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的英雄路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2008年3月31日，当刘翔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火炬，成为中国境内火炬接力第一人时，他觉得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那一天，天安门广场风很大，刘翔穿着短衣短裤，忘记了冷，一只手高举“祥云”火炬，跑向天安门城楼。

　　这一天，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4个月了。这时的刘翔，集110米栏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自从2004年，他在雅典奥运会为亚洲夺得第一枚短跑金牌之后，就被迅速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步。在他的家乡上海，刘翔的速度、姚明的高度、丁俊晖的精度，已成为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骄傲。

　　体育成就之外，冲动、进攻性、自信的作风，使他成为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象征。在西方媒介看来，他和以往循规蹈矩的中国运动员太不一样了，从他的身上可解读出中国国民心态的开放。在上海《东方早报》前体育记者孤狗眼里，刘翔的个性、自我，比较COOL的风格，使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2005年，他入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他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在电视及网络的广告里，他是一个流行偶像、时尚引领者。他的名字入选2004年主流报纸流行语，形象被韩国艺术家塑成铜像。

　　在公众视野里，他还是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爱心大使、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爱心大使”，一个慈善明星。此外，他还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正在启动着代表团形象研究的课题，运动员的精神面貌，被官方认为关系到国家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刘翔的出现似乎是生逢其时。他似乎已成为中国体育界的神话，一个用商业智慧、政治资源、个人天赋，融合而成的“高大全”式英雄。

　　“人民有时需要神话”，孤狗说。在他的印象里，刘翔这个“神”并不高高在上，不像以前的“神”那样太飘渺，满口大道理，张扬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形象是他的魅力所在。

　　孤狗的话让人想到，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在培养体育明星方面所走过的偶像化神圣化的道路，而新主旋律体育明星刘翔的出现，是历史发展脉络上夺目的一环，他在体制之外的独特个性形象，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从“民族英雄”开始

　　在中国，体育明星最初的光辉形象，是从“民族英雄”开始的。

　　时间倒退76年，1932年7月30日，当刘长春高举国旗走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时，他的身后，是一支“临时拼凑”的五人代表团，再后面，大洋的彼岸，是山河破碎的旧中国，四万万中国人中，他是唯一参赛的运动员。

　　此前启程时，上海的一家晚报刊登了一幅画为他壮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挺立船头，手持单刀，准备单刀赴会。

　　1932年中国人的奥运之旅，像中国复杂的时局一样，悲苦交集。由于长途跋涉的辛苦，刘长春铩羽100米、200米预赛，他留在历史上的，是一个承载着家国哀伤的悲情英雄形象。

　　奥运梦碎，国难重重，然后是天翻地覆，到了1949年，然后是1952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大陆没有参加期间的奥运会。

　　在冷战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渴望用各方面的进步来证明制度的优越性，一个个作为榜样的革命英雄形象先后诞生。在体育方面，经过1950年代的全民体育时期，竞技体育也逐渐找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即“举国体制”，国家体委根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选定一些重点项目作为突破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有可能突破的运动员身上。

　　于是，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革命加拼命”口号下，一个个被陈毅副总理称为民族英雄的体育英雄出现了。

　　最先出现的是广东人陈镜开。1956年6月7日，他以133公斤的56公斤级挺举成绩，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者，随即成为全民学习的榜样。旅法作家钟丽思在作品中纪录了当时的盛况：“红房子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气学陈镜开。”

　　然后是郑凤荣。1957年11月17日，她跳过1.77米的高度，成为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者，被媒体赞为“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降临的一只燕子”。美联社也破天荒地发布了消息：“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

　　然后是容国团。1959年，他击败匈牙利人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时，正值共和国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个共和国时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使得举国若狂，让民众看到了民族崛起的希望。他回国时，贺龙副总理亲自接机。周恩来将这个冠军，和十年国庆列为当年的两大喜事。

　　在一个困难重重的中国，体育明星们的辉煌增加了人们战胜困难的动力。1961年26届世乒赛工作人员冯贵家回忆当年时说：“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亲眼目睹了中国乒乓球荣获三项世界冠军的历史性胜利。那时，国家和人民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乒乓球的胜利，成了鼓舞人民战胜困难的精神武器。”

　　1980年代的志气

　　在国家射击训练基地的中央广场，有一座枪形雕塑。雕塑的原形，是一把小口径气手枪。24年，它的主人许海峰，在刘长春单刀赴会的城市，一枪打破了中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纪录。

　　1984年7月29日，这个从小喜欢用弹弓打鸟的前供销员，在男子手枪60发慢射比赛中，一度感觉不好，出去坐在台阶上休息。比赛结束后的半小时，成绩还没出来，从当时的照片看，他的表情非常难受，但很快他和整个中国都跌入了欢乐的海洋。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个迷茫困惑、需要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年代，一个迫切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年代，体育明星的横空出世让中国人从“东亚病夫”情绪中找回自信。而在许海峰夺冠之前，中国女排这个集体英雄形象就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1981年11月16日下午，如今上海大剧院的陆老欢，是在高中同学家里看女排初次夺冠的电视转播，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一会站起一会坐下，最后用力过度，竟把同学家的木椅子坐坏了。这一天，在北京，很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狂欢。

　　在陆老欢印象里，整个80年代，对体育明星的英雄主义叙事，从中国女排迈向五连冠的征途开始，至1988年3月27日，围棋国手聂卫平被授予“棋圣”称号，达到了顶峰。

　　在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聂卫平以九连胜的战绩屡挽狂澜，为中国获得三连胜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围棋赶上日本的里程碑。在他被授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新闻写道：“‘圣’是对功勋卓著的人的尊称，棋圣是棋手的最高荣誉，国务委员方毅说，聂卫平是中国围棋界的‘孔夫子’，他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而在聂卫平加冕棋圣的前一年，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则走向了低谷。1987年，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打入半决赛，领导却要她让球给队友，何智丽上场后却把队友打了下来，并在决赛中发威，勇夺世界冠军。因为不顾“大局”拒绝“让球”，何智丽付出了惨痛代价。回国后，她被要求写检讨，其后远嫁日本。

　　7年后的广岛亚运会，已改名小山智丽的她，以3∶1将中国乒坛“大姐大”邓亚萍斩于拍下，夺得女单金牌时，她忍不住痛哭失声。这一刻，无数中国人通过电视，目睹了曾是炎黄子孙的她站在领奖台上，面对着太阳旗冉冉升起。一时，“汉奸”、“叛徒”，无数的骂词泼向了她。

　　何智丽事件是个悲剧。多年后，在上海记者何思看来，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体育运动被看作政治活动，体育运动被纳入民族进步的叙事轨道，强大的国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运动员的个性，叛逆者将不可避免被打入另册。

　　“何智丽在当时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今天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同济大学教授张闳看来，一场体育运动首先是运动员个人的表现，其成功当然也是所在族群的荣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努力。“个人”、“民族”、“人类”在运动员身上，本来应该三位一体，但在特定背景下，也会有冲突。这里有制度性的原因，中国对运动员是国家投资，作为运动员，在比赛时是遵循体育原则，还是集体利益的原则，有时会存在着矛盾，但冲突不是不可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