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工业化

　　政府在和高能耗掰手腕，也在和20多年的经济成就掰手腕。最好的结果，是能耗降下来，经济仍能保持正常增速。但现在看起来，决策者不得不克服经济增长模式的强大惯性。当然，如果此次雷厉风行的“节能减排”能卓有成效地根除经济增长对于“低成本竞争”的过度依赖，无疑将有助于国家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顺利过渡。

　　主笔◎朱文轶 实习记者◎王丽娜

　　不降反升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几次强调，2007年是节能减排任务完成的关键年，如果完成得不好，就会增加以后三年的压力。

　　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曾经帮助中国快步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市场令人注目的竞争者的一些要素，正在越来越显著地成为环境的沉重包袱。它们在创造持续20多年GDP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令人忧虑的生态赤字。便宜的土地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和90年代开发区大幅圈地的共同动因，低廉的电价促使严重污染环境的燃煤发电厂大行其道，

　　政府对环境问题痛下决心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连串环境事件的频发起，到公开承诺“十一五”期间单位能源消耗水平比“十五”末降低20%，中国开始进入对环境整治更为严厉的阶段。

　　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这个“超大规模”、因仓促发展，建立在“粗放式增长”上的工业化既有可以容纳多种产业和经济模式的优势，也会遇到资源约束的瓶颈。突出的环境问题只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表现。更深刻问题是经历持续发展的中国已经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路口。治理“双高”，意味着企业依靠低价能源和资源获得高速发展的工业积累时代将一去不返，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会逐渐告别全球经济中的成本比较优势地位。后者在30年间不断充当了经济内燃机和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对政府而言，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当然不能以经济停滞为代价，投资拉动型增长固然难以为继，但脱离对“低成本竞争”经济模式的长期依赖后，新的增长点仍并不明朗。近年来各个层面对“重化工业”持续争议的焦点，同样是关于“重回老路”还是“超越旧式工业化”的道路之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对本刊记者说，“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交接，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

　　现状仍算不上乐观。今年一季度由于重化工业发展加快，导致单位能耗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后，再次回升。2006年度4%的降耗目标仅完成了三成。“除了北京，全国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2008年奥运会成为帮助北京完成任务的外力——首钢等高能耗工业企业陆续迁出京城，但在其他地方，“降耗”阻力重重。

　　在政府针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不断升温的调控政策下，GDP能耗不降反升，戴彦德并不觉得意外。“‘单位GDP能耗’可以理解为是第一、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能耗加权平均得来，它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他说，“第二产业单位产出能耗是‘一产’和‘三产’的5倍。去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在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调控措施仍只能缓解现状，但经济增长主要靠以高耗能的原材料基础工业为主的‘二产’，还是会必然带来全国GDP能耗的上升。”

　　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路径依赖

　　国家工业化道路中对于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7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使得经过20年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常态，标志着国家经过2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以温饱消费为对象的现有工业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说。

　　从1998年起，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通过增发国债1000亿元和配套信贷1000亿元，来拉动投资，配合工业化转型。1997年，我国8.8%的国民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拉动了3.03个百分点，出口拉动了2.87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了2.9个百分点。“1998年为了保证8%的增长率，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拉动有限，最终消费的贡献也难有起色，政府做出扩大内需、加强基本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将原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的计划调整为15%～20%，总投资增加2200亿元。例如铁路投资由原计划的380亿元提高到450亿元，公路投资由原计划的1200亿元增加到1600亿元。”武力说。

　　与1978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的工业化相比，前者由乡镇企业唱主角，后者则以大工业为主。整个中国产品出口，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两高一资”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过渡转型。而这两次工业化在思路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前者充分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后者更主要地开始转向能源资源的低价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告诉本刊记者，它们都是建立在低成本竞争模式上的，依靠大量的资本和低价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尽管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仍采用着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

　　“中国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渐浓厚。从一些产品出口状况来看，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是在国外，有些产品几乎包揽了世界市场的全部需求。”戴彦德说，“这些产品看上去不是高耗能的产品，但是其载能量相当可观。去年中国出口了68亿双鞋子，近5亿件电源适配器，仅这两种产品就相当于出口几百万吨油。电石这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几乎全在中国生产。”

　　对经济增速的迷恋加深了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依赖。从大部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中国则形成了自己的工业化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对本刊记者说，1998年之后，“反映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也出现了逆转。第二产业比重从2001年的39.8%猛增到2006年的48.7%。第三产业不升反降，自2002年起连续5年下降，从41.7%下降到2006年的39.5%”。

　　高耗能工业的膨胀使得粗放式增长下的能源短缺提前出现。我国资源消费甚至打破了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以钢为例，我国粗钢产量2000年达到1.285亿吨，到2006年迅速增加到4.2亿吨，远远超过了苏联创造的年产1.6亿吨的世界最高纪录。”鲁志强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钢产量随着工业化进程，都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人均GDP低于1000至1500美元时，钢材消费强度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大。当人均GDP大于1000至1500美元时，钢材消费强度则开始下降，达到4000美元则显著下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钢产量还继续保持着增长的势头，这种状态很可能还要长期持续。”

　　高能耗增长仍然处在强大的惯性下。2003年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一些纠缠在一起的因素牵制着政府“治理双高”的手脚。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进行，中国仍然要靠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来缓解城市化进程当中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为了吸纳每年数以百万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进行大量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这又转化为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继续给土地和能源的紧张推波助澜。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意味着一是农业产值须在15%以下，中国目前已达到14.8%;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只有40%，估计到2020年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达到60%以上的城镇人口比重。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院黄小虎说，“完成由落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的变革，务农的劳动力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假定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变，未来的城市化还要吸纳3亿劳动力。按一个劳动力养半个人来计算，3亿劳动力的赡养人口是1.5亿，就是说最终将会有4.5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来”。

　　“由于经济高速增长，2003年一举解决了新增800万人的就业，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产业可以替代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赵晓说。经济一旦过度放缓就会带来另一种危险——政府在小心翼翼地使用“点刹”而非“急刹”，这更需要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