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芜湖模式”

　　　时间：2000年3月起

　　“芜湖模式”实际上是把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与新农村的建设结合起来。当时选择二三产业发达的镇建设农民住宅小区，把建设用地置换出来搞工业。在这一过程中，各乡镇既是土地流转的组织者，又作为中介人具体参与到流转之中。这一模式由基层政府推动，而非企业和市场自发的交易；虽曾名噪一时，终因流转方式单一、未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划运作而缺乏推广价值。

　　广东：农地直接入市

　　时间：2005年10月1日

　　广东省政府发出《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规定广东省内的农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自由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并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这是中国的农地第一次赢得合法直接入市的权利。

　　重庆：农地变股权

　　时间：2007年7月

　　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该新政被形容为“将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土地革命”。

　　“你们南韩农场也没搞成，骗去我们农民土地十几年了，可以啦，也应该还给农民了。”

　　在一个由几百名村民围成的大圈子中，被村民们拥在圈子中央的退休老支书张国义，冲着他对面的富锦市委副书记郭富山喊道。

　　他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耕地间的一条灌溉渠，在低至零下10摄氏度的气温里已经冻成了坚硬的冰河。往常，这时正是东北农民“猫冬”的季节，但2007年12月19日这一天，村民们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个个跑出屋外，脸带笑容，顶着寒风跑到了耕地上，预备着重新分地。

　　是该还给我们了，村民们四下应和着。

　　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月份，黑龙江富锦市，三江平原腹地上的这片黑土地似乎有某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和不安。两星期前的12月2日，在富锦市另一个村子东南岗村，两个名叫于长武、王桂林的农民草拟了一份宣言，声称要代表富锦市72个村4万失地农民，讨回并重新分配13年前被非法占用的土地。这得到了包括长春岭村在内许多村子的响应。丈量土地和重新分配，随后就在各个村屯自发开始了。

　　那份宣言长达千字，多数村民甚至看都没看，就以一种最直接明了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拥护——在一张分地的纸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对他们来说，知道“分地”这两个字便已足够。

　　在村民们的理解里，分地，其实就是要回他们被占用的土地。过去13年间，他们使尽了多种办法均未奏效，而这，几乎是他们最后的尝试。

　　土地是怎么丧失的

　　土地承载着农民生活、致富的希望。黑龙江富锦市的这片黑土地尤其如此，何况它还是国家商品粮基地。

　　在富锦，农民们的生活原本就像这个地名一样，快乐而富足。1978年后，富锦的许多村子学习安徽小岗村，纷纷包产到户，靠着政府鼓励开荒的政策，靠着村民的辛勤劳动，靠着肥沃的黑土地，1988年，他们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家家用上了机械化种地。

　　那是一段彩色的回忆。“1988年我们家就买大电视了，当年的春节晚会都是带颜色的。”说起那段日子，长安镇兴华村村民、52岁的安凤珍，依然有些兴奋。

　　但对包括安凤珍在内的富锦4万农民来说，那一年，同时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韩国农业振兴公社理事长张德镇在那一年坐着直升飞机来到了富锦。经过一番考察，张德镇和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农业开发建设总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头兴地区57万亩荒原的意向书和备忘录。从此，一个名为“头兴农业开发区(头兴农场)”的项目隆重登场。

　　现今，“开发区”数目之多已让中国不堪重负，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仍然是一个新鲜的词汇。随着经济开发热潮的兴起，各种名目的开发区在中国各地疯长，随之而来的是农田被大量占用。2007年9月，在国务院新闻办专为“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承认，在当时，各级政府直接违法批地的行为比较多。

　　富锦农民失去土地的数量和时间略有不同，却都缘自“头兴农场”——用农民们的话来说是市里的“头等大工程”。1995年前后，安凤珍所在兴华村的土地被这个“头等大工程”征用，村屯被撤消。

　　安凤珍一家失去了5公顷(1公顷=15亩)的土地。他们被安置在了金林村，一个也属“头兴农场”征地范围、但有幸保留了村屯的村庄。可是故土难舍，一段时间后，安家又回到了兴华村还未被拆除的老房子里。

　　也有人从一开始就拒绝征地、拒绝搬离兴华村。戴珊，这位早年曾担任过村长、带领村民“耕地致富”的老人，最先发现了征地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头兴农场早期规划的相关资料，这一巨大的中韩合资农场所占用的57万亩土地，用的都是“荒原”或者类似的表述。

　　1989年3月，黑龙江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拟与南朝鲜农业振兴公社合作治水、开垦荒地的请示”，其中写到，“头兴地区有壹佰五十多万亩集中连片的可垦荒地，为了加快三江平原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变荒原为良田，才拟与外商合资开垦荒原的。”

　　1991年5月20日，富锦市人民政府向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呈报《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三江平原头兴地区农业开发项目用地的请示》，使用了相同的字眼：“经市政府开会决议，拟同意省农业开发建设总公司与南朝鲜在我市头兴地区合资开垦国有荒原，即征用国有土地面积五十七万亩，其中宜农荒原四十五万五千亩。”

　　戴珊和其他村民说，头兴地区划定的这个区域内，实际上有农民耕地30万亩，并非用地请示中所称的荒地45万亩。

　　关于这一巨大疏漏，时任富锦市委书记的韩印在提交给黑龙江省政府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解释：“1991年在谈合同签订时，发现农场当时划定场区的地图不是土地详查图，而是1980年以前旧地图，但是在协议签订之前因没有测绘进行详查，由此引发出许多问题。区域内的村屯和承包田与原协议相差很大，经三江平原和农民几年开发后，界限内大部分已不是荒原。原协议确定的开荒办农场变成了划拨农民耕地办农场；原来没有动迁村屯变成了需要动迁8个自然屯286户1303口人。”

　　“变荒原为耕地”的宏大计划变成了“划拨农民耕地”，尽管当时头兴农场并未拿到合法的审批手续，但安凤珍和该区域内其他村民“希望的田野”，很快被人从身边拿走了。

　　漫长而徒劳的抗争

　　安凤珍说话很小声，鼻窦里的一颗铅弹一直压迫着她的面部神经。那是征地留给她的痛苦纪念。1997年6月的一天，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她家里，要求他们立刻搬出村屯、让出土地。“我们没敢和他们争，就想多问几句话。”安凤珍说。但这群人还是持枪打伤了她。安凤珍躺在医院后才知道打人凶手叫武铁华，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这颗铅弹至今无法取出；而她丈夫也因为后脑被击成重伤，瘫痪了几年后离世。

　　失去土地的痛苦也一直压在她心里。“没有地就啥也没有啊，最困难的时候，连买煤的钱都没有了。”煤，是东北农村烧热炕抵御寒冬的必备物资。然而，日子毕竟要过下去，拿着政府发的少量补偿款，安凤珍承包了别人的荒地。她选择了忍耐，而把希望寄托在了戴珊等人身上。

　　和她不一样，72岁的戴珊自信而又倔强。13年来，他和同村的王桂林代表失地农民不停地起诉、上诉、上访，这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头兴农场占用了村民耕地299999.37亩，差6分地就是30万亩”，说起头兴农场征地的每一个细节，他随口都能给出精确的数字。

　　尽管证据充分，但戴珊和王桂林的司法之路走得极不顺畅。

　　1995年6月6日，戴珊等几个村子的107名村民联名向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富锦市人民政府，要求“依法撤销富锦市人民政府关于征用头兴农场区域内农民集体土地的决定”；但法院以他们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了起诉；2002年3月21日，戴珊、王桂林转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违法批地，不履行法定职责，但8天后，法院以发生时间超过5年年限为由，做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两次起诉，皆碰壁而归。

　　起诉的路走不通，他们决心继续信访。然而，2003年2月21日，当戴珊、王桂林等人到富锦市公安局索要被扣押的身份证时，二人当即被铐了起来，随后被送进了劳教所。

　　“那年我都68岁了，我犯啥法了？”在劳教所里待了100天后，戴珊突然中风，随即全身偏瘫。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花钱请律师、写诉状却被各级法院驳回；我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会为人民做主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却被劳教了一年半。10年的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对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我从一个能扛200斤麻袋的健康人变成了路都走不动的废人，我的老伴为我着急，头发都快掉光了。地，还是没有要回来。”

　　2007年12月16日，在富锦市郊一个平房出租屋里，戴珊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因为右边身子偏瘫，他走动迟缓，说话得从嗓子里挤出声音来。尽管回忆这些年的经历令他难过，但他要地的决心依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