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急需制度保护

　　□ 每月声音 □

　　周士君/文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近期出台相关文件，将举报人保护工作列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在这项制度中，除实施密室 举报外，还包括24小时临时人身保护，对举报人家属进行保护等。

　　举报人在惩治贪污腐败和维护公平正义上的作用和贡献显而易见，只要其举报内容属实，举报人的举报行为对维护社 会正义具有积极意义。各地检察机关近年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线索直接来源于举报。同时，举报人的遭 遇同样令人震惊。可以说，每位举报人都曾或深或浅地陷入打击报复的泥淖。从险遭李长河灭口的吕净一，到将程维高掀下马 的郭光允，再到国税干部李文娟，直到因举报“白宫书记”而蹊跷身亡的李国福……他们要么被免职，要么被拘留，要么殃及 至亲，要么身遭血光之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 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已上升到目前的每年1200多件。足见现实的举报环境早已岌岌可危，因此，身处危境的举报人 ，急需得到制度层面的保护。

　　从法律文本看，《宪法》对举报人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护太过原则性，更少了能落实为具体措施的清晰文本，尤其对 恐吓行为的法律界定还存在大片空白。在法治成熟的国度，恐吓举报人的行为早已被列入严重刑事犯罪的范畴。在我国，目前 除《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的 原则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政策性规定外，一套系统的针对举报人保护的法律制度远未成型。这便导致现实中保 护举报人的责任主体不明，相关机构更无相应的人员和经费配备。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台密室举报以及对举报人及其 家属进行24小事临时人身保护的举措，同样仅属内部性规定。

　　眼下，匿名举报者得不到及时回应，而实名举报者又遭到打击报复，已然成为举报领域里的一种无奈现象。近年来， 为弥补制度缺憾，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关于加强 举报工作的决定》等相关文件，但作为内部工作规则，其法律效力往往大打折扣。举报人在缺乏《举报法》和《证人保护法》 等制度保护的情况下，其人身安全无法保障。

　　制度存在的巨大漏洞，导致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制裁远比想象中的情形更为宽松。而每位举报人的安全，既维系 着公民的人身权利，还维系着国家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更维系着法律的神圣与尊严。故而及时完善对举报人保护的法律制度 ，别再令举报人流汗、流泪又流血，便成为摆在立法机关面前的最紧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