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现实才是真正挑战

　　人口、环境、资源这一问题序列的观念生成，由外部性而内化观察中国发展现实与挑战，或者这是1998年那一指向未来“退耕还林”政策出台，并不容易被人察觉的中国决策者的逻辑线索。如果仅止于观察到“戏剧性(偶然性)”，而忽略其背后的逻辑程序，或许并不明智。

　　检索早期“退耕还林”政策的各种文件与讲话，有一个普遍而形象的用词，“还账”——现代人为我们农业社会的先辈们生存支付代价。复杂的中国格局在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对资源的使用，又叠加于先辈们的“旧账”之上——研究者证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虽然可以缓解自然资源对于发展的约束，但不能完全摆脱自然资源的供给”。中国的现实，如果用库兹涅茨曲线(EKC，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过渡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会出现恶化趋势，经过某一临界点后，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减轻。这是一条倒U型曲线)来观察，周海林与刘荣霞长时段的研究《1980～2000年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正接近倒U型曲线的顶部”。真正的中国现实，农业社会积累的耕地与森林植被的紧张关系，只是问题的一面;更迫切的冲突是工业化对环境与资源的挑战。

　　在这一接近倒U型曲线顶部的时期，中国资源与环境结构现实是:“以农产品消耗为主的耕地资源占用开始转向以工业产品为主的能源消耗占用，同时畜产品和水产品的生态占用空间亦迅速增大……1980年化石能源生态占用占总生态占用的40%左右，而到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7%。从用水量上说，1980年到2000年，我国社会经济总用水量增加了约23.9%，但其中农业用水由占总用水的83%下降到69%，而同期工业用水则由10%上升到21%。”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形成更具压迫性力量。

　　与此同时，在周海林的长时段研究里亦证实:“1980～2000年由于中国人口净增加30.7%，使得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在20年间减少23%，人均林地减少11.7%，人均草地减少23.6%，人均耕地减少22.9%，人均水面减少54%，人均未利用土地减少31.2%。”这种各种指标减少的结果，当然无可否认是现实生活程度的提升，同一调查表明，“人均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是园地和建成区面积”。

　　如果从中国现实转向全球格局，其境况将更加错综。《布伦特兰报告》的主持人、挪威女首相格罗·布伦特兰在她仍在位时的一次世界大会上警告说:“北美人均的消费是印度的20倍，是孟加拉国的60至70倍。如果世界是70亿人口，而且都按北美的消费水平去生活，那么支撑人类需求的地球不能是1个，而是10个。”而戈尔描述的事实是:“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现实，才是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

　　当“人口、资源、环境”成为中国决策者们的问题核心后，我们按此逻辑，仍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分析文本，决策者应对挑战自然有章可循。自1998年再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后，连续4年，这一战略均为重点议题，而且强调用语不断升级，“进一步实施(1999年)”、“坚持(2000年)”、“放在更突出的位置(2001年)”。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更重要问题，“巩固和扩大纺织、冶金、煤炭等行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取得的成果，继续推进石化、建材、机械、医药、制糖、烟草等行业压缩过剩、落后生产能力的工作”。按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比较，这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仍属于经济结构调整序列。两年后(2004年)，新一任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产业结构问题已然进入“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序列，再后两年，也即2006年，“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议题。与中国政府工作目标方法不断递进相匹配的事实是，2003年4月，在广东考察时，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这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科学发展观”成为最重要的概念。

　　这种指导思想的演进，显然是中共全局把控力提升后的一种宣示，也是因应现实的一种战略变化。如果选择“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元问题来观察这一变化，当会有更清晰脉络。

　　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发布的《2020年中国能源与环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明确地描述了中国工业化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事实:若以常规能源资源总量为100，那么煤炭资源量在85以上，水能占12，石油和天然气仅占2～3。这种能源结构所导致的中国环境现实: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是中国最大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有来自燃煤;在大气污染物排放中，二氧化硫排放与电力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燃煤电厂是煤炭的主要用户，电力耗煤占煤炭总产量的60%，同时也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户。水污染物排放，中国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

　　这种能源结构之下更具困境的现实是，中国目前正处在重化工业阶段，而重化工业主要由能源矿产、原材料和重加工三部分构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全国电量(煤电为主体)与原煤产量近三年增长幅度均高于GDP的增幅。环境与发展由此构成尖锐性矛盾。而这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政府目标的事实性因素。

　　回到中国政府的具体政策应对，“十一五”期间的8个约束性指标之一，即在此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此，无可“环境友好”，而这一切，必须统领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之下。

　　在英美等国家工业化一百多年后，1962年，蕾切尔·卡逊以她的《寂静的春天》揭示工业化过程的悖论，形成了重新认识环境与人类自我的全球性思潮。197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曲格平，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后来曲格平向记者描述说，“那时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也正是这次会议，后来中国人的概念里有了“环境保护”这个词语——从接触这个概念，到“环境友好”与“科学发展观”，我们用去的时间仅35年。(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王芳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