大的思考的动力。1978年考上大学的徐伟新决定读遍图书馆的书来寻找答案。但很快发现根本读不完，那么多的书怎么读得完呢。那就有选择地读，在几类书中，她感觉到马列最让人信服，“特别是《资本论》太厉害了，铁一样的逻辑，无懈可击。”一本《资本论》彻底把她征服，而且她觉得马列确实管用。以至于在她后来的的职业选择中，也将研究马列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任何人考虑现实问题，都不能够摆脱历史。中国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历史进程，强大的封建思想的惯性，以及后来对马列的教条化，所有这些东西，都严重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却又不能给活生生的现实给出答案和出路，困惑由此而来。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要摆脱束缚，去大胆思考。”思考什么呢？

　　先是思考世界。特别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窗户，打开了大门，看世界目瞪口呆。“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生活还可以这样，人们的流动还可以这样，人们还可以去自由地选择职业，完全不同，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的思想禁锢在那个教条里面呢”？那个时候，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不光是伟人去思考的东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去思考。

　　再就是思考中国。“中国2000多年的停滞以及后来的落后和屈辱，然后又被新的个人迷信所统治，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路应该怎么走？”

　　还有一个就是思考自己。“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该如何行动，以及在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潮流中，在一个变动的转型国家中，我们如何来定位自己？”

　　如果自己的定位想不清楚，世界和中国的问题不可能想清楚，三者一以贯之。“只有把个人荣辱，同整个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你的思考才是有价值的，思考才可能是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