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越来越强烈的革新冲动

　　-本刊记者 贺海峰

　　站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华山一条道”上，合肥以前瞻的视野、敏锐的触觉，探索出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全面 规划的、具有长远思考的、全民参与的改革开放模式。

　　不鸣则已。以2005年的“大拆违”为起点，合肥这座安详温吞的内陆省会城市终于发出了令人惊叹的巨大声响。 嗣后，合肥市决策层顺势而为，接连确立“工业立市”、“创新推动”、“县域突破”、“141空间布局”四大战略，并推 出“效能革命”、“大招商”、“大发展”、“大建设”、“大环境”等实招，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更是 疾呼：合肥必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中部崛起的大背 景下，合肥作为“改革急先锋、开放探索者”的形象开始喷薄而出。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前不久，合肥市市长吴存荣曾将合肥3年来的“新政”归纳为“12项改革、8项 开放”，可谓切中肯綮直抵要义。这是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制度创新，而开放则是从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加速消弭利益 博弈之压力，进而为合肥打造中部乃至全国充满活力的先行城市增添动力。

　　“杀出一条血路”

　　合肥与改革开放，常如风云际会。譬如，堪称洋务运动首脑和旗帜的李鸿章即是合肥人，全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小 井庄即在肥西县，全国唯一的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也是合肥市。但是，这些接踵相承的传统，并没有成为这座城市“杀出一条 血路”的自觉。相反，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合肥在省内的首位度一直偏低，部分地市甚至一度对合肥的“老大”地位虎 视眈眈。而真正让皖人忧心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周边省会城市一路高歌猛进，将合肥远远甩在了身后。例如，2004 年，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太原的生产总值分别高达1956亿、1375亿、1108.85亿、770亿和643. 9亿，而合肥仅为589.7亿元，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垫底；从2002年到2004年，合肥与太原、南昌之间的差距愈拉 愈大，与太原比，分别相差21亿、31亿、53亿，与南昌比，分别相差139亿、156亿、180亿。一言以蔽之，停 滞之疲态已然显露，危机四伏于合肥之春夏秋冬。可以说，“12项改革、8项开放”的渐次推动，不仅触及了这块热土上潜 藏已久的发展渴望，更点中了合肥的痼疾所在：一些官员怕冒风险，怕担责任，遇到矛盾躲着走。

　　正因如此，“商鞅变法”这个典故一经合肥市委主要领导提及，即在全国引发震动。当时正值“大拆违”首战告捷， “零补偿、零冲突、零事故”的“合肥模式”被建设部向全国推广。合肥市决策层进而提出，要对行政审批制度动一次大手术 ，“要用商鞅变法的精神，来一场效能革命”，把合肥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意识 最强的城市之一。

　　紧接着，便有了合肥市四套班子“四堂会审”，当场砍掉123个行政审批项目的佳话。是次会议上，孙金龙一连抛 出3个问题：“厦门是沿海开放城市，已经发展得很好了，项目落地平均只要45天。合肥是省会城市，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 盾，但项目审批远比厦门慢，我们为什么不奋起直追？能不能30天就完成一般的项目？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别的地方干得了 ，合肥干不了？”由此，“问责风暴”席卷各大机关，限时办结制、两次终结制、缺席默认制和特事特办制得以强力推行。

　　“12项改革、8项开放”的内容、意蕴以及锋芒所指，显然不止于此。除行政审批体制之外，“12项改革”还触 及了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土地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城市建设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科 技创新体制、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8项开放”则涉及到与长三角无缝对接、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招商引资等内容。合肥市发改委主任王厚亮告诉《决策》，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都是各地亟待破解的难题，并且，一些城市 从前以改革促开放的主动性消失殆尽，而今因开放倒逼改革的困窘却日益明显。而合肥却以“三大推进”(大发展、大建设、 大环境)、“工业立市”等发展战略为主线，创造性地实施了“12项改革、8项开放”，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因为上述探索而转眼变得光芒四射：2008年一季度，合肥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14.01 亿元，同比增长17.4%，增速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列第一；实现财政收入72.28亿元，同比增长45.3％，比去年 同期高出25.5个百分点……合肥奇迹，令人惊叹。

　　思想解放的“破”与“立”

　　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取决于思想解放的程度。基于这一认识，2008年2月，合肥市决策层高 调召开了以解放思想为主旨的“万佛湖会议”。

　　然而，解放思想要“破”什么？“立”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的目标如何清晰地告诉社会公众，并且成为 全体市民的共识？

　　显然，要害在于挣脱利益关系的“绑架”。会议逐一列举了4类“杂音”甚至是“反生态”的现象：为一己私利，不 惜损害集体、破坏大局、影响发展；“恐快”、“恐大”、“恐新”；以人划线、拉帮结派；胆大妄为、贪赃枉法，“这些虽 是个别现象，人数极少，但影响极坏，破坏力极大”。寥寥数语，“破”什么、“立”什么，已经泾渭分明。

　　而实际上，这4类“杂音”正是在推进“12项改革、8项开放”中暴露出来的顽症。以国有大型企业合肥钢铁公司 为例，改制之前，由于濒临破产，合肥市政府不得不每月拿出4000万元财政维持其运转，2006年5月，合肥不得不支 付15亿元的成本将其交由马钢集团重组。但如果在钢材市场很好的2004年完成改制，市里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改革成本。 “合钢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原因很多，但改革严重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是拖不过去的，也绕不 过去的，这种安全是最大的麻烦，这种保险是最大的风险。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干部中缺的往往不是智慧和思路，而是勇气和 胆略，是一往无前的精神。”孙金龙说。

　　“破”是为了“立”。吴存荣认为，按照规律，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应当占到全省人口的10%左右，也就意味 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合肥的人口将会达到700万人左右。因此，合肥必须首先打破“中等城市”的定位，把合肥置于大 长三角、中部崛起、省会经济圈核心的高度，高站位、高起点谋划合肥的发展， “15年后，合肥要建成为今天的上海，就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实现更广大地开源”。

　　环顾宇内，今日忧心国事者，早不在器物之忧，而深为思想禁锢、精神虚弱、无力自新所困。上海、广东、天津、重 庆、山西、四川，莫不以解放思想切题，而求刷新沉闷的社会气氛。而连日来社会各界对“万佛湖会议”反响之盛，亦已表明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金钱刺激已经不是一剂灵丹妙药，更确切地说，人们固然期待财富，但是公平、正义的财富伦 理和财富秩序才更值得期待。令人欣喜的是，合肥在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等诸多方面敢为人先大胆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 ，比如市财政每年拨给三县数亿元资金助推“县域突破”，力度之大，据说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改革开放：合肥仍要过大关

　　但是，2007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人均指标中，合肥市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不能不引起合肥的 惕厉与警醒。对此，孙金龙形象地比喻，“现在的合肥，只是万里长征迈开第一步，甚至只是刚刚抬起一只脚。”

　　一座城市最可贵的品质，乃在于它拥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坚持变革的意志和居安思危的理智。合肥市决策者敏锐地意 识到：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具体制度的安排。 由此，合肥形成了“12项改革、8项开放”的丰硕成果。

　　据透露，合肥在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之初，各部门的意见很难统一，譬如在制订减免企业规费的文件时，部门之间就曾 纷争不已。于是市领导就带一些人去上海、昆山考察，结果发现上海、昆山的政策比合肥更为优惠。这样大家都不争论了，文 件很快出台，最终减免37项规费，一算一年高达2亿多元，但合肥市政府还是坚决免掉了。

　　可见，改革开放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难题，站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华山一条道”上 ，合肥更应当以前瞻的视野、敏锐的触觉，探索出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全面规划的、具有长远思考的、全民参与的改革开放 模式。这是合肥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在改革创新方面走到全国前列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