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调查：南京如何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图)

　　演播室：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看一个病，可能要一大早就去医院挂号排队，少不了的各项检查，少不了的反复排队，等拿到药，已经是中午时间，但您或许并不知道，拿到我们手里的价格为20多元的药品，可能它的出厂价才仅仅是一元多。“看病难，看病贵”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么如何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呢？日前，我们在南京市展开了调查。

　　第一段

　　画面字幕：2008年3月8日 南京，上午11：00 南京市第一医院

　　解说：南京市第一医院是南京市市属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从规模来说，也是南京市数一数二的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

　　字幕：他们认为：看病仍然很难

　　记者：您是上午几点过来的？

　　患者：八点多。

　　记者：花了三个多小时？

　　患者：三个多小时。

　　患者：今天整整一个上午就拿了这些东西

　　患者：因为什么呢？你挂号要排队，那边看病要排队，交钱要排队，哪一个也要排队。

　　患者：看个专家最起码得要三四个小时

　　患者：挂水的那个地方，都是人挤得不得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患者：上周三来看的，然后检查几个结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要等好几天，你万一要有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我觉得这期间是很危险的。

　　字幕：他们认为：看病仍然很贵

　　记者：今天总共花了多少钱？

　　患者：自费200多。

　　记者：每个月退休金有多少？

　　患者：1300块钱。

　　记者：一个月平均要来看几次病到医院？

　　患者：好几次。他现在就是说，他拿的工资不够这个月看病的。

　　患者：你像包括这个检查，加起来大概1000块钱，然后也没多少东西。

　　患者：其实也就是个扁桃体发炎，引起的有点发烧，就是这么一个小毛病，挂一次水要三四百块钱，太高了。

　　患者：我有胃肠病、冠心病，还有脑梗，我病太多了，一看病就没有吃饭的钱了，就吃老头的钱了。

　　患者：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病，它有好多药都是自费的，那人家吃，他每个月都要坚持吃，这种慢性病就要长期吃这个药，那他一个月花在药上面，有的人就要花掉三分之一的工资。

　　患者：反正蛮贵的，看病哪个不嫌贵啊！

　　记者：真是的，谁不嫌贵，谢谢！

　　记者：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民生第一难题，而有关医改的讨论，也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切实的去解决药价虚高、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如何去改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这种现状，在这些方面，南京这几年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第二段

　　解说：李元淮，2004年从部队转业，2005年开始担任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在当时，南京市红十字医院的前两任院长因为收受医药代表贿赂相继落马。而李元淮被任命为院长，也是上级卫生部门看中了他在部队练就的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你们采访这个地方，外面有一个电子门，这个电子门不是为了这个楼道上面的安全，而是为了防医药代表。

　　记者：这电子门怎么防呢？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电子门就是上班的时间，电子门是关的，有钥匙才能进来。

　　记者：但您觉得这种电子门，一道门防得住吗？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防不住。

　　记者：这是李院长提到的那扇电子门，这样一道门也许能够挡住一些医药代表，但是它难以挡住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那种暗藏的利益链，而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于是我们看到了比如大处方、高价药这样一些现象，而这些正是形成群众看病贵、医药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南京市卫生局纪委书记丁海洋：比如我们一个大医院，一个临床主任，三年之内就能拿到50多万的回扣，像这样的例子，可能在全国我觉得可能不在少数。

　　解说：

　　丁海洋，南京市卫生局纪委书记。

　　记者：这个50万是医生得到的，但是肯定不是医药代表自己出的钱。

　　南京市卫生局纪委书记丁海洋：直接点说都是老百姓出的钱。

　　记者：从生产厂家出来，那么到流通系统，再到医院，再到患者，这样一条链条当中问题出在哪？

　　南京市卫生局纪委书记丁海洋：一个是我们国家对药品的控制，我觉得不够严格，对批准不同药品的上市、批准它的价格这方面比较混乱，同样一个品种，化学成份都差不多，换一个剂型、换一个规格、甚至换一点包装，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它又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价格，比原来更高的价格，实际上它的出厂的成本价是非常低的。他为了把这个药卖出去，医药代表在医院满天飞，不惜重金收买医生，让他多开药、开贵药，实际上吃亏的是老百姓。

　　解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药品的零售价只能在购进价格基础上加价15%，可实际上医院还要在购进价格上再得到15%左右的暗扣，而为了把药品成功地销售给患者，医药代表还要在医院各个环节进行攻关，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利可图，所以各种明扣、暗扣加起来已经使某些药品价格比出厂价高出近一倍。一段时间里，为了避免各个医院在分散的药品采购过程中产生腐败行为，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可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药品价格却越招越高，腐败行为仍然难以避免。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有许多药品没有招到它的真实价格，越招越高。

　　记者：这是当时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吗？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业内人士都清楚，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组织招投标，厂家报名是要有门槛费的，再一个招投标过程是有管理成本的，管理费的获取，这个比例是根据总量比例来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招标的药品的价格越高，管理费用的提取就越高。没有招到真实价格以后，药品进到医院以后，医院知道它不是它的真实价格，医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叫医药代表和其他人少获得利益，那就存在一个二次议价问题，往下砍。

　　记者：这里面避免不了所谓的暗箱操作吗？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这里面避免不了有一些灰色的东西，甚至有腐败。叫谁进来，二次议价议多少，谁去监管，这些东西都不确定。

　　解说：周耀平，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医药流通类上市公司，年销售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耀平：过去的医院招标，又是招标主体，又是裁判主体，那么它很难实现自我监督和约束。它的订单是基于医生的处方，那么医生处方的订单的形成，背后更多的是什么？是医药生产企业和医药代表工作、公关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患者真正需求的订单。那么这个医院的招投标和企业的招投标，从两个主体来看，它利益有合谋、利益一致的这种趋向。

　　解说：多年以来，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仅仅体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个医药代表与医生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药品生产厂家、大区代理、省代理、市代理、一、二、三级批发、医药代表、医院、医生等等各环节都在通过药品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药品价格则一次次水涨船高。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耀平：一个产品它能有几十个环节，头孢类的抗生素叫头孢复兴钠，它最低的采购成本只有一块多钱，但是到了医院最高可以到23块钱，你都不可以想象的

　　解说：药品生产、流通、销售领域各环节都有自己的利益驱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往往会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致的利益链条，而在这个过程中，受损害的只能是全体患者的权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耀平：医生的处方，它是天然的法定的一种权力， 对吧，《医师法》，是法律赋予他有这个主宰患者用药的权力。但是长期以来这种体制机制，包括我们整个行业存在的这种弊病，导致医生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叫什么，失去监督约束，所以厂家把医生当成他的销售人员。好了，医生拥有处方权，那患者基本上对药他是信息不对称的，所以他没办法表达自己的健康权、经济权，还有知情权、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关键是看是否割断了利益链。

　　解说：为了切断药品流通环节的利益链条，使药品价格逐步趋向合理，2006年开始，在南京市纪委的牵头下，南京市156家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全部实行了“药房托管”新举措。也就是通过政府主导，医院以公开招标和合同形式，把药房委托给具有较强能力的专业医药公司经营，医院则不再自己经营药品，而是按照政府指导的用药目录和医院自己的特殊需要，由医药公司配送，这样既切断了医院、医生、医药代表的利益链条，又可以使医院从医药公司得到合理的利益分成，以保证现有条件下的“以药补医”。2006年6月，南京市红十字医院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药房托管”协议。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耀平：因为药房托管它的机制设计，它是基于整个供应链各利益主体利益不相容原则来设计的。医药生产企业它希望它的什么？供应价格越高越好，那么作为药房托管的受托主体，就是流通主体，它希望采购的价格越低越好，那么作为医院，按照现在的政策法规是顺价作价15%的政策，它是希望什么？购进价格越高越好。那么这三者之间就形成一个什么？利益对冲。它不会产生叫什么，利益上的合谋的动机和可能。

　　记者：你的意思是有这种机制以后，三方会天然的形成一种互相掣肘的关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耀平：对。

　　记者：那现在实行了药房托管以后，您觉得这个利益链断得干净吗？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我觉得断得很干净。为什么呢？现在药房托管把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上的利益关系区分的非常清楚，依附于这三者之外的东西都剥离出去了。过去医药代表依附于这个链条上的没有了，再一个招投标环节上的一些的管理费用，这些成本这些费用都没有了。

　　记者：医药公司和医院依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李元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