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向郊区“短征”

　　作者BillPowell

　　编译王永生

　　一年前某个寒冷的阴天下午，我站在我们刚买的尚未竣工的房子屋顶上，寻思自己来到的究竟是什么地方。我妻子是 上海人，我们在2004年春天从美国纽约搬到中国，两年半后决定迈出这一大步。我们在上海郊区一个叫松江新城的小镇买 下一幢3层高、有5间卧室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黄浦江一条支流的岸边。在那个下午，我从屋里看到河的另一边，那里蔓延数英里的大块土地尚待 开发——当地农民仍在一块约摸5英亩的地上种西瓜。远处有一间破烂的砖房，那里住着一户农家——丈夫、妻子和十几岁的 儿子。在那块西瓜地的四面，办公楼和住宅及公寓楼渐次拔起，像一条带子无情地将那块农地一点点围拢。

　　我注视着在西瓜地里忙活的一个农民，她也隔河盯视着我。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天哪，这会儿她在想些什么？不仅 她在干活的这块地不久将消失，而且还有个站在那里目不转睛看着她的那个外国人。他来自哪里，他为什么到这儿来？简单地 说，我和妻子作为小小的一分子参与到了中国最近的变革当中。

　　在过去15年，随着3亿～4亿人从贫困的农村迁入相对富裕的城镇，疯狂的城市化已成为改变该国经济的引擎。不 过，除了这种大迁徙之外，如今正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猛烈。随着中国大城市变得更拥挤、生活代价 更昂贵，一种类似于曾改变二战后美国的现象开始出现了：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不可避免渴望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更多生活空 间，也许是一小块供孩子玩耍的草地，或是一口更清新的空气。这就是中国的“短征”(ShortMarch)。新近富裕 起来的中国人坚信他们最美好的日子，从经济上来说，是在郊区。单在上海，城市规划者相信今后10年大约有500万人将 移居所谓的“卫星城”。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各地上演，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这种进程——“向郊区逃离”，是中国下一个发展 阶段的核心，并将持续多年。

　　这种“郊区化”造成的结果是巨大的，中国“郊区化”的效应才刚刚开始波及中国社会和全球经济。

　　曾当过记者的商人吉姆·麦格雷戈对当代中国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说，中国在把美国历史上3个不同的时代合而为一 。在美国，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努力约束资本主义的最糟糕弊端，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吸引人们从农 村迁往城市，战后的繁荣刺激人口向郊区迁徙。我问当地一名开发商是否认同这一看法。他点头赞同，但有所补充：“中国的 不同之处在于其规模。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仍有8亿～9亿人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人口是美国的3倍左右。”

　　中国向郊区移动不仅对该国经济前景重要，对政治来说也是如此。正如城市规划者所言，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没有什 么比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使这种增长惠及更多人更重要的事。在整个中国，像松江新村这样的小镇是靠农民工的手建造起来 的。与制造业的工人不一样，建设中国郊区的农民工在一处完工后将转战下一站，似乎他们在一个流动的工厂工作。因而，确 保能有下一站就十分重要。

　　确实，在松江新村，我的大多数邻居都是今天来明天走的农民工，而不是中产阶级中国人。美国人亨利·福特建立了 装配线，这样他的工人就买得起廉价汽车。但这儿没有这种事。建造郊区房子的人没有机会自己拥有一套。

　　他们来到此地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工作。至于其他人以及我们，图的是更干净的环境、更多的绿地和更开阔的空间。

　　不过，即便在富裕的中产阶级世界，仍然可见真正的、有时是微妙的紧张关系，每次我骑车经过保安守卫的门口时， 都能对此有所察觉。这里的开发区算不上是封闭社区，但所有的门都有人守卫，出于一个合理的原因：农民工与中产阶级之间 的界限泾渭分明，小偷小摸司空见惯，这两个群体罕有互动。一名挑砖的邱姓年轻女子告诉我，自她两年前在这里干活以来， 我是惟一跟她有过长谈的“有钱”人。惟一将这两个群体维系在一起的，是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

　　(美国《时代》周刊2月25日(提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