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五张国际名片

　　-本刊记者/余楠

　　几十年前，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斯夫妇来拍中国时，留下了一段复杂的记忆。2008年，又一批国际大师们 来拍北京，他们和他们的镜头是否会感觉到甜蜜

　　赛道上的北京正在接下来的100多天里全力冲刺。从2001年7月13日的不眠之夜至今，北京在这场长达7年 的马拉松中每天都有一副新面孔。因为同样的机缘，很多人生平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就为了记下马不停蹄的北京。意大 利著名导演吉塞佩·托那多雷便是其中的一位。和他一样，伊朗著名导演马基德·马吉迪、法国著名导演帕特利斯·勒孔特、 英国著名导演达瑞恩·古德里奇也是因此同北京结缘。

　　这4位外籍导演和中国香港导演刘伟强一起，在过去的600多天里，各自用一部五分钟的电影短片描绘了他们心中 北京的形象。2月28日晚，伴随着历时两年多的“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落下帷幕，5部影片终于揭开了各自的面纱。

　　《重聚》在5部短片中最早制作完成，它讲述一群分别30年的同学从天南海北各个岗位回到北京，看望儿时的小学 老师。拍摄过《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海上钢琴师》的著名导演托那多雷利用五分钟的篇幅，在《重聚》 中延续了他此前为中国影迷所喜爱的所有电影风格：明丽精致的摄影、谐调饱满的画面色彩，灵动舒展的摄影机运动，细腻入 微的表演，以及他最拿手的温情脉脉讲故事风格。

　　“我看到街上的年轻人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既相信未来，又不放弃传统。”托那多雷对北京的这种感 受几乎是其他导演对北京相同的印象之一，其他4位导演也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表达方式讲述心中的北京：曾因影片《小鞋子 》为中国观众熟知的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吉迪依旧选择孩子作为影片的主角，他的短片《飞扬的五环》讲述的是一群朝气蓬勃 的中学生穿过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在广场上放飞汽球。在整个城市的注视下，飞上蓝天的气球最终在天空中组成了五环的图案 。

　　法国导演特利斯·勒孔特的短片《北京印象》如同一部短小的欧洲文艺电影，更像是一副流动的印象派画作，在强烈 的文艺气息里衔接起了北京的过去和当下。

　　为伦敦申奥立下大功，拍摄了伦敦申奥宣传片的英国导演古德里奇拍摄的短片名为《信念的力量》，讲述了“百年奥 运，梦圆中国”的历程，以及奥运精神感召之下的北京到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运动员出身的古德里奇让体育元素从头到尾贯 穿全片，又让从事不同运动项目的小孩肩负起了“希望”和“传承”的主题，同他的名作伦敦2012年申奥宣传片有着异曲 同工的意味。

　　刘伟强的短片《品味北京》讲述了北京名目繁多、琳琅养眼的众多美食，人缘极好的他让梁朝伟、黎明、舒淇、陈慧 琳、胡军、徐静蕾、周杰伦等众多两岸三地艺人出现在了短片中介绍北京美食。

　　人，最动人

　　2006年8月2日，北京酷热难耐。意大利导演托那多雷走出首都国际机场，没有任何停留，径直去了北京景山。 托那多雷此行既是第一次感受北京，也是为拍摄取景采点。

　　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章文周是“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负责人之一，她说，因为导演逗留时间有限，所以对 沿途的路线经过了周密安排。去景山主要是为了登顶之后，让托那多雷看一看北京的中轴线。

　　因为故宫正在大面积修缮，在章文周的记忆里，那天在山顶观看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下山从南门出来已近傍晚，景山 公园门口出现的一幕吸引了托那多雷的目光：公园外，纳凉的北京市民成群结队，人群中有的在合唱，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健 身。尽管这是傍晚北京许多小区或是广场司空见惯的一幕，但托那多雷仍然难以置信，他问身边的章文周：“这是你们安排的 吗？”翻译告诉他这些完全没有经过事先安排，托那多雷走向了一群合唱的人。得知身边的外国朋友来自意大利，这群人为托 那多雷唱了两首让他十分感动的歌曲：《我的太阳》和《友谊地久天长》。

　　来到北京的第二天，托那多雷作出了一个令中方人员喜出望外的决定：请更改一下意大利那边的工作安排，我要在北 京多呆两天！后来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托那多雷说：“我完全被北京人打动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游历了 很多的国家，但很少能在别的地方，看到北京人脸上的那种笑容和希望。这样的面孔只可能出现在一个不停发展越来越好的国 家里。”

　　青年导演张杨和宁浩在看过5部短片之后，有一个惊人一致的评价：国际导演最看重的是北京的人，他们的镜头最在 意的还是记录北京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状态。

　　法国导演勒孔特是在法国本土享有极高声誉的电影导演，《荒谬无稽》、《理发师的情人》、《火车上的男人》等影 片就出自他的手下，在“法国百年影史”中，勒孔特排名第四位。这位浑身充满艺术气息的导演经常告诉陪同的中国朋友，“ 我如果不做导演，就做一名印象派的画家”。勒孔特说他要用法国人的浪漫拍摄一部印象派电影，激起所有人对北京的兴趣。 “北京的活力在我所到过的城市中绝无仅有。纽约、巴黎，都是很不一样的城市，但北京的活力，跟它们完全不一样。”勒孔 特说。

　　在开机仪式上，勒孔特和他的作曲普鲁肯面对中国朋友的杂技表演热泪盈眶。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勒孔特一定坚持 由自己担任摄影，他希望影片里的北京完全是他感受到的北京印象。

　　在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的心目中，他对中国的认识最早来自于鲁迅。来到中国以后，他从中方陪同那里详细地知 道了更多关于鲁迅的故事。他的摄影是著名摄影师赵非，在北京的那几天，他们穿过很多街头巷尾。后来他选择了鲁迅中学作 为他故事的起点，同时也让那里的一群青年人放飞了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5位功成名就的导演，除了刘伟强，其他几位都对北京的工作人员抱怨：“时间太短，应该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住更久 的时间”。5位导演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喜欢摄影。其中托那多雷、勒孔特、刘伟强都是摄影师出身，后来转行做了导 演。在北京的每一天，导演手里的私人相机都和他们本人一样繁忙。勒孔特解释说：“下飞机之前，我仍对北京一无所知，我 知道的那些太微不足道，这里的一切都对我充满了兴趣”。在托那多雷的每一张工作照里，他都在胸前挂着自己的莱卡相机， 直到现在他都迷恋黑白摄影。即便在拍片的现场，只要他不盯着监视器，就拍个不停。陪同托那多雷的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 办公室主任杨文说，托那多雷最多的一天拍摄了整整20卷胶卷。

　　“折腾”

　　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章文周说，作为北京市政府外宣机构，中心其实早在2005年年底就有了国际导演拍 北京的初衷，其目的就是邀请国外知名导演为北京拍摄城市宣传片。2006年3月，获得主管部门认可以后，国际导演拍北 京活动正式启动。成为此次活动承办方后，中心的同事们坐在一起，共同商量了受邀导演名单。王琳回忆说，当时列出的大名 单将近几十人，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意大利导演贝里尼、贝尔托鲁奇、澳洲女导演简·坎皮恩、韩国导演姜帝圭、华人导演 李安、吴宇森全在联络视野之中，这份名单基本囊括了目前国际知名导演阵容。侯孝贤说拍电影是一场风云际会，庞大的导演 名单最终确定的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这5位。

　　对于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来说，“国际导演拍北京”是第一次尝试。在章文周看来，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制片，也是 整个拍摄组织执行的外联。事无巨细，皆必躬亲。在短片《重聚》里，有一场天坛祈年殿前一群孩子的习武的戏。为了实现导 演的意图，王琳前后17次跑天坛跟主管部门交涉，协调拍摄时间。为了达到理想的拍摄效果，拍摄现场还必须调动警察适时 禁场。王琳半开玩笑说，“虽说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北京这些景点真的不怎么去。这次因为拍摄工作需要，把一辈子要逛 的北京差不多都逛到了”。

　　在《飞扬的五环》拍摄过程中，导演最初想要放飞的是风筝，但考虑到拍摄难度，最后改为了气球。拍摄的那几天， 剧组道具部门每天凌晨3点起床吹气球。因为高空管制，放飞气球难以执行，但导演马基德·马基迪还是希望要这个创意，最 终大家想到的办法就是用长绳子将每个气球先放出去，升空拍摄结束以后再收回来。

　　刘伟强的拍摄时间最短，前后只有5天。开机以后，大家几乎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刘伟强前后拍摄了近80家餐厅 ，工作人员都是拍摄完一个地点马上奔赴下一站，中心的工作人员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导演带领摄制组来到之前让一切准备完全 就绪。

　　托那多雷的拍摄习惯一如他在意大利，他会根据天气或者当天的灵感或者别的更有利影片的原因，临时修改拍摄计划 ，于是原本制定好的计划就要临时推倒重来。短片拍摄过程中，所有这些牵涉细节，都得由中心几位同事不厌其烦地协调解决 。

　　《重聚》在意大利做后期剪辑的时候，中心工作人员杨文的一位没有来过中国的意大利朋友看完粗剪的版本后告诉她 ，我们每天都看到各种声音之下的北京，但是这个北京是我们意大利导演拍摄的，我相信他——这就是北京现在的样子！这一 席话也给了中心所有人员莫大的安慰。在中国的电影作品系列里，拍得最多的城市一定是北京。奥运之年的千年古都，的确需 要几张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名片。

　　价值观不同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从另一方面肯定了这次拍摄，“看这些国际导演镜头下的北京，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 一下我们的价值观”。在国际导演拍北京的官方网站上，点击率已经超过300万。网友反响最为强烈的是托那多雷的短片《 重聚》。拍摄之初，导演拿出了几个拍摄思路，比如另一个故事就是讲述一名国际名模来北京的见闻，当初决定邀请意大利著 名影星莫尼卡·贝鲁奇扮演这位国际名模。但在导演心中，他最想拍摄的故事依然还是这个多年后重聚看望老师的故事。这个 创意当初令中方人员有点拿不准，有关领导说看老师这件事情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太寻常了，中国人一直这样做，但是外国人能 不能理解？拍摄结束以后，连同托那多雷在内的5位导演都对这次合作非常满意。对于导演来说，获得最大的创作空间和自由 是最大的满足，中方基本上想尽所有办法满足了导演的拍摄需求。也正因此，这个最令托那多雷钟情的故事最终宣告诞生。

　　“在中国拍电影是很容易的，但是，获得和尊重人们的信任则是非常困难的，而一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影片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拿大电影评论家托马斯·吴沃在研究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斯夫妇来华拍片经历写进著作里的话。伊 文斯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拍摄《愚公移山》的时候，在大寨里，中国人对所有问题都众口一词的回答，令他无比失望 ；在新疆拍摄的时候，他被规定哪里能够拍摄，而哪里不许拍摄。原本计划3个月的拍摄周期，最后变成了漫长的18个月。 令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影片最后制作也花费了5年的时间，长达12集。

　　在受邀来华拍片的导演里，这两位电影大师可能不会认为在中国拍片的经历是甜蜜的回忆。时过境迁，直到现在，托 那多雷仍然微笑着告诉身边的朋友：“为北京拍摄这部短片是我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