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拉动长期通胀

　　旦喻金

　　从电、煤气、成品油、粮食等大宗商品，到猪肉、食用油等日常消费品，国家发改委几乎要重新竖起计划委的牌子。 2008年5月份，氯化钾及复混肥等商品再上发改委价格管制的名单。表面上看，这是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背后却折射出 价格机制改革滞后与行政手段回潮之间的恶性循环：货币发行失控导致的通胀形势持续恶化，使企业有上调价格的要求，而政 府为了追求让通货膨胀数据一定时期内不超出政府计划的目标，一再拖延商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并以行政手段取而代之，但结 果却出现“压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

　　以能源价格改革为例，由于能源价格由政府制定和管制，使得国内能源价格普遍低于国际水平，全世界的飞机轮船汽 车都到中国大陆来加油，企业没有动力增加供给从而频繁引发“油荒”、“电荒”。事实上，拖延能源价格改革对控制通胀可 能于事无补。能源价格的上涨是否会加大通胀压力取决于产业的供需情况，如果产能过剩，能源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产品价格 上涨的压力很小，也就无法将能源价格上涨转嫁到最终消费品。至少以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这一过程将十分 缓慢。

　　如果能源价格合理回归，一些因受补贴虚增的产能就会退出市场，反而可能会降低投资拉动的通货膨胀。退一步说， 即使对通胀构成短期威胁，也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市场化改革，因为扭曲的价格带来的投资热潮正是一种长期通胀的根源。对于 通胀造成的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针对性强、透明有效的弱势消费者补贴予以解决。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受阻，甚至 计划手段回潮，可能会使我们丧失一些重要机会，从而增加可持续发展的成本。

　　当防通胀成为倒退的掩护

　　防通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这在今年的诸多宏观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和产业政策中，都能清楚地感受 到。值得注意的是，在防通胀这顶大帽子之下，很多既有的改变、应该放开的市场、应该推出的措施，都变得畏手畏脚，有些 手足无措了。最典型的是价格领域。从近期国内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来看，行政干预的手段又有所增温“升级”。据新华网称， 工商部门会于今年5~11月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整治的重点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依法查处超范围经营成品油 的行为和无照经营等违法活动；在油品质量方面，重点查处非法炼制的、无合法进口来源的、假冒伪劣等质量不合格或禁止销 售的成品油；在经营行为方面，重点查处缺斤少两、掺杂使假欺诈消费者等违规行为。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干预已不仅仅停 留在限价措施上，其权力触角开始延伸至市场准入、市场价格、市场管理等各个方面。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国际油价的持续攀升，加上国内成品油市场的价格管制，已让两石油巨头“叫 苦连连”。据中国石化的公告，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65.78%，如果没有74亿补贴计入利润， 一季度中石化的整体经营就是亏损的。两石油巨头的窘境最终由中央财政买单，以每月补贴的方式出手“解救”。但财政补贴 的方式一是不能有效刺激两巨头增加供给，二是民营炼油企业由于无法得到财政补贴进而不得不放弃市场。财政补贴不仅没有 有效解决油荒问题，反而使其愈演愈烈，财政补贴的结果是“吃力不讨好”。

　　诚然，放开成品油价格将推高下游企业产品成本，但是短期潜在的通胀与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并无直接联系，而是取决 于产业的供求状况。对于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社会公平问题，政府应该给弱势消费者补贴，在这个问题上，实现“市场的归市 场，政府的归政府”。但现在的实质是，政府的补贴绝大多数补在了富人身上。

　　再以粮食价格为例，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必须满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政治要求，即要增加或稳定粮食储 备，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但与此同时，政府维持低粮价政策，并通过少数国有公司垄断粮食的进出口市场，因此在国际粮价 暴涨的背景下，国内却出现了“谷贱伤农”的戏剧性一幕。由于“没收益、卖粮难”现象的持续，近年来，南方的“双改单” 、北方的“水改旱”不断发生。我国的稻田种植面积近20年来净减少了5000多万亩。失当的粮价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而且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指引，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如果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市场 会用它的方式对干预进行“报复”：公开市场不许涨价，则会出现黑市、寻租和“排队效应”；如果市场准入和价格信号都受 阻，市场就会自发减少供应。在价格的市场化道路上，由于今年的通胀压力，政府正在出现大踏步走回头路的迹象。这种计划 思维的大规模回潮不仅对于控制通胀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它强化了对行政干预的“路径依赖”，为今后的改革埋下积重难 返的隐患。

　　非市场化的短视

　　中国在政策面上似乎陷入了困境——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人民币国内大幅贬值、价格机制扭曲等多种相互纠缠的问 题，使得中国一些部门在宏观政策上进退失矩、左支右绌，行政化、短期化的政策增多。

　　最典型的是今年1月开始，国家发改委动用了十几年都没用过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抑制肉禽蛋油等商品涨价的脚 步。国家出台的价格干预措施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价格干预不违背市场经济。发改委还以日本和 俄罗斯为例，说明价格管制措施并不少见：日本在1976~1980年，曾经政府拨款40亿日元，在全国动员了4万人， 对全国130多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了管制。2007年10月，俄罗斯把6种食品价格冻结在2007年10月15日的 水平。此外还有韩国和墨西哥都有价格控制措施。

　　发改委官员解释价格管制政策时表示，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适当地 干预，都是市场经济下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正常的手段。因此，价格管制不是历史的倒退。但是，发改委官员的解释其实站不 住脚，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进行多年之后，恢复价格管制实际上就是向计划体制的回归。俄罗斯和30多年前的日本市 场都不能成为标杆。

　　回顾历史，会有更强烈的感受。1984年9月9日，国务院领导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提出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第二，价格改革问题 。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中国要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除了调整价格体系 外，还有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 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各 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这些 想法得到了上述中央主要高层的赞同，这直接促成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方略的出台，成为中 国此后20多年经济改革重要的制度保证。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价格的市场化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体系来说是多么重要。再对比现在，也可 以发现，24年前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当前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信号就是价格，如果干预价格，必然导致市场信号扭曲。价格管制如果持续，还会产生其他负作 用——该涨的价格不让涨，比如资源价格改革，久拖不行，结果到现在与通胀问题纠缠在一起，更加难以推进。价格管制虽然 只是一个方面，但它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非市场思维的体现。如果决策层不从市场经济制度的高度来看问题，那么各 种计划式、行政化的做法，将会陆续到来。

　　数字政治更重要？

　　有分析人士认为，现今的物价控制说明政府担心全面通胀爆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4月中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上涨8.5%，全年看来很容易打破国家2008年3月设定的CPI增速控制在4.8%以内的目标。

　　发改委方面希望通过临时干预价格来稳定百姓的预期，但行政干预价格的后果可能使价格上涨更加严重，使得这一政 策有可能陷入得不偿失的境地。一些学者指出，干预价格短期内迎合了一些消费者，但却损害了生产者的效用。遭遇价格管制 ，企业可能通过减少供应，或者不供应产品来变相提高商品的价格。他们或许以降低服务水平、减少生产或暗中涨价的方式来 防止损失。表面上看，发改委稳定价格为消费者谋福利，但事实上，原本轻松可以买到的商品，现在却要排队，付出更多时间 上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临时的政府干预价格，也意味着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可以随时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干预。有 学者呼吁，改革开放局面来之不易，而干预价格限价管制等首先损伤的是低收入群体，此类政策只会恶化他们的处境，进而使 社会更加不稳定，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任何管制都会带来副作用。中国社科院一位经济学者说，领导层并非不了解市场 的重要性，而是他们更看重政治的重要性。

　　理论上的通常情况下，物价主管部门按照《价格法》履行价格的监管工作。一方面是对竞争性价格的管制，如果市场 自由定价，那么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负责价格的管理，防止价格的违法事件，比如串通涨价或哄抬物价等，保持正常的竞争秩 序，但在这个秩序下产生的价格，并不是说由政府决定。

　　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竞争，则由政府定价，比如石油、电力、水力等基础产品的价格。 如果政府放弃这类产品的价格管制，这些企业就非常可能索要高价，获取垄断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太愿意或尽量 不采用直接干预价格的方法。

　　一个棘手问题是，执行价格干预政策的成本很高，物价管理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价格监督机制。中国偌大的一个市场， 最后能管制的只是一些大企业大批发商，价格干预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中国非市场因素力量比较强大，在目前市场定价的比 重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这种控制价格能力非常有限。

　　发改委承诺，在价格显著上涨的情形消失后，政府会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稳定价格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增加市 场供给，行政干预价格只是辅助性手段。但是，对基本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控制，正是推动投资、引来投资需求拉动下的通 货膨胀之主要原因。同时，价格管制对于由于货币发行失控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毫无作用。

　　“如果不了解国内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也就无法找到化解的办法。”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一般 来讲，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是成本推动型，也可以是需求拉动型，即有人所称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一方面，中国式的通货 膨胀首先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过多的货币并非平均式地同时流向各个行业，而是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比如房地产)， 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关联行业价格上涨、收入增加后，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 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价格管制带动投资需求进而拉动通货膨胀，是通胀的另一大原因。

　　易宪容认为，既然当前的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是货币问题，那么就得通过央行的金融货币政策来解决。在调整汇率之 时，还要通过央行价格机制(即利息)来收紧货币供应、减少银行信贷、遏制大量的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及股市。并且， 我们的汇率调整还远没有到位。同时，统计部门要全面清理整顿中国存在缺陷的CPI统计体系及其它相应的统计指标，让这 些统计指标真正反映实际经济生活的变化与趋势。

　　1973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于6月间不顾一切地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 ：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此次冻结实施仅一个月便开始解冻 。

　　在35年后的今天，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货币供应者连续多年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其最近累计3.75%的 降息，正在为全球市场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货币泛滥导致的全球通胀，正在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价格市场化上走回 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