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子们每次出动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南桥，2006至2008年

　　当天的抓车地点在头桥，如果从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发，沿着南奉公路，会经过一个叫易初莲花的大型超市。超市旁边的正环路上，停着七八辆黑车。江苏人苏飞(化名)的面包车就停在这里。

　　那个女子前往钩车途中的心情，目前难以查证。而他们的每一次出动，事实上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甚至命运，尽管钩子们多半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罗雄第一次钩车时，看到别人的车子被抓也没有感觉，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后来他越做越麻木，“做钩子的，都是黑社会，不是好人，我也是坏人，就是合法抢钱啊。但我不抓车，也有别人来抓车。”他也为自己辩解。

　　苏飞的命运就是被钩子改变的。2007年12月以前，他还在工厂上班。一天晚上，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送朋友去周浦，回来时迷路了，当向路边一个卖东西的师傅问路时，路边走过来一个男人，问他去不去下沙。苏飞说：我不做生意。这时，卖东西的师傅称，去南桥经过下沙，可以随便带他一下。已经是晚上9点，苏飞觉得那人很可怜，就默认了。然而，当车开到下沙某小区门口时，一下子冲出了十几个人，然后苏飞被带上了一辆大客车，车上还有40多个与他同样不幸的人。

　　半个月后，他带着公司执照领回了车。此后，他被公司开除，那辆面包车折价1.8万元卖给了他。苏飞欲哭无泪：一家几口人在老家等着他养活，三个孩子，大孩子上大一，二孩子上高二，三孩子上初一，他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3万元。在上海，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那辆车了，苏飞找不到好的工作，只好开起了黑车。

　　黑车开了两个月，他再次遭遇钩子。那是2008年2月19日，晚上7点，在南郊宾馆，车一停，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有保安、警察，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求你们了。”

　　两次被钩，罚款再加上买车，苏飞欠债3万多元。晚上，躺在月租80元的房子里，他经常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小孩子。

　　他经常想起以前的工作，那时有洗澡间，有电脑，每月领了工资就很快寄回家。现在苏飞甚至不敢告诉孩子，他们的父亲在上海开黑车。他很想把车卖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中介都留有他的名字，然而，工作并不好找。

　　与他相比，同在正环路拉客的本地人小季要幸运得多。正环路上用路障一分为二，黑车司机的红色QQ、白色面包在这边，墨绿色的出租车在那边，好像划开了黑白两界。

　　坐在奉贤大众出租车的驾驶位上，小季看着对面时刻警惕的黑车司机，有时会想起从前的黑车生涯。

　　2006年5月，他的奇瑞QQ在平庄公路上被钩住了，一个星期后，他取出车子卖掉，开起了出租车。出事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在学出租车服务卡课程，他再也无法忍受开黑车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南桥，像小季这样由黑车司机转正的人越来越多。但许多像苏飞这样的外地人，即便心中有这样的愿望，也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按照《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资格证件使用管理规定》，出租汽车司机取得《准营证》，须有本市常住户籍、身份证。

　　使小季心里踏实的是，他不用再担心营运证的问题。在上海，出租车营运证属于政府所有。1996年以来，上海对市内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出租车营运证成为稀缺资源，价格逐年攀升，目前已达40万元左右/辆。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认识上的分歧。它到底是公共服务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据专家分析，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一是京沪模式，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拥有产权与直接经营权，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公司，每月交钱；二是温州、天津模式，即出租车公司把产权出售给司机，司机则挂靠在某个公司名下，每月交纳运营证管理费。

　　曾有学者指出，京沪模式垄断性太强，导致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率过高，驾驶员整日疲于奔命之外，还导致了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增加。这可以说是黑车存在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