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信的土改新经: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4日15:59 《法律与生活》杂志

  一位深情地爱着黑土地的市委书记,一项长达20多年的关于土地经营的研究和试验成果。这位名叫杨信的市委书记,把他的研究成果称为“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因为关乎10亿农民的发展,因为欲突破在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局限,这项成果如上升为制度,意味着“第三次土地改革”的来临。美丽的鹤城齐齐哈尔,会成为30多年前的安徽凤阳吗?

  杨信和他的“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

  本刊记者/盛学友

  2008年4月22日、23日,齐齐哈尔下起了小雨。

  连续两天的春雨,让魅力鹤城的空气变得潮润。因为这片黑土地饱受干旱困扰,正在浙江义乌考察的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杨信,为家乡的春雨连声叫好:“真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两天后,杨信回到齐齐哈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依旧没有忘记那场“喜雨”。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春雨”,“那就是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杨信说的土地制度变革,是指他提出的“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的建议。

  作为拥有560万人口的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市的“一把手”,杨信倾情关注这片黑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兄弟。在担当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一直在为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奔走呼号。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建议,是我心中割舍不掉的一个情结。” 杨信告诉本刊记者。

  现行制度显现弊端

  杨信1968年11月3日参加工作,那一年他才18岁。工作第一天,他就和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一起下乡蹲点。出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个偏僻农村的杨信,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对农民的酸甜苦辣,他有很深体会。

  “他们的冷暖,我心里最清楚。”在办公室里,杨信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从当县委书记那天起,就为改变农民兄弟的生活状况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1986年,杨信出任黑龙江省庆安县县委书记。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对土地制度进行调查与思考。庆安是个农业大县,142万亩耕地,30多万人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杨信担任县委书记的3年时间,他经常为一些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而感到困惑和痛苦:

  一是一部分贫困户,如痴呆等智障的人,他们种地非常艰难,土地在他们手中效益非常差。

  二是农民手中的土地根本不够种。杨信当时算过一笔账,在完全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生产力条件下,平均一个劳动力应该至少拥有22亩以上的耕地才够种,但事实上,庆安县一个劳动力所占有的土地只有10来亩,“劳动力时间有一半以上是剩余的”。

  三是为农民寻找出路着急上火。“我当时也知道,光靠种植业一条路,农民根本富裕不起来,还必须发展非农业”,但是要想发展非农业产业,面临的问题是既缺资金又缺技术。

  苦苦思索后,杨信开始考虑如何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上入手,寻找新的出路。

  “我当时从未怀疑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应该变革,只是在如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下了很大工夫”。杨信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之一是办互助农场:用有能力的人带动、帮助生活贫困和经营能力差的人,在自愿基础上进行联合经营,对土地采取联合、合作和入股的经营方式,就是用“能人的脑袋加上穷人的手”,产生了“1加1大于2”的效果,提高劳动生产率。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优势互补以后,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就随之提高了,效益自然也提高了。

  对庆安县几百个互助农场的经验,《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均进行过报道,互助农场的经验连续3年作为农村深化改革典型经验在黑龙江省进行过介绍和推广。这种尝试改变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面貌,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规模经营和分工分业。“但最大的弊端是,由于土地产权归集体所有,这种形式巩固不下来。”杨信说。

  1989年至1997年8年时间,杨信在绥化地区当过4年主管农业的副专员,在大庆当过4年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他觉得土地经营规模狭小,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要想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必须扩大规模经营。

  为此,杨信先后搞起了专业合作社即农民自我服务联合体的尝试。

  大庆专业合作社主要是依托龙头小市场和养殖大户,创办诸如生猪合作社、奶牛合作社、养鸡合作社、大葱合作社等各种比较专业的合作社。这些做法虽然取得一些效果,专业合作社的经验也曾经向全国推广过,“但这些只能是农民的短期行为,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997年,杨信出任大庆市市长,2000年,调任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4个月后到齐齐哈尔市当市长,2003年4月当选为市委书记至今。

  这些年来,杨信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是,要想解决农民落后贫穷的生产生活状况,必须实现规模化社会大生产,“要想实现大生产,必须减少农民”。

  齐齐哈尔辖区1市7区8县,幅员4.24万平方公里,567.8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425.1万人,耕地3058万亩。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转移劳动力并非易事。为此,杨信提出“四个换位”来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至今累计转移劳动力90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1.9%。2007年,被转移的农民实现劳务收入40.5亿元,增长25%。这种转移收到一定效果,但也遇到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现行土地制度问题”。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一些农民说,他们光靠种地肯定富裕不起来,但扔掉土地又舍不得,而土地转移又不值钱,农民外出打工需要路费,务工经商需要本钱,转移的土地因产权不是自己的,承包期又有限,受让者不肯多出钱……杨信认为,这些因素“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转移和土地流转”。

  中央一直提倡土地流转,“但现行土地制度又限制了土地流转”,经过22年的摸索与实践,并从2000年开始专门研究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的杨信越来越发现,“现行土地制度弊端明显,到了改革并试点的时候了”。

  现行制度五大“弊端”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这样一个现行土地制度,对解决生产队时期“大锅饭”等问题,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对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其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和思索,杨信总结出现行土地制度的五大弊端:

  第一, 造成生产力的双重浪费。

  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不是所有城里人都能当大企业的老板,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具备家庭经营者的素质和条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不论年龄大小,一律按人分地,同样的地力条件,土地产出率却大不一样,有的挣钱很多,有的则不挣钱甚至赔钱,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有能力的农民地不够种,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二是一些缺资金、少技术、低文化、乏智力的农民,有足够的地,却种不好,造成地力资源的浪费。

  “这个弊端,非常明显”,杨信告诉本刊记者,“从齐齐哈尔市来看,这种情况要占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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