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没有为历史守贞的义务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6日16:15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刘颖 杨婧

  访谈嘉宾 朱大可

  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在我的视野里,许多文化英雄都是被蓄意拔高的,他们的弱点和性格多样性被掩盖起来,由此构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神话。适度的批评性的戏说,有助于历史人物的祛魅,颠覆那些虚构的神话,最终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适度戏说,有助还原历史人物真实面貌

  南都周刊:今年3月,电视连续剧《杨三姐告状》在央视热播惹起轩然大波。杨三姐孙子薛晓强认为该剧编造杨三姐被卖入青楼、收受银两贿赂判官的剧情,将杨三姐人格、人性完全扭曲,于是将剧方告上法庭,日前该案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近些年关于影视文学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再创作,引发的抗议事件一再发生,如何看待这类纠纷的出现?

  朱大可:没有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我们就无法做出是非判断。其中有些改编在正常的历史阐释范围之内,而另一些则有在某些剧情上蓄意渲染的嫌疑。但传记作品,终究要以符合历史本相为底线。问题的难点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真相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又是谁,能够成为历史真相的权威阐释者?所有这些权力关系都是暧昧不清的,由此导致各种文化诉讼的泛滥。阐释权的问题,俨然成了历史人物叙事的首要问题。

  南都周刊:从经济原因上分析,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市场经济时代,似乎处处笼罩着资本的阴影。媒体乃至影视界似乎很明白只要打些擦边球,以民众的趣味(暴力、情色、名人隐私等)为诱饵,很容易从中牟取经济利益,而名人题材影视剧近来频走火,和这种背景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当然如此。在消费主义时代,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消费品,历史当然也可以成为热销的产品,为迎合消费大众的趣味,篡改历史,或者夸大原题材里的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些事件屡见不鲜。但这不是为了还原记忆,而只是为了提升文化产品的消费魅力。文化市场营销策略的核心就是如此。

  南都周刊:从文化背景上分析,近年来

无厘头文化盛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解构经典的现象俨然时尚,影视文学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再创作甚至戏说趋势有所增加,与此有没有联系?

  朱大可:戏说显然是另一类问题。戏说跟消费欲望没有本质关系,却更接近那种意识形态解构的冲动。在我的视野里,许多文化英雄都是被蓄意拔高的,他们的弱点和性格多样性被掩盖起来,由此构成单一的意识形态

神话。适度的批评性的戏说,有助于历史人物的祛魅,颠覆那些虚构的神话,最终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南都周刊:有学者认为,艺术的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于历史人物的艺术塑造,允许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虚构夸张。比如对于《色,戒》,不仅是李安的电影,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一定有艺术创作的空间,和真实的人物没有形成对应关系,如果只是根据一个故事改编,不管她做了怎样的加工改造,都不构成名誉损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大可:《色,戒》是根据短篇小说改编的,改编者有更大的自由阐释和演绎的空间。这是由小说这种虚构性文体决定的。小说可以取材于历史,但并无还原真相的责任。恰恰相反,虚构性文体要求作者尽其可能地发挥想象,以期超越历史限定,开拓更大的叙事空间。我认为小说不需要真实与创造的平衡。小说家没有为历史守贞的义务。

  胡乱阐释历史,必然制造更大文化灾难

  南都周刊: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杨三姐告状”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历史故事。电视剧《杨三姐告状》对其原型的改编,似乎就涉及到一个戏说历史现象。荧屏上的这类现象,以《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极致,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戏”指戏剧;一类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戏”乃指游戏。社会精英一般认为以游戏之笔“戏说历史”,是对历史不负责任,而普通百姓关心的只是影视剧的好看不好看。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大可:在“戏说”这个名词底下,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叙事立场,如影射、反讽、嘲讽、戏仿等等,比如,《宰相刘罗锅》是历史剧里罕见的杰作,在它的影射性戏说里,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批判。不能把它等同于媚俗的游戏。当然,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出现了某种油滑的东西,但这恰恰是北京市井平民趣味的折射。当然,电视剧的本质就是娱乐,能够在里面藏点深刻的东西固然很好,要是没有,纯粹拿历史人物寻寻开心,我认为也未尝不可。历史的正说,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却不是电视剧的使命。

  南都周刊:对于戏说历史,赞成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有人说,在两者争锋的背后,其实是两种历史观的冲突。反对者所持的是精英历史观、一元论历史观,之所以反对“戏说历史”,是要通过维护“历史资源”的“纯正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赞成者多持民间历史观和多元历史观,怎样理解这种说法?

  朱大可:我是戏说的坚定的支持者。因为任何被告知的历史,其实都是阐释的结果(相对真相),而不是所谓的绝对真相。那种宣称历史只有唯一的解的人,才是历史的敌人。历史空间我们无限开放,欢迎各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只有在多样化的阐释进程中,历史才会趋近于那个绝对真相。当然,任何阐释都需要文化智慧和专业技术。在中国文化衰退的背景下,这种智慧和技术的支撑变得尤其重要,否则,胡乱的历史阐释,必然会制造出一场更大的文化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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