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变迁折射政府理念嬗变

　　-尤陈俊

　　政府已经开始逐渐摈弃旧有的硬性管理模式，不再将行政事务仅仅视为是传统的“牧民之术”，转而塑造以人为本的 服务型施政文化，在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同时，追求人性的关怀，注重以善意劝导的方式谨慎地行使权力，以追求社会的和谐 与安宁。

　　“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2007年9月30日之后，类似这样文明现代的标语将取代过去粗 鲁蛮横的计划生育标语，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8月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消息，“一环二扎三 罚”之类态度强硬冷漠甚至含有恐吓意味的计生标语口号，将被人口计生部门全面清理，同时，国家人口计生委还推出190 条新版标语，供全国各地使用。

　　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各式各样的标语已经成为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之一，以至于国外一些学者建议说，“标语”应该 和“长城”、“熊猫”、“孔子”一样，列为代表中国的符号。

　　中国式标语

　　从历史渊源上看，这种在宣传中注重标语功能的强烈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年的习惯做法。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毛泽东曾主持过红军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就特别强调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 作”。因此，这一时期常常是“兵马未动，标语先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建国之后，标语宣传在党政工作中的地位， 更是得到了一如既往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党政工作标语中，权力支配的意蕴逐渐凸显。其中的很多标语，往往透露出指 示甚至强制人们行为方式的意图，并且其语气也逐渐转向强硬的训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大一部分标语是以命令甚至威胁 的语气出现，所表述的多是一种禁止性的规范，例如“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之类的标语，甚至于今天还时有所见。

　　应该说，这些训诫式的标语，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建国之后直至1980年代，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建立 。当时在许多细节工作上，往往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而执掌国家政权，又必须通过一定的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 行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对政策的依赖性甚是明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因素在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实际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于有时还替代了法律的 角色。这是因为，与法律的稳定性相比，政策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都更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较少制约地满足变动情势的治 理需要，其中存在着较大的操作空间，故而为政府官员所喜好。在落实中央政策时，地方政府常常会基于自己的再理解，拟订 出诸多“土政策”付诸实施。党政部门在开展工作时，也常常是试图借助“土政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这一时期的政府工作，注重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治”理，强调通过训诫的方式建立权力的强力支配。作为政策宣传重 要手段的标语，自然也就容易成为传达各类训诫性行为规范的渠道。这些有着明显权力训诫寓意的标语，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功 能，它们与正式的法律法规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背后，所透露出的是片面强调 权力威严的“人治”理念。

　　标语下的权力之手

　　这些命令甚至强制式的标语，通常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指示着某种行为。这种风格，一方面可以突出政府的至高 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它的确可以使人民群众对权力行使者感到敬畏；但另一方面，也同样可能会对政府的公共形象造成严重 的伤害。这是因为，包含“严禁”、“不准”之类强硬词语的训诫性标语，片面地强调了政府权力对人民群众的强力支配和硬 性引导，“治人”的意味非常浓厚，常常显得太过严厉而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故而容易导致群众在情感上的排斥与疏离，最 终有损政府亲和力。

　　中国今天的绝大部分标语，都是出自公权力部门之手。革命年代那种极度倚重标语宣传的工作方法，直至今日仍然在 某些地方的党政工作中被奉为典范，但是时代走到今天，继续使用粗暴而强硬的标语，已经显得有些落伍。

　　权力与话语不可分割，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标语的言说，同样会构成相应的话语 权力。有人在搜集大量标语之后，将其分为“冷酷无情”、“狠话蛮横”等类。这些标语常常在法律上并无依据，有些甚至根 本就与法律抵触，但都充满命令甚至恐吓的意味。诸如“敢与政府对着干，当时就叫他难看”的标语，让海外来的访客大为震 惊，因为在西方，标语通常是从下而上地表达社会权利的工具，而在中国，却主要是作为政府从上而下表述政策的工具。

　　今天对标语的某些运用，往往还显得过度表面化，甚至于有些是以迎合权力为目的。这非但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反 而会造成有限资金的无端浪费。曾有学者实地统计过计划生育标语的空间分布，结果发现，计划生育标语的实际发布点，并非 是广大育龄夫妇经常聚集活动的村庄中心，反而绝大多数是发布在村子外围的村级公路两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某种程度 上，是标语发布者真正预设的受众，并非广大的村民，而是少数的上级领导，因为将标语发布在村级公路两旁，更容易为偶尔 下乡检查工作的领导所见到。

　　因为在一些地方，标语的多少被作为工作考核的内容之一。久之，就成为一种导向：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还不到 位，而有了标语，就显示了决心与成效。在这些地方，标语无形中充当了政府工作业绩的象征。

　　服务型政府的标语理念

　　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包括标语在内的各种话语实践业已发生改变。如同国家人口与 计生委所做的那样，标语的语气，已经逐渐由冷漠强硬转向温情可亲，其内容也由命令禁止转向倡导为主。

　　这种标语变化背后蕴涵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服务型政府”在逐渐得到重视并开始确立。它表明， 政府已经开始摈弃旧有的硬性管理模式，不再将行政事务仅仅视为传统的“牧民之术”，转而塑造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施政文化 ，在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同时，追求人性的关怀，注重以善意劝导的方式谨慎地行使权力，以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它更多 是以公仆的角色给群众以温情建议，而不是如严厉家长那样直接训诫。与先前那种适得其反的训诫型标语相比，如今的这种改 变，将有助于培养政府的亲和形象，从而在人民群众的内心中更为牢固地建立权威认同。

　　通过标语展现的种种变化，也表明在法制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已经注意到政策与法律的应有分野。标语传导的信息， 以往常常是地方“土政策”对上级政策的再次理解，缺乏一致的内涵，因而容易给人以政出多门的形象，甚至还可能与法律、 法规相悖。通过部分标语展示的那些实与法律有所出入的“土政策”，也许可以在一时一地获得些许成效，但从根本上来说， 却是对法律权威的严重危害，因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本质上必须依赖于统一法制的实施。而以法律为依据对标语予以规范，则 可以在保证其合法性的前提下，促成其内涵的统一。对于中国法治进程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就未来的宣传工作而言，标语仍然会被大量地使用。这不能仅仅归因于施政者的工作习惯，最根本的还在于借助标语 宣传，的确可以起到不错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并不是标语宣传的形式应不应该废除的问题，而是去思考如 何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推行标语的革新，包括其背后隐藏的施政理念转变。在所有关于标语革新的反思之中，最关键的也许是 必须注意转变“标语崇拜”的旧有观念。这意味着，体现公共权力的各类标语，并不应该过多地侵入社会空间，在某些事项上 ，标语的运用必须有所节制，而不是一味地在所有工作中普遍推行。

　　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标语只是代表着政府的一种公共姿态，这种姿态，在有些时候，甚至很可能会因为权力的炫 耀心理而流于形式。如果片面地注重标语，反而是本末倒置。何况，很多政治类标语，往往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较快地丧失时效 。最为重要的，乃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切实地身体力行，告别一味的权力训诫，在依循法治轨迹的同时，去构建服务型施政文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