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摆脱工业化的“坏”路径依赖

　　潘毅刚

　　2007年以来，浙江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结构向优加快调整。但是，在“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的普遍认同下 ，在面对美好而又抽象的统计数据时，更需要我们冷静地思考这“又好又快”经济运行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繁荣还是衰退

　　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检查浙江经济第一个要回答的是，当前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到底应该是多少。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大致经历了五个周期(见附表)，从周期内的稳定性来看，五个周期又可以分为两大阶 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由于改革初期百废待兴，一切商品都呈现短缺状态，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推 进，外需不断扩大，在外部并内部需求的刺激下，生产力逐步释放，经济总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其间较大的波动主要是由制 度改进过程中的“试错”所引起，波动产生的根源在于供给落后于需求。

　　第二阶段，则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第五个增长周期。2000年以来，浙江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经济未出现 大的波动，在一个较高平台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增长率周期波动呈现明显的“适度高位平滑波动”的新趋势。这期间一些 较小波动虽然也受到运行中供给方面的“短板”因素影响，但主要还是由投资和净出口等需求因素发生变动而引起。

　　之所以要区别这两个阶段，是因为经济的波动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当经济波动较大时，表明经济偏离潜在增 长率的可能性较大，而当经济稳定，则说明供给和需求处在相对均衡状态，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率。

　　目前经济运行的稳定情况说明，经济处在潜在增长率附近。浙江省“十一五”规划预期“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 长在9％左右，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增长大大低估了浙江经济增长。

　　但笔者认为，9％的增长率需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看起来相对较低的GDP增长率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不单纯 以数量和速度评价经济绩效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9％其实是浙江省经济增长可能且必要的最低增长 率。说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即使出现一些可预见的不利因素也能力保实现的目标；说必要，是因为若低于这一速度，省内国民 经济将出现“衰退”。因此，可以认为9％是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的下限。

　　对于经济增长的上限即潜在增长率，笔者认为本轮经济增长的高点、2003年的14.7％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值， 2003年浙江省煤电油运等生产要素普遍趋紧，这反映当时经济增长已到达可以承受的极限。由于与2003年相比，虽然 在电力供应等方面有所改善，但当前浙江省在生产要素、生产技术等方面并未出现质的改变，可以认为目前阶段浙江省经济潜 在增长率应该为14％左右。

　　因此，若浙江省GDP增长率(折算为零通胀时的值)未来几年能保持在9％～14％之间波动，则表明浙江省经济 依然将处在合理增长区间，本轮增长周期的景气得到延长。不过，若超过14％则各方面供给因素可能不足于支持过快的高速 增长，有“过热”之虞；若低于9％将不能保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进。

　　以此判断，结合2007年以来浙江经济的基本形势，如果全年在14％以上，扣除当前的通货膨胀因素，浙江经济 增长处在可接受的最低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区间的中段，供给和需求因素基本相适应，可以认为，当前浙江经济发展还是健康 的，但仍有一定潜力可以释放。

　　需求拉动还是创新驱动

　　总量的估计只能反映发展趋势的可能走向，要实现这种趋势，则必须提供顺应这一趋势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在低价格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等)的成本优势，以及率先在国内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制度优势下，浙江经济增长的动力 主要依靠的是投资的驱动和外需的拉动，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发展外向型经济，浙江经济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保持了多年高 速增长。不过，目前阶段来看，这种发展模式已不足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外部竞争。在此模式下发展，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加大 ，也不能较好应对当前制约浙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素约束。

　　首先，浙江正面临着土地、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等要素成本约束。这既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方面的约束，也包括产业结 构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源等智力要素的约束，如近年来常出现的“技工荒”。同时，还包括在“利差”驱使下浙江资本出现“外 流”的两个趋向：一个流向是省外或国外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一个流向是当前阶段我国“趋热”的资本市场。这些都将导致 浙江本土经济竞争优势的减弱。

　　其次是节能减排的“硬约束”。节能降耗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亮点，这一硬考核目标起到的是“倒逼”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虽然从近期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看，浙江节能减排的幅度在全国排在前列，但由于节能降耗与产业结 构、生产技术、要素价格机制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是由经济存量结构决定的，存量结构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因此，要完 成这一“硬约束指标”，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还需要较大的外部投入以改变已有生产模式。

　　面对两方面的约束，从以往依靠投资驱动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的增长方式向由创新驱动的集约发展模式 过渡是发展的唯一途径。不过，这一过渡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容易。从历史经验看，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从要素驱 动型和投资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阶段发展花了近50年，相比之下，虽然目前浙江的发展速度很快，但真正要实 现由“浙江制造”到“浙江创造”的嬗变，依然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

　　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浙江经济仍将处在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发展的混和阶段。因此，在此期间，有必要加快浙江经 济实现三方面转变：一是加快投资主导型向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型转变，二是加快由资本投入拉动向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共同拉 动转变，三是加快由出口导向型产业和经济外向型带动向内需外需均衡拉动转变。

　　三个转变的核心则是要突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以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性转换：一方面，要改变以往不利于创新 发展的要素价格机制，改变以往不利于激励科技创新的分配机制，改变以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人才建设机制。另一方面， 要扩大开放，以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重点，在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推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 新，吸引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流入浙江，主动去分享世界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溢效应”。

　　“坏”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被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革命性范式。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工业化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沿着既有 的路径，经济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若出现沿着错误路径的下滑， 则说明这一经济发展被“锁定”在一个恶性循环中。

　　目前来看，浙江工业化进程中至少存在两方面“坏”的路径依赖，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是由于改革动力有待改善，制度锁定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其集中表现是居民收入增长慢于 GDP增长，也远远慢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居民增长。

　　虽然，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和农业发展、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都加强了支持，取 得了良好效果，农村居民收入也得到了切实提高。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城乡居民差距依然未得到有 效遏制，扩大的趋势仍十分明显。

　　200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8倍，2004年扩大到2.38倍，2005年和2006年又扩大到2 .45倍和2.49倍。这一现象从根源来看，反映的是当前的分配制度与生产制度间的不协调，这一趋势若得不到有效遏制 ，任其发展，很可能掉入近年来经常提及的“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成果”的“拉美陷阱”中去。

　　二是“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发展的动力不足，产业结构演进中存在“锁定效应”。工业化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分 工演进的过程，虽然不同地区的工业化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都遵循分工演进的一般机制。

　　从浙江的分工演进过程来看，浙江的经济增长内涵实际上是随着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出现的劳 动分工的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专业市场和家族企业发展的联系也加深了专业化分工程度。

　　这一内涵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二是工业内部基于 分工演化所导致的不同产业簇群(或称产业集群)的产业更替，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变，或者说从消费品工业向资本品工业 的演变。

　　目前来看，浙江三次产业由2000年的10.3∶53.3∶36.4发展到2006年的6.6∶53.9∶4 0.2，产业结构中工业主导地位基本未改变，而工业中轻重工业比重则由2000年的50.7∶49.3发展为2006 年的43.6∶56.4。

　　总体上，浙江产业结构是在向深化分工的方向演进，尤其是工业内部分工深化较为明显，但二三产业间结构调整相对 不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

　　显然，目前工业和服务业这种不协调的分工格局不利于浙江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是制约“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 ”发展的最大障碍。研究表明，当前世界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出现服务化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造业对生产 服务业依赖度的大幅上升所致，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推动工业化进程，有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趋势，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 平。

　　若不能有效推动进一步的分工深化，浙江工业将有“锁定”在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之忧。

　　自发演进还是政府设计

　　两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坏”路径依赖，一个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协调性的问题，另一个则是产业间协调发展的问题 。

　　要摆脱两种“不好”的路径依赖，推动工业化向着“好”的路径演进，需要诸多因素的良性互动。但其中政府和市场 之间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尤其是政府若能意识到工业化处于一种“闭锁”的状态或者意识到外在条件的显著变化时，就可以 主动改变制度环境，更新体制，使得工业化退出原来的“闭锁”状态。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是一种“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 自组织模式，也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中，政府的作用虽然很重要，但起的只是促进性、 辅助性、倡导性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给经济的“自发演进”提供的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以便让“看不见 的手”发挥作用，形成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这样的制度安排起到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不过，这种制度安排也面临一个问题，虽然它在初期能带来持续的 帕累托效率改进，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将面临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者难以兼得的矛盾。一些外部性问题以及市场失灵等问题 相继产生，这时单纯依靠市场并不能自发地提供解决这些不利于持续发展的问题的制度。此时，政府这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代 议者的作用就有必要得以体现。

　　当前阶段，对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理解，已经开始由以往“浙江模式”中的“无为而治”发展到“有所为，有所不 为”。

　　所谓“有所为”，就是要履行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四大基本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以维护 经济运行的健康发展，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谓“有所不为 ”，就是在制度安排上，要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 争打通道路。

　　简言之，形成科学合理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补充作用，是有效推进浙江经济加快发展的 基本制度条件，也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浙江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保证。

　　(作者供职于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