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导致农民短期行为。

　　虽然承包期30年不变，但是30年以后怎么办？农民心里没数。虽然中央领导说30年以后不一定变，但没有作为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农民不把土地当成自己的，所以，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相对较高，但养地的积极性则相对较低甚至没有。因为从机制上、制度上缺少保证，农民往往对培肥地力、治理水土流失没有积极性，大多是进行掠夺式经营，只顾承包期内的眼前利益，不顾承包期后的长远计划，水土流失、地力下降、有机质减少……这是农民对土地短期行为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从长远看是一大隐患。

　　我国很重视保护耕地，但仅仅重视耕地面积是不够的。“还应当重视地力的保护，把保护生产能力、培肥、治理水土流失等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从机制上解决问题。”杨信说。

　　第三，限制土地流转。

　　中央一直提倡依照“有偿、依法、自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但事实上土地流转速度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是土地经营权不值钱，农民转让经营权的收入，不足以用来从事第二、三产业，“像前几年，转让一亩地，才百八十块钱，拿到这点钱，不好干啥”。

　　在这种情况下，转让者因为收入低没有积极性，受让者因为经营期短积极性也不高，故而土地流转进展缓慢。

　　杨信认为，没有土地流转，就无法实现规模经营，“没有适度规模经营，就谈不上现代农业”。没有规模经营，就很难参与国际竞争，发达国家一个劳动力，经营土地几百亩、上千亩，“而我们的农户，只经营十几亩或几十亩，严重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影响外部资金进入。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各个领域的开放度明显提高，但是农业领域的开放度却依然相对较低，不仅国外的资金、技术难以进入，国内的也很难进入，“其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明晰，承包30年不变，也即处于变量当中”。杨信在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是，“一涉及土地投入，投资者便望而却步，大投资者很难被吸引进来”。

　　现实情况是，农业本身缺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农民自我积累有限、投入能力较低，国家补助有限，外部资金又进不来，“这是束缚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有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利用市场配置资源。

　　遗憾的是，耕地虽然是我国数量较大的一笔资源，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是市场配置，也不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难以担当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职责。

　　同时，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大家已经感觉到，公有制最好的实现形式，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国有，而是股份制，但是，城里的股份制，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而在农村则不然，即使搞了土地经营权入股，不仅含金量不高，而且也缺乏长期性、稳定性。

　　“说到底，现行土地制度弊端明显。”杨信说到这里，喝了一口水。

　　探索时机已经成熟

　　在杨信看来，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重新审视、扬弃它”的时机到了。

　　长时期以来，中央很重视“三农”，采取了很多措施，减、免、补，钱没少拿，增收效果却不明显，城乡差别非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这些政策是“供血”，不能让农民具备“造血”功能。

　　杨信在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信中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光靠“补”，补不出现代农业，补不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力千差万别，单一集体所有一种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说不通，任何事物都不是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从长远看，应从根本上对农村土地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

　　基于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以及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思索，杨信连续多年一直向有关部门建议并呼吁，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

　　——2000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提出的“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至少一百年不变”的建议，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农业部等有关领导的关注；

　　——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的“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试点”的建议，再次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5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鼎力支持，为中央提供决策信息的《经济动态》对这个建议做了摘编；

　　——2007年8月，杨信以一名“从事30多年‘三农’工作、即将退休的基层干部”的名义，给中央有关部门秉书直言，建议中央决策高层，“要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对现行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杨信希望齐齐哈尔能成为试点。为此，他曾给回良玉副总理写过信，回良玉批示给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位主要领导批示是否可以在齐齐哈尔试点。

　　“多元化”的基本思路

　　按照杨信的思路，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大致可以分为国家、集体、个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适合国有的，国家征过来，储备起来。杨信打了个比方，必须由国家统一规划开发利用的土地，像未来的城建区、军事用地和矿区等，国家可以通过征用，储备起来。至于国家征用土地所需资金，“目前很多银行对国家储备土地给予贷款的积极性非常高”。

　　第二个层次：集体经济状况较好、农民愿意集体经营的，继续保留现行经营体制。那些集体经济发育发展比较好的，比如华西村等地，可以继续保留现行的经营体制，但是必须赋予集体以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

　　第三个层次：适合个人所有的，把产权明晰为个人所有。根据农民意愿，把集体所有土地有偿分给农民，产权明晰为个人所有，富裕户拿现钱，贫困户可以赊欠，分期付款。

　　杨信还说，究竟哪种方式合适，要由农民的意愿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决定。

　　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交易体系，允许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土地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政府在土地交易中收税”。

　　在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进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资金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除国家投入外，集体土地有偿分给农民的全部资金、国家征用的土地资金一部分、农民出售土地和其他收入的一定比例、国家税收中的一部分。

　　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鼓励农民以土地产权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农民以土地产权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组建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新型经济组织。

　　链接：农村土地变革轨迹

　　土地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内容，真正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回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私有财产，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

　　“土改”后不久，又开始搞合作社，先是互助组，后是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也就是集体农庄，农民把土地作为股份入股，车、马、劳力也作为了股份，合同注明：“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股分红”。1958年，刮起了“共产风”，开始搞公社化运动，土地三级所有(生产队、大队、公社)，队为基础，就这样，农民的土地又变为了集体所有。

　　“大锅饭”时期，农村劳动生产率停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经营方式，使农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后，安徽凤阳小岗村几户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没人表态，稍后提法非常谨慎，允许边远贫困地区农村试行。最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全面推行。有人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土地的第二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