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的村委会

　　长春岭村村民分地的进展，身在北京的王桂林一直关注着。他租住在北京昌平区一个小平房里。匆忙去往北京时，他身上只有1500元，路费花去了500元，租房500元，他打算剩下500元能支持多久就呆多久。

　　这个40岁的东北农民个头不高，眼睛眯着，看上去非常普通。而这次分地的主意就是他出的。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首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为物权，这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土地承包者的权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但王桂林说，“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民手里，还是不踏实啊。”

　　王桂林发现，村委会仿佛始终和村民站不到一起。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不少村屯的村委会都没有维护村民的利益，往往不顾村民的反对，和政府签订让地合同。在分地行动中，村委会要么不出现、不参与，要么直接反对。

　　“我们那会儿都不同意征地、搬迁，连村民大会都没开，村长就把地给交了。”王桂林说。

　　5年前退休的张国义是长春岭村的老支书。而此时，再度回忆起当年征地的情景时，张国义感到有些愧对村民。

　　他说，当时他和村长一起与市里参与了“征地协议”，“不签不行啊，就是把你的官掳了，这地也得要。”尽管内心不同意，但他还是不顾村民的反对，说服村长在协议上签了字。

　　从村支书退下来后，张国义对村民们的要地行为暗中支持，但结果总是让他失望，“只有上访，没有下访。”

　　在这次分地行动中，他索性成了村民代表，在分地的时候站在最前面，和市委副书记对话。

　　“温家宝总理说了，党政机关不得随意占用农民的耕地，非法占用农民耕地的全部要退回。”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国义觉得说了这些话很舒坦，“不管说了有没有用，不跟他们说这些，村民的怒火难平啊。”

　　张国义也不知道为什么，脱口而出的就是温家宝的这段话。或许这段话反反复复，已经在他心里掂量得太久了。

　　农民耕地何日可确权？

　　十几年失去土地，却在今年集中爆发出分地的诉求，一个直接原因是这片黑土地带来的价值正在急剧上升。2007年下半年，黑龙江的大豆价格一路飞涨，收购价从每斤1元上升到1.8元，翻了近一倍。

　　安凤珍简单算了一笔账，过去年景好的时候，刨去化肥、种子、承包费等成本，种植一公顷大豆最多收入1000多元；要是年景一般，也就“年吃年用”，刚好持平。而按照今年的大豆价格，安家反包的5公顷地，每公顷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

　　东南岗村的张明春(化名)也发现了从土地中刨出财富的可能性。按照2007年大豆的好行情，“好好种地比打工还挣钱。”因为腿摔伤而从打工所在地北京返回老家的张明春盘算着。

　　“把土地要回来，不就不愁了吗？”他这么说道。

　　大豆的价格永远有涨有跌，即使没有今年高价大豆的刺激，在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看来，放开产权，给农民耕地“确权”，时机早就成熟了。

　　这位一直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声疾呼的学者在了解到富锦农民的行动后，心情有些复杂。“这些天已有四起类似的事件了。”他说，富锦农民的要求和行动，是多年来土地纠纷难以解决的一个必然结果。

　　党国英把1978年以后实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作是“半截子土地产权”改革，因为它没能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农民在农业土地使用中的所谓承包权不稳定，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大打折扣。

　　党国英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采用更具突破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是“放开产权，管住规划”。

　　“如果还是半截子土地产权，必将产生两个大问题：一是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二是影响农村和谐稳定。而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守不住，后果都将是严重而无法承受的。”在上海出差的党国英在电话里说。

　　于长武、王桂林、戴珊们并没有读过任何专家的研究，但是十几年来失去土地、讨要土地的漫长过程，让农民和专家想法悄然吻合。

　　张明春等几个村民还在偷偷地继续丈量土地。12月17日，他和同村两个村民手中拿着百米绳一起来到村屯2公里外的耕地，一个人攥着百米绳的一头，另一个人顶着风往前走。

　　“这地多肥啊，插根木头也能发芽，你们南方可没咱这儿地好吧。”张明春呵出一口白气，有些兴奋地对记者说。

　　东北的白天短得令人难以适应。下午三点半，张明春刚量完土地，太阳就要落山了，广阔的黑土地笼罩在一片薄纱般的夕阳中。“马上就冬至了，这是夜最长的时候，再过两天白天就一点点长了。”

　　对新一年的春天，张明春充满了期待。和他一样，戴珊也在计划着：“十七大开了，国土资源部部长也换了，我们的土地也该回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