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小常庄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1998年，人们开始议论即将到来的宁西铁路。三年后，200名村民在铁路工地上做小工，或是拉沙子石头。又过了三年，火车隆隆而来，当年却轧死了一个跨越铁路的孩子。现在，铁路就像每一个人的普通邻居。十年时间，原本的新鲜，变得不足为奇。当人们被问及十年来的变化，常常一愣，然后用手指向国道边的新房——“看，起了那么多新房子。”

　　的确，这是最明显、最可感的。

　　静下来，向十年的记忆深处挖掘，人们发现：波澜不惊之间的变化之深，一时竟难以描摹。

　　深 陷

　　对免税和直补的议论早已平息。尽管吴晓亭和利新华们在记者面前怯怯地发问：“这涨价咋这么凶呢？”可当他们谈及免税、谈及直补，眼里还是闪动着感激的光芒：“好哩，过去种粮要自己贴钱呢。”

　　十年前，这个村庄每年需要完成农业税23万元；十年后，在免征农业税之外，每亩地享受近30元的粮食直补、种子补贴。这还没有包括“两免一补”的教育投入。

　　但价格的上涨，成为吸走农民收入的另一只手。

　　以“角”为单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已经让他们满意：“今年玉米8毛多哩……”然而“十元”为单位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让他们同时叹息：“柴油可真贵，吓死人……”

　　十年前，小常庄人均年收入大约在四五百元，现在，这个数字是三千八百多元。然而支出的增长，总是同样迅猛。

　　如今结婚，都得从县城里租车子，夏利一天几十元百把元，桑塔纳一天要几百元。

　　刚刚办了喜事的老杨一家，收拾出了一大盆吃剩的鱼头鱼脑。老两口说：“你看看，放到十年前，这咋敢想？”如今，办酒席待客都“一条龙”了，连碗筷都是厨师随身带来，当然，人家会“打包论价”。

　　李冬祥不由回忆起十几年前与妻子盖起他们第一座房子时的场景：“俺和泥，俺老婆往里灌，两人忙完地里的活就去脱砖坯，干到天黑黑的。苦归苦，活可以自己干，盖座房不要那么多钱。”

　　而今天，砖要用钱买，水泥要用钱买，盖房子的施工队拒绝只出工不包料。一切，都要用钱来买了。全面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让人们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

　　一座小楼的价码，十年前是两三万元，五年前到了六七万，如今，已经超过10万。

　　惠建民说：“要说富，现在比十年前富多了。但俺怎么总是觉着：钱越来越不够用呢？”

　　神 灵

　　一户人家的门上贴着这样的对联：“依靠上帝有保障，相信耶稣得平安。”

　　十年前，正是基督教在小常庄萌芽的开始。

　　400人口的常庄，是小常庄15个自然村中最穷的一个，全村9个特困户，这里占了4户。教徒数量也是全村最多——有十几个，常文付的老伴就是其中一员。从1997年开始，他家的墙上开始贴起“基督教年历表”，1998年的压着1997年的，1999年的又压上1998年的，从1999年开始，一张挨着一张横着贴成一排，每张上面都印着基督的一条训喻，和不同的圣经故事画面。

　　老两口进进出出，就能看见显眼的大字——“作光作盐，服务社会。”

　　每个星期中的一个上午，这个自然村的十几名教徒会集中起来。被他们自称为“传教”的活动，说的主要是：“不叫骂人，不叫偷，光叫人善哩。”

　　在傅庄，教徒们已经拥有了一间砖房，人们管它叫“教堂”，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大红的布幔挂在正首，上面四个大字——“以马内利”。每周来到这里的，基本上都是上年纪的妇女。桌上放着竹板，墙上挂着摇铃，还有一架几百元买的电子琴，小心地用布盖着。每次聚会，人们在这些乐器的伴奏下，齐声唱着“主是人间福音”。

　　十年来，村里有了67个基督教徒，占全村人口总数的3%。

　　2007年，荒废多年的三官小庙也被村里人自发重修了。杨文胜出面牵头修庙，呼啦啦一下子就来了大几十人。这说怪也不怪，近两年，很多村民开始烧香。

　　十块八块，五十二百，两个做生意的人每人捐了一千多元，帮人盖房子的傅中彦，还专门捐了三千块砖——所有布施者的功德都写在鲜亮的黄布上，挂在庙门口。

　　一个个敬佛得福的故事，在四处流传——说是哪里的一户人家，孩子外出打工没有音讯，每月花300元都找不到，拜了菩萨，第二个月就找到了；没给菩萨还愿，孩子的娘当年就病死了。

　　几十个老者在修庙时义务出工。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汉，搬砖时不慎摔倒，就此去世。人们说：他走在修庙的事上，会有福报。

　　刚刚落成的三官小庙，坐落在村道边，是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面供着天官、地官和文官，杨文胜说：他们是三兄弟。因为牵头化缘修庙，杨文胜成了自然的庙祝。每天，他在工业区的厂子里打工，一听说有人要进庙，他的妻子就拎着钥匙循声而来：“是谁要烧香？”

　　人 情

　　1995年，小常庄第一次有人离婚。今天，离婚的消息不会再激起任何波澜。“商务部万村千乡连锁店”新挂了鲜红的大牌子，以前，村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杂货店，卖吃的，卖牙膏牙刷，还卖衣服，有足足四排货架。收款台的旁边，还摆着新鲜的香蕉。

　　四岁的小佳佳，烫着卷发去县城里上双语幼儿园。

　　小店里传出的歌声，前年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去年是《老鼠爱大米》，今年是《死了都要爱》。

　　十年，小常庄从一个穷困但“不拉饥荒”的村，变成了负债30万。

　　十年前，和全国很多村庄一样，它当仁不让地从信用社贷款，修学校、盖村部、搞加工厂，“那时候这是大气候”——傅军杰那时还不是村干部，依然记忆犹新。很快，加工厂办不下去了，同样和全国很多村庄一样，无法偿还贷款，30万的债务一拖十年，“虱子多了不痒”。

　　2006年，副乡长柴文峰曾高兴地说：“(农业新政之后)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不再是‘水火不容’了，现在是‘鱼水相容’。”

　　“啥钱也不收了。”然而鱼还是鱼，水还是水。

　　十年，老林现在看见干部进门时，没有以前那么“心惊”了，除了交合作医疗款，他和干部没有任何走动。

　　十年，利新华的丈夫和他一墙之隔的亲兄弟彻底闹翻了，此前他们花1500元买下了兄弟家住的老房子。“要说这房子，俺们以前也出过力的，可要把价还到750元就是不行。”

　　十年，林春华一次次凑到苗木销得好的乡亲家，想打问市场信息，得到的回答总是：“各走各的路嘛。”

　　“不承认不行：生活是比过去好了，打上电话了，一盖房就是小楼，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想想，真是都实现了！可这人心，咋没以前痛快了呢？丢了东西抓到不贼，只能住到牲口圈里看着，就连亲兄弟干个啥也都论钱，这人情咋这么淡了呢？”

　　去年，惠洼一座草垛起火，没有一个人来救——人们甚至没有多问一句：“这是谁家的垛子？”

　　老队长

　　在小常庄，记忆时间的尺子，是田里的农活。

　　麦前，老队长被送进了敬老院。他几乎已经不能动了，佝偻在空荡荡的老屋里。送他的，是小组会计常孝峰。

　　除了一床破被，没有别的家什。

　　麦后，他被拉回来了。一茬麦子之间，人生画上句号，享年89岁。

　　和去时一样，拉他回来的是拖拉机，一路突突地颠簸、轰响。

　　村委会出了500元钱，他在一处坟岗的一角落葬。

　　生前唯一共同生活过的亲人——侄子常文计，没等麦收就远走黑龙江，跟人做生意去了。

　　老队长的最后时刻，只有敬老院的护士在身旁，所以人们说：他没留下任何话。

　　事实上，他早已是一个沉默的存在。

　　关于他的青年时代，村里有这样一句评价：“个性硬，脾气倔，力气大。”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87岁的佝偻身姿，依然掩饰不住原本的魁梧。

　　人们说他：“能干活着哩，就是真穷！”

　　早年父母双亡，兄弟二人，他是老大，弟弟体弱多病。他事事争先，当上了生产队长，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为弟弟盖房娶了媳妇。

　　弟媳在1962年拉草料时，被车撞死。

　　大集体时代结束的时候，他是饲养员。他在1970年代盖起的土坯房，是当时“上好的房子”。从头到尾，几万块土坯全是他自己起早摸黑脱出来的。

　　分田到户了。而他的家，只是病弱的弟弟和年幼的侄子。那时他年届50，他说：“还娶个啥？”于是一辈子没有亲近过女人。

　　一生的拐点就此来到。人老，田少，再辛苦地卖力气也挣不到钱。往后的日子，就是一天天的凋零。

　　2003年，弟弟病故。

　　村支书说：“别的困难户给一袋子面，他家要给两袋子——他侄子能吃啊！”事实上，这侄子不干活，还抽烟、喝酒，曾经将老队长辛苦种下的二三百斤麦子也偷拿出去卖了。

　　老人的一日三餐，是“拿馍就点凉水，呼哧吧嗬就那么吃了”。

　　今天，人去房空。

　　他的小厨房已经坍塌了，碎成一地土坷垃。他那曾经“上好”的房子里，一张歪歪扭扭的木床，两把看不出本色的竹椅，构成财产的全部。屋顶上挂着灯泡，但早已不可能亮起——门口垂着被拉断的电线——记不得拉掉它多少年了，“反正也用不起电”。

　　2005年冬，本报记者从这里告别出来，将100元钱递到他的手中，他颤抖着推让，喃喃念叨：“不要，不要，要是国家给咱就拿，国家才有钱，你个人哪有钱呀。”

　　一旁的村人马上说：“快拿好了，别让你侄子看见！”

　　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新房建到公路边上，老村日渐“空心”，废弃的房子一座座倒塌。老队长永远一身黑色，从里面穿行而过。每天下午，他得去耙柴禾。他几乎不说话，脊背深深弓着，头几乎垂到了胸前。经过别人身边的时候，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漂移。

　　孩子们都躲着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近乎成为一个黑色的幽灵。

　　2007年3月间，乍暖还寒，老队长拄着树棍走向他的几分田地。像每天一样，常人走15分钟，他走1个小时。

　　经过李冬祥的家，他被招呼着喝口水，坐下来聊了会天，这几乎是老队长留在人世间最后的言语。往事重提，他说“弟弟那时候可怜哩”。李冬祥感慨说：“对他弟弟可真好。”

　　在关于他的稀疏记忆里，直到动弹不得，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体力劳动。最后进了敬老院，他感慨过敬老院“暖和”。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李冬祥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叫个常凤发。”

　　杨炳新

　　8年前，杨炳新是杨户自然村最穷的一个。

　　三个儿子，一家五口。他和乡邻们一样，把所有的力气用在田地上。

　　从1986年到1996年，杨炳新年年通过远房兄弟、村里的信贷员杨炳德办理贷款，买拖拉机、买耕牛、买种子……一次两百，过几个月还了；再一次三百，过几个月再想办法还上。借来还去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如果不是他在县教委分管园林基建的叔叔杨国奇，一切还会照旧下去。家徒四壁，人民币只能在手里转一下，从来不会停留。

　　1998年，杨国奇在江苏出差时，看到了华东城市的快速扩张，听说政府需要采购大量苗木。心思一转，他开始从乡下亲戚手中寻觅土地。

　　杨炳德决定豁出去，跟杨国奇合伙干。

　　叔侄俩签了一纸合同，完成了资本和土地的结合。杨国奇出了2万元，杨炳德从农信社贷了200元。

　　一片雪松，栽了下去。

　　四年后，小树成材，杨炳德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在这之前，他把家里重要的财产——拖拉机也给卖了。那时候，一棵树卖到三四百元。他吃惊地点着钱，而几千棵树木，被拉进城市，成为街道两旁、宾馆会堂、公园绿地的装点。

　　退了休的杨国奇，专门关切周边各地的“花博会”、“园博会”。会场不让乱递名片，他四下打量，看看没什么人注意，就赶快塞一张上去。

　　合作5年后，叔侄俩闹掰了。今天，杨炳新说什么也不愿回忆这层过节。可以知道的是：他自己有钱了。10亩经济苗木，5年下来，他赚到了15万元，钞票迅速变成给两个儿子娶亲用的小楼房。

　　单打独斗的杨炳新，似乎怎么也难以具备杨国奇见缝插针递名片那样的“灵光劲头”，每年春天，他按照合作时的惯例，到南京去采购种苗。一下车，就会有人迎上来，把他引到代销商那里。苗木成材了，打个熟悉的电话，就会有人来拉。不曾比价，也没有尝试过更多的客户。每到外地，他住在十几元的小旅店里，归心似箭。

　　卖价最好的那几年，大半的时间都扔在外面；行情低落了，就在家里喝喝闷酒。

　　2000年以后，苗木市场惹得所有人眼亮。几年间，苗木价格也已经完成了市场回归——降至每棵四五十元。收入越来越趋于平稳，杨炳新的大喜大悲成为过去。

　　对他来说，此生最大的任务已经借助这一棵棵雪松、樱花基本完成了——十年间，他盖了两座小楼，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把一个儿子供出了大学，又添了两个孙子。

　　今天，他依然没有积蓄，甚至还有外债。

　　他和老伴，依然分别住在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家里，给他们看着房子、带着孩子。他们依然以清汤白面条为食。几片菜叶和一丝蛋花，便是好生活的标志。

　　他不刮胡子，依然穿着有破洞的旧衣服。

　　他脾气好，好说话，一心念叨着刚刚大学毕业的三儿子，尽管人家已经在郑州市里与人合伙“做网站”了，杨炳新还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把他娶媳妇的房子给盖了。

　　十年，一个农民因缘巧合地赶上了一个市场领域的兴起和回归，也完成了他大半生中最为华彩的部分。

　　常文付

　　常文付老得太明显了。

　　去年，他比老伴明显高出一截，今年脊背佝偻了起来，和老伴一般高了。

　　一头黄牛是老两口的宝贝，一年为他们挣来“千把两千块”，维持着全部的生活。现在，他缩得跟黄牛差不多高了，几乎拉不动这老牛了。

　　十年前，就在《南方周末》开始这次观察的时候，常文付开始觉得：“看病要钱了。”现在，“吃药是大头，吃饭是小头。”老伴每天要吃掉六七元钱的药，这几乎是他们收入的全部，也是那头老牛每年能给他们的全部。

　　2005年，我在这个村里做了小型问卷调查，60%的人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想喂牛光怕偷。”

　　所以，看牛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为此他每晚睡在牛圈里，已经十几年。他栖身的木板床架看上去就像垃圾，牛圈里腥臊的气味扑面而来，几乎令人窒息。如果不睡在这里，偷牛贼就可能在牛圈墙上掏个大洞，把牛牵走。

　　我给他买了一个电热毯，然后才想到：牛圈距离房屋之远，电线根本就拉不过去。

　　我见过很多农民，大部分可归为三类——战战兢兢，听天由命，或者满怀怨气。第一种尝尽了人间的不安全感，任何变化都足以让他防范、惧怕；第二种在常年被剥夺的岁月中破罐破摔；第三种明白：现世的一切光鲜，都不是为他而准备。

　　但这个常文付，属于数量最少的第四类人。

　　他定期到县城去给老伴买药。这个女人从18岁过门的那一天，就犯了肺病，这里的习俗是七天回门，她的第七天却是被婆婆领着去找郎中。60年了，常文付守着她，看遍了四里八乡的大夫。他自己睡在牛圈里的木床摇摇晃晃，女人身下的被褥，却亮出这破败农舍里少见的白净。

　　大集体时代，女人连推磨都喘得厉害，几乎挣不上什么工分。常文付里里外外地打理，拉大了五个孩子，总是那么一个劲地笑。

　　因为女人的病弱，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跟他们分了家。“咸了淡了的，咱跟娃儿们也吃不到一起。”还是笑着。

　　问他儿女们给不给钱，他压低点声音：“没要过。咱农村，过个光景都不容易，他们顾得多，娃儿花钱大。”笑着。

　　背地里，村里人用一句当地俗话来形容常文付老两口：“熊麻绳熬着铁棒槌。”就是说无论多强壮能干的人，摊上一个病怏怏的，也够他受。

　　他的身体一向还算好，可是去年冬天在县城路口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倒在地，他听到身体里面“咔”的一声，心想：这下可坏了，许是伤到骨头了。爬起来，女人在冲他凶：“会不会看路？！”旁人要他抓住女人赔钱，他说：“赔啥哩，也没觉得疼，咱又不讹人家。”一年了，他没有钱去看病、拍片子。

　　我硬是带他去县医院拍了片子，在县医院的X光室里，医生让他平躺下来。脊背刚一挨到诊断床，疼痛就让他打了一个激灵。我这才知道：他所说的“有时候腰疼”，是怎样的疼法。医生说有三处收缩性骨折，只能卧床休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还是笑：“噫！天天要伺候那牛哩！天天早上提它屙的粪。”

　　如果不是那样清澈的笑，我怀疑所有那些豁达的话只是说给人听、蓄意掩饰而已。但他的笑容太过强大，一笑起来，雪白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眼睛清亮。

　　中午带他在小饭店里吃饭，吃完出门，一遍遍地回头看，我知道他几乎从没吃过这样美味的东西，想努力地记住这家饭馆，尽管几乎再也不可能来此吃饭。

　　我只是带他去县医院拍了片子、买了药和一些其他东西，区区这么一点事情，就让他一直攥着我的手，不肯松开。我坐在县医院的走廊里，一个老太太看着我问他：“这是媳妇儿还是闺女啊？”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闺女！”

　　每次告别，我都走出几百米了，他还站在那儿看着，弓着身子。

　　在村里，常文付是“有文化的人”。县城解放那年，他上到初中第一年。这让他达到了一生的顶点——生产队会计。

　　转过年，他就80岁了。80年来他没有跨出过唐河县一步。我一再想像着：当他一次次从日渐光鲜的县城迈进家徒四壁的小院，他心里真的平和坦然吗？

　　我见过很多农民，长年的无奈、贫弱，让他们的眼睛里流淌着怨恨，他们把目光射成一把剑，斜刺里扎着你。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控诉这个世界对他们的亏欠和剥夺。

　　然而这个常文付，知足、善意、宽和、感恩，从他瘦小的身体里难以抑制地喷发出来。他让我惭愧，让我感到空前的安全，也让我害怕——怕他受到更深的伤害。

　　他只是这皇天后土上生息着的无数蚁民之一。他这一生，要钱就给钱，要力就出力。如今风烛残年，与黄牛住在一起，只是能吃口饱饭。即使全世界过得都比他好，他还是笑着，守着他病了60年的老伴，在严寒中的破屋里笼着手跟邻居聊天：“你说那神舟六号得有多快？那可比火车快多了！”眼睛里是孩童般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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