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一代大儒的工学教育之路

　　唐文治接手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时，正是中国社会一些时代先驱们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方兴未艾 之际。唐文治意识到必须根据社会变迁对知识人才的需求状况，把学校发展成名实相符的高等实业教育机构。在南洋大学任职 3年后，唐文治极有远见地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战略地位，提出：“立国之要，以教 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此必然之理。”

　　□文/袁 贺

　　1911年11月6日下午4时，在上海徐家汇原清朝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大会堂内，该校师生汇聚一堂，群 情激昂，欢呼辛亥革命首义成功和上海“反正”及江苏“独立”。学校正借革命东风，举行更名大会，正式改“邮传部高等实 业学堂”为“中国南洋大学”。会议伊始，一位中年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期间竟响起多次热烈的掌声，他就是唐文治， 中国南洋大学(今上海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的首任校长。

　　宦海中思立国之本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署菇经堂主。1865年夏历10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太仓一 个不太宽裕的书香之家。唐氏家族历来注重儒学教育，对唐文治也不例外。他由祖父和母亲督责，6岁发蒙，8岁即有“我愿 为伊尹”的鸿鹄之志，14岁完成“五经”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唐文治16岁中秀才，后入学南菁书院，曾先后受 业于书院山长、近代中国著名经学大师黄以周与曾为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学业精进。1892年，唐文治参加会试，座师为 曾为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翁氏对其试卷的评语为“经艺渊雅，不使才锋，策赅博”，最终得授两榜进士。

　　科举之路的成功，最终为唐文治确定了“出则为名臣，处则为名儒”的传统儒者的经典生活路向。从1892年到1 901年，唐文治供职户部，起初担任闲职，在这期间，他被翁同延请到家中坐馆教书长达8年；同时，唐文治也再次拜著名 学者沈曾植先生为师，学问更为淹贯通达。他受沈氏影响，认识到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唯知时者可与言消息”。唐文治 终生不背离时代，治传统学问为的是“正人心、救民命”，和这种认识应该有很大关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唐文治个人思想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不顾职低位卑，毅然 直忤权贵，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的万言折，阐述了“最为切至急于施行”的8项时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晚清政治的 必要性和方案，早康有为等人半年。虽然奏折泥牛入海，但却使得他经纶政治的才干和忠公体国的苦心为世人所知。正是该事 件，使翁同认识到唐文治可堪大用，转其为实职。由于唐文治“人品端方，趋公谨慎”，他逐步得到提拔，进入了仕途的辉煌 时期。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唐文治随之任该部榷算司主事一直到1903年8月。在此期间，唐文治刻苦钻 研，在与蛮横的殖民者直接交锋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弱则受欺，强国之路何在的问题激起了唐文治的深刻思考。两次出洋的经 历彻底改变了唐文治的人生轨迹。

　　唐文治的第一次出洋在1901年，作为户部侍郎那桐的随员前往日本，任务是为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遇害一 事向日本“道歉”。这次外交活动为时一个半月，唐文治一边为外交活动准备大量材料，一边自己用心考察日本能给中国启示 的地方。在这期间，由于用眼过度，因长期刻苦用功本已视力不佳的唐文治左眼失明。饶是如此，他归国后，写成《东瀛日记 》，为国人了解日本打开了一扇窗户。第二次出洋是1902年，出访英、法、比、日、美等西方强国，为的是庆祝英王爱德 华七世的加冕礼。这次出访由于种种原因，逗留西方长达半年之久。在访问伦敦图书馆时，对唐文治的内心冲击尤甚，他看到 馆中“书架积长32英里，庋藏各国今古图籍300余万种。”陪同翻译为法国人微席叶，此人见唐文治对馆藏图书大加赞赏 ，就得意地挑衅唐文治：“中国素号文明上国，今先生来游是邦，见欧洲识字人多乎？抑中国识字人多乎？”唐立刻正色回答 ：“欧洲识字人固多，然中国识字人归在躬行实践。譬如仁、义、礼、智，必有此四者，方可谓仁义礼智四字。奸、邪、恶、 逆，必绝此四者，方可谓识奸、邪、恶、逆四字。我中国此等识字人固少，谅欧洲人亦不多耳！”回答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民族 尊严，但他自己的确深受刺激。对这次外事活动，唐文治归国后撰下了《英轺日记》12卷。他体认到了西方列强民主制度下 的官制与中国的巨大反差，认同民主政治的威力。仅3年之后，唐文治就积极主张实行官制改革和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 后，又迅速列名于请清帝逊位之电稿。作为一个成功的士大夫能有这种行动，不能不说受到这两次出洋所受刺激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访问，唐文治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他融入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新知识阶层的普遍性看法 之中，即认为世界“争之道”有三：曰兵战，曰商战,曰学战。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尤其是通过对西方各 国的切身考察，唐文治对列强教育的普及化和专业化印象深刻。在仅两三万字的《英轺日记》中，讨论描述西方各国教育状况 的竟有数千言之多！在归国之后所上的《由英回京条陈》中，唐文治认为西方致治保邦之方中“切近易行”且为“中国所万不 能缓者”“厥有三事”，一是“商务、路矿”以外，他发现，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本是政府鼓励工商实业；再就是“开学堂”： “国运隆污必与学校盛衰相消息”。也就是说，唐文治认识到实业和教育，特别是后者为“立国之本”。显然，能综合两者的 ，莫过于实业教育。这一思想认识为唐文治日后投身教育并着重工科教育关系匪浅。

　　结缘南洋

　　唐文治归国之后的1903年，他开始供职商部，两年之后署理商部左侍郎。1906年9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 因尚书载振奉旨赴东北查办事务，唐文治署理该部尚书，达到了他宦海生涯的巅峰。在这4年之中，唐文治参考借鉴西方各国 例制拟订了《商部章程》；又协助伍庭芳着手编订《商律》，意欲通过制定《商律》作为则例，创设路矿诸公司作为起点，借 以实现“保利权而行商务”的经济改革目的。在这个岗位上，唐文治在促进民族经济进步和实业发展方面切实起到了“总枢” 的作用，多次受到清帝的“召见”而“迭蒙温奖”。可惜的是，尽管唐文治忠公体国，但满清官场的昏庸腐败，令唐文治的种 种设想多成画饼。特别是唐文治和权臣袁世凯之间的冲突，使得唐文治对清末政治日益寒心。1906年12月21日，随着 母亲去世，唐文治因“丁艰”而离开农工商部，并从此抽身离开官场，退出政坛，时年仅42岁。他最终的选择是投身教育。

　　唐文治留心教育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已产生，此前一直留心“性理之学”的他震惊于中国的失败，意识到仅仅死守儒 家学术传统已经无济于事。两次出洋之后，唐文治即认为“国家奖励工商之法，必先设立学堂，培植人才为工商业中领袖”， 此举具有“精心妙用”。此后，他积极参与创设京师高等职业学堂和保护湖南明德中学。1909年唐文治开始担任江苏教育 总会会长，任内积极推进江苏教育的发展，并联络全国学界共同进步。唐文治在这个岗位上的出色业绩是他最终投身与他渊源 颇深的南洋大学的重要中转站。

　　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7年1月26日，初名“南洋公学”，由当时任大理寺少卿的盛宣怀奏请清政府后在上海 徐家汇择地筹办而成。因上海地处当时清政府所谓“南洋”之地，且办学资金多由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提供，故名“南 洋公学”。立学宗旨本为“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后植根底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政学堂之意 。”即以造就内政、外交和理财诸方面人才为根本。后因袁世凯与盛宣怀的权争，1904年底改由唐文治所在的商部管辖， 次年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相应地，办学目标改为“讲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冀为振兴中国商业起见造就 人才，力图进步”。1906年，该校又改隶新设立的邮传部，并于次年改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这时，学校由 于办学经费紧张，成为一个烂摊子。危难之际，邮传部尚书陈玉苍奏派唐文治出任学校监督。1907年9月，唐文治正式走 马上任。自此唐文治与南洋结缘，一直到1920年，唐文治掌理校务13年有余。

　　中国工科教育管理的先驱

　　唐文治接手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时，正是中国社会一些时代先驱们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方兴未艾 之际。唐文治意识到必须根据社会变迁对知识人才的需求状况，把学校发展成名实相符的高等实业教育机构。在南洋大学任职 3年后，唐文治极有远见地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战略地位，提出：“立国之要，以教 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此必然之理。”他对大学使命和教育宗旨的认识是：“夫世界一教育场也，国 家一大学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可以定一时，善教可以淑数世。行其教者治，不行其教者乱，而其大枢纽，尤在 于各省之吏治。”有鉴于此，他无论是在学科专业设置，还是师资配备和教学实践方面都切实贯彻“尚实”的精神，以求改良 现状。

　　根据崇实精神，唐文治开始厘定教育方针。他认为，对学生的教育，应该“以道德端其规模，以规律束其身心”。学 校办学之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911年制定的学 校章程即以此为依据。根据这一认识，唐文治把实业学科的创办列为办学的头等大事。在清末4年间，他在学堂内先后开办起 铁路、电机和航海3个专科，并极力辅助商船学校正式成立。这样，学校的性质由培养商务实业人才而转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为主的工科大学。唐文治由是成为中国工科教育的先驱。

　　此后，唐文治就开始显示他卓越的教育管理才华。首先是师资管理。为了培植师资队伍，唐文治主要采取了三种途径 。一是聘请国内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方面的人才多集中于有关中国传统学问和基础课程的教学。比 如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即曾受聘担任学堂教务长。其次，是聘请外籍教师担任主干专业课程的教学。由于其时中国工科高等教 育落后，国内懂得工程技术的人才凤毛麟角。唐文治的目标是实业救国，因此，他不惜重金聘请洋教师。根据有关材料反映， 1908 ——1920年间，学校聘任的外籍教师几乎占教师的一半，一些主要专业课几乎全部由外籍教师担任。其三，选 派学生出国留学，候其学成归国充实师资。仅在清末4年间，唐文治即派遣了数批学生赴英美等国深造。他当校长的14年内 先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二百余人。这些学子，在民国成立后，不少人陆续回归母校任教，促成了师资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聘请一流教师诚为重要，如何管理教师才是更重要的问题。为了使学校成为真正的实业人才培养基地，唐文治自出任 学堂监督之日，就长住学校，一改过去学校监督不住校的成规。同时，他要求教师必须住在校内，且不能在学校以外兼职，使 其能专心致力于教学工作，也方便学生随时请教。他规定，如果教师因病或因事不能上课，必须事先请假，工资则按时计扣。 除此以外，他还要求教师必须钻研业务，以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外籍教师，则除了这些要求之外，还规定他们在专任课程教学 之外，“凡学堂内外一切他事不得干预”。“该教员无论是否教士出身，凡在课堂授课，不得借词宣读涉及宗教之语”，为的 是使学生吸收到纯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洋教师“不遵守合同暨违背章程条规等事，或才力不及，行检不饬，监督得即行辞退” 。唐文治对教师的管理，保证了教学秩序和教学水平。

　　其次是学生管理。唐文治认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造就一流的人才。他在《论整理学部》一文中指出：“人才者，国家 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又说：“唯余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为了 达到这样的目标，首要的是选材。唐文治在谈到辛亥革命前招生的情况时曾说：“本校长到校以来瞬经五载，历届招考新生取 入专科者每次仅有三、五名，即如上年下学期(指1911年暑假)报考者已达千余人，而所取专科学生仍不过十名左右。” 1000名考生中只招10名，正所谓百里挑一，足见对招收新生要求之高。如1916年土木科一年级新生共20人，其中 由该校附中递升者7人，校外招入的13人。1920年前专科一年级的新生，一个班级很少达到30人，有时还不到10人 。所以要考入南洋，不仅在清末时不容易，就是在民国初年，我国中等教育有了发展、教学质量有了提高之后，能考入南洋的 也只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几所名牌中学的少数优秀学生。由于招生中坚持宁缺毋滥，保证了新生的质量。

　　人才招进以后，如何培育就成为关键。唐文治认为人格教育是根本，他坚持德、智并重，道德优先。他说：“道德， 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南洋形成了以德优先、全面发展的培养风格。1915年《南洋》第1期 上，刊有陈容的文章，他说：“校风者即学校精神之现象也。母校精神所趋向之道，其重要者有三。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一 也，注重国学国文以保存国粹二也，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三也。而母校精神所汇集之点，则爱国救民也”。著名新闻记者 、政治家、出版家邹韬奋也说：“……吾校为吾国学校中之最有历史、最有名誉者。吾校之学风亦可为吾国学校中之最可钦仰 、最可爱慕者。吾校学风有三不可及：一曰吾同学皆知自尊其人格而同时且知力尊他人之人格；二曰吾同学皆知勤奋学问而同 时且极尊重他人之勤奋学问者；三曰吾同学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且知敬重他人俭朴。人格为为人之基，勤奋为成功之诀，俭朴 为立身之本，而吾校风皆具此而吾同学皆行所无事以自淑其身，此吾侪所当自省而保存发扬光大者也。此全国学校所当闻风兴 起而共效法者也。”

　　南洋能做到这点，原因是唐文治作为校长，对学生的管理以身作则，既严又亲。他管理学生一视同仁，决不徇私。如 1911年，航海科招生时，有翁同后人投考，尽管他有心录取，但当该科负责人认为该考生“程度偏低”而“以为不可”之 时，唐文治宁愿于内心终生“歉然”，也依然将其“摈去”。在他当南洋校长的十几年间，经他惩罚出校的学生以数十计。反 之，他对学生的态度则极为谦和。据说，他每次召见学生或学生有事问询于他，他总是微笑地站起来打招呼。对学生，他从不 直呼其名，而是称“某世兄”、“某老弟”。平时稍有闲暇，即前往学生宿舍嘘寒问暖。在南洋还流传过“打了校长得声谢” 的故事。据南洋校友陈闵回忆，某日他正在学校上院门侧凝神看公告牌时，忽然有人自背后猛撞他背部，他以为是同学开玩笑 ，未及回头就报以一拳。待回头一看，吓得目瞪口呆，吃他拳头的原是双目几近失明的校长唐文治！他赶快双手搀扶校长进入 办公室，唐先生竟不怒反颔首道谢，连说“对弗住”。

　　管理学生，保护学生并为学生的前途着想不可忽视。随着南洋办学规模的扩大，难免有毕业生失业。唐文治曾借交通 会议以提案的方式，呼吁交通部及相关部门对学校毕业生“广为录用”。而面对1947年国统区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 迫害”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准备对上海的学生下手时，唐文治断然联名上书上海市长等为本校师生辩护。

　　再次是课程教学管理。他的办学思想极意注重中文，强调保存国粹，因此对国文特别重视。学校从一年级到毕业都开 设了国文课，把国文作为一门主课，与理工科并重。中、小学招生时，录取与否，首先取决于考生的中文成绩。招考时，试卷 先批阅国文，国文成绩不好，其他试卷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被录取的希望。学校设置铁路和电机专科以后，开设的课程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都仿效欧美。延聘的教师(除国文外)，均是受过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外教师。专业 课则以美籍教师为主。1910年唐文治还致函我国驻美使馆，请代为索取美国大学的章程，以资参考。对于专科的课程设置 ，学校都以美国大学的同类专科课程设置为蓝本，教科书也直接购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等名大学，竭力使学校专科所培 养的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外语是向西方学习的工具，因而唐文治重视外语教学。他认为 “盖无论何种科学 ，均须熟娴文法，方能窥其奥”。1910年学校成立西文科，为学生开设课外的外语补习课。同时成立英文大会，每年组织 英文演讲会、辩论会和作文竞赛，优胜者给予奖励。为使学生经常处于一个学习外语的环境中，学校还规定 “在英文课及用 英文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语者，专科生罚铜元二枚，二、三、四、五年级生(指附中学生)罚铜元一枚 ”。又规定，专 科生做作业和实习报告等均须以英文书写。这些措施使学校当时毕业生的外语、尤其是英语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毕业后 留学英美，对英语能应付裕如。

　　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必须有良好的身体做支撑，唐文治十分重视学生体质，重视体育课程的设置，这是他办学主张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作为校长亲自主管体育，成立体育会，做到普及与提高并举。当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先后建 立起足球、篮球、棒球、游泳等运动队，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名扬全国。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全国性运动会，该校代 表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学生黄灏寿夺取个人总分第一名。从1915年到1920年，该校还为我国参加远东运动会输送了 多名“国手”。学校的技击运动也一度载誉江南。唐文治还规定学生每天晨操，实行强迫运动，每年举行校运动会。唐文治对 各个运动队都很关心，从改善伙食到赛前运动员集中训练都要过问。每当赛事结束，无论胜负，皆要勉励一番。凡在该校举行 的校际比赛，他总要亲临现场观赛。后来唐文治双目基本失明，不能亲眼观看学生球赛，就让学生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一直通 向球场，及时向他传递赛场消息，可见其热心之甚。

　　唐文治非常早就认识到，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必须有实践机会，通过实习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此，他在校内开办机 械、电机等附属工厂，以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实习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主要是结合课程教学进度，利用校 内实验设施和场所，由教师指导学生根据所学理论知识动手进行实践操作训练。至于校外实习则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而定。如 铁路专业，校外实习主要是铺设路轨的实地测量；航海专业则被派往有关舰船练习操作；电机专业则去外地有关工厂进行参观 考察。

　　从唐文治为官出洋之时，他就认识到一个好图书馆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唐文治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出色的图书馆。1 913年，随着学校发展成一所实实在在的工业专门学校以后，面对学校缺乏能有相应参考资料可供查阅的图书馆，唐文治又 急又惭愧。1916年，在学校度过他当校长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危机以后，经过多次会商，他决定借举办学校成立20周年纪 念会的时机，发起募捐活动，为建设图书馆筹集资金。当时的安排是“上则唐校长为文呈大总统，请求提倡，下则诸同学于社 会上，四出劝募”。结果校外上自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下自各工厂百姓都踊跃捐助；校内，则唐文治领衔，先捐10 00大洋。筹款高潮是在1917年4月26-28日的校庆三日，当时盛况空前，数千来宾，纷纷解囊相助，据传，甚至有 女宾脱簪慨助！最后，劝募不到一年，筹集到款项5万多元，加上交通部拨款3万多元，最终，图书馆在1918年2月20 日破土动工，1920年3月13日，正式举行了图书馆开馆典礼。当时馆藏有中文图书约2万册，西文图书5千多卷，以及 80多种中外杂志，成为东南地区难得一见的图书馆。

　　由于唐文治的有效管理，南洋大学(1912年改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改名为交通大学)取得了空前的 成就。在历届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招考中，该校学生考试成绩优异，如1916年庚款招收公费留美学生10名，该校中榜 5名。该校学生在美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博得美国教育人士的好评。在20世纪的前半段时间里，该校为中国工业建设造就 了一批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诞生了一大批铁路工程、机电工程、铁道管理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如在抗日战争 期间，负责修筑滇缅铁路的总工程师，负责修建乐(四川乐山)西(西昌)公路的副总工程师等出类拔萃的人才，均出自该校 。

　　国学大师

　　1920年10月，唐文治辞去了已更名为交通大学的南洋校长的职务，据学者研究，他的辞职和“五四”运动的爆 发关系密切。“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也冲击着本身是经学大师的唐文治的道德观和“保存国粹”的办学思想。 当学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孔子牌位时，他痛心疾首，把学生领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优秀学生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 。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从交通大学辞职不久，他旋即接受了无锡国学专 修学校的校长聘书，如果绝意教育，他不能做此选择。

　　唐文治早就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有诸多流弊，一针见血地指出“世道之张，人心之迷谬，风俗之庸恶，士品之卑污，上 下历史无有甚于今日者”，这种状况的根本表征则是“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举国民之心皆粗而不能 细，举国民之气皆浮而不能沉，如是而犹望其治平也，岂不哉？面对这种社会风气，唐文治认为“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 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因此，他认为正本清源之计，必当起用“品行心术贤良纯粹之人”，即他一贯坚持的“正人心 ，救民命。”而这种人才的培养，“亦当以宋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先植其本，性理既明 ，发为政治，自然纲举目张，无复颠倒凌乱之弊。”

　　唐文治的主张，一言之，就是国粹不可放弃。因此，他放弃在交大的职务，转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因该校主旨在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目标是“在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学校教育集中在经 史子集，所用书目和版本均由唐文治亲自确定，经学科目，他还亲自教学。该校大师云集，“皆一时之选”。唐文治本人在其 一生中则为了国学教育，编写了一大批经典教材，诸如《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曾子大义》二卷、《大学大义》一卷、 《中庸大义》一卷、《论语大义》二卷、《孟子大义》七卷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国学大师的功力。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唐文治也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他热爱新中国，殷殷赤子之情，常溢于言表。他曾受到上海市长陈 毅的礼遇，被尊为“上海十老”之一。1954年4月，一代国学和教育大师唐文治在上海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