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桥黑车司机和钩子积怨甚深

　　头桥社区，3月7日，上午11点多

　　在头桥司机们后来的说法里，在命案中丧生的女人是从头桥中路走过来的。而新寺的众多黑车司机和村民则从不同的渠道，几乎一口断定：她就是那个新寺的湖南女人，至少她们有共同的特征：黑衣、长发、钩子。

　　按照罗雄的解读，抓车的当天，钩子和执法人员各自坐车同去目的地，执法车停在事先选好的地点隐蔽，另有交通警察在附近照应，然后把钩子放出去。

　　那个女人从头桥中路走过来，走过一座桥，就会看到码头上那些或绿或红或白的奇瑞、面包、奥拓。

　　和上海郊区大多小镇一样，头桥黑车司机和钩子积怨甚深。他们把和钩子的斗争比作“猫鼠游戏”，钩子神出鬼没，有时披着白布，冒充家里死了人；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让他们防不胜防。

　　码头上的司机十有八九被钩过，近则钩到南桥、奉城，远则南汇、浦东、青浦，甚至江浙等地。被钩的痛苦大体一致，中招的方式各有不同。

　　从镇农业公司内退的老魏栽在熟人关系上。去年，一个三十七八岁的陌生男子要上青浦。老魏不想去，男人说：“爷叔，讲讲都认识的。镇供销社的张书记，是我表哥。”老魏试探他：“你表哥家有几个孩子？”“两个，大的有些呆头呆脑，小的在县中学教书。”老魏认识张书记，见对方滴水不漏，又问他到青浦去干什么。男人说有个同学从监狱里出来了，去接他。老魏就信了。

　　安徽人郭俊的第一次是栽在“好心”上。2006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天还下着雨，码头上来了浑身酒气的男人，要去30多公里外的邬桥。郭俊不想去，男人说：“你不要怕，我不是钩子。我本来在这里吃酒的，家里有事，老婆让我赶紧回去。”

　　“人啊不能做好事。”郭俊后来想起那个钩子就会说。当晚11点到了目的地，郭俊让男人下车，男人央求再往小路上送一程。雨夜的小路没有灯，郭俊有点怕，但经不住男人再三央求，就心软了。车子拐上了小路，对面来了一辆车子，车速慢下来时，男人突然把他往座位上一扑，拔下钥匙就跑了。郭俊以为遇到了抢劫的，抓起起子下了车。黑暗的雨中，几个男人围了上来：不要反抗，我们是执法的。郭俊才看清楚对方穿着制服。

　　45岁的周老二，驾龄十六七年，2004年开黑车以来，就以四次被钩纪录成为码头上的老二。至今，他的奥拓还在南汇关着。

　　那辆奥拓，2004年8月25日上牌，8月30日就被钩走了。那天早上6点，一个30岁男人带着小孩要去松江。周老二不敢去。男人先把孩子送到了头桥医院，这下周老二放心了。车子开到松浦大桥下面，拐进一条小路，前面一车直冲过来，他还在纳闷：这个人怎么开的车。男乘客把钥匙一拔就下去了。

　　第二次是2005年1月，去闵行永南路。停车时，男乘客递过来一张100元，正找钱时，那个人说，你不用找钱了，你看看外面。那是在一个工厂门口，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警察。

　　第三次是2007年1月，一男一女去南汇，一路上吵个不停，一直吵到北宋村的厂门口，让他开进去。周老二不肯，男人伸出手就抓钥匙，周老二把油门一轰，强行拉到倒挡，这时一辆车子冲出大门，把面包车堵住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夫妻，在外人面前是不会吵架的。

　　第四次是2007年8月，去南汇坦直，一个60多岁的老头带着30岁的侄女，一路上都在说离婚。车子开近一条小路时，老头说：阿拉年纪大了，辛苦你送进去。周老二心一软，把车开了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

　　“闵行1万，松江1万，南汇第一次1万，第二次两万。南汇最狠。最后老婆也跑掉了，儿子判给了老婆，今年上高三了。”周老二似乎是个潇洒的人，西装便服，头发梳得光光的，在码头上说起从前，就仿佛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随着每一次被钩，黑车司机对钩子的恨似乎就增添一分。司机们说：“见到钩子，打也打死了。”2007年夏天，两个30多岁的女人在头桥的菜市场附近被人认了出来。消息传到黑车码头，司机们生意也不做了，跑去围堵。钩子急忙用手机拨110，警车来到把她们接走，司机们开车去追却没追上。这是他们最近的一次追捕钩子行动。

　　大概在11点多，黑衣女子一步步走进了码头，一个对钩子充满了仇恨的地方。

　　头桥黑车码头，3月7日，上午11：30左右

　　黑衣女人在镇标后面的停车位选了一辆银灰色奇瑞，车牌号“苏E8J410”。

　　车主是一个有些内向和善的矮个年轻人。其后数日，他的人生经历一再出现在报纸上：雷庆文，安徽霍邱人，21岁。13岁那年，他上完小学从安徽来到上海，跟着父母在南汇种菜卖菜。卖菜的日子，一家人凌晨1点半就要起床，然后装菜上车。车子开两个多小时到上海，雷家的摊位在普陀区龙泉市场。

　　那辆车子是2006年买的，车价6.8万元，借了3万多。雷家说，车子是卖菜用的。雷庆文也去拉客，这年4月，车子第一次被钩走，很长时间内，他不敢出去开车，但后来还是开出去了。他想着：到年底多少有了几个钱，卖了车，供弟弟上学。他也想着结婚。他有个学习不错的弟弟，在老家读初三；还有个感情不错的女朋友，在附近的镇上上班。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喜欢吃水果，因此车上时常放着一把水果刀。出于对钩子的戒心，码头上不少司机，都在车上放着大号起子、螺丝刀等。

　　码头上当时没人注意到他们是怎样讨价还价的，也无法知道雷庆文因为何故放松了警惕，让一个陌生人上了车。

　　自从有了钩子，黑车司机们不再轻易相信人，和周围大多数乡镇一样，头桥淳朴的民风受到了挑战，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似乎不再适用。很多司机只拉熟客，对陌生人则严加盘查：什么地方人？去那里干什么？他们说，“雷锋死光了”，“好人不能做”。

　　甚至一些熟客，在这些司机看来都有了不寒而栗的感觉：有的人第一次坐车给钱，第二次给钱，第三次忽然变成了钩子。

　　而对于钩子来说，上黑车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的活。罗雄说，好钩子心理素质要好，反应要灵敏，要会表演，比如怎样利用老人和小孩子做道具，以麻痹司机；比如在不熟悉的地方，司机不拉陌生人，怎么办？这时在马路上装吵架，两个人突然吵起来了，很多人都在看，又突然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两个人，拉住吵架的一方，让另一方“快跑快跑”。装作跑路的钩子，一跑就跑到黑车上，催促司机：“前面一站路，你赶紧跑。”前面的钩子跑了，后面的钩子也装作拉个车子追，结果两辆车都上钩了。

　　钩子平时的积累也很重要。有时，钩子要到一个镇上摸摸行情，比如认识一些人，拿一些老板的名片，钩车时这些都是重要资料。三两句话下来，司机就放松了警惕。

　　在罗雄印象中，那个女人钩车的时间不长。按照工作程序，上了车，她应该打开身上的录音笔，从谈价钱开始就开始录音。望风的会马上向执法人员报告：车牌多少，车型什么。如果钩车成功，她下车后，要看看车牌，对着录音笔记录车号、车钱，然后尽快赶到下一个点。当天抓车结束后，她要把录音机的内容拷到U盘交上去。每段录音有个单据号码。这些就是黑车非法营运的证据。

　　钩一辆车，望风的一般一到两个，包括一个驾驶员，有时晚上车牌看不清楚，驾驶员要开车追上去。钩子一般需要两个，骨干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用来壮胆的坐在后面。

　　黑衣女人是一个人上了车。事后罗雄分析，她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假如钩一辆车奖励500元，她可以拿到两三百元。她只是黑车司机们所说的抓车产业链的一环。

　　黑车司机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下端。一辆黑车被抓，早几年罚款三千五千，后来整个上海都是1万元(在被罚司机领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罚款依据是：《上海市出租车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该款内容为：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交通执法总队、区县交通执法机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个拥有三四十辆黑车的小镇，一年起码要被罚款十几万。此外，司机还要为被抓车子的停车费付钱，各区收费标准不一样，奉贤是每天50元。

　　据罗雄透露，钩子抓一辆车，宝山的价格是200元，南汇是250元，奉贤600元，其他是500元。奉贤事情多，危险性高。一般抓一辆奖励500元的车，钩子头分给钩子两三百元，剩下的钱，用于吃饭、油费、保险，买录音笔，大头归钩子头所有。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被聘用驾驶黑车到指定地点的司机，其酬劳为半天50元，全天100元，晚上再做，就是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