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调查: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9日03:48 中国新闻周刊
瓮安事件调查: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瓮安事件调查

瓮安事件调查: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瓮安县公安局大门。 (来源:贵州都市报)

瓮安事件调查: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李树芬的遗体就是从这条河里被找到的。 (来源:贵州都市报)

  没有任何征兆,6月22日凌晨,一位16岁的女孩在贵州瓮安县西门河溺水身亡。在这个出租车都跑不起来的小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他们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猜测。因为在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

  各种怀着自己目的人也来到了河边。其中包括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居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新兴的“市民广场”找到了共鸣。

  笼罩悲痛中的死者父母,一方面带着疑问不断上访;另一面,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最终,他们的左右摇摆让局面失控,一场震惊中外的群体性事件爆发了……

  一起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 本刊特约撰稿/钱真(发自贵州瓮安)

  一

  李秀华属鼠,今年36岁。赶上本命年,在村里人眼里,尤其是道坎。在他的家乡——贵州瓮安县,迷信的当地人把这叫“伏吟神煞”,克自己,还克家人。

  在这个不吉利的年份,李秀华的生活出现了如下变动:

  首先,家里种植的烤烟收成不好。往年光是雇的工人都能挤满院子,现在就他们两口子。

  其次,买拖拉机跑运输,却始终等不到活。

  第三,老婆也嚷着不想跟他过了,说他有了外人。两口子还动了手,这是结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第四,眼巴巴的盼着儿子高考,却没想到,考试前孩子折断了右手。

  第五件事似乎正要发生,他更不敢想,他觉得再没有比前四件事更倒霉的了。

  2008年6月6日,他背着干粮进城了,为的是伺候在城里高考的儿子。

  从他家到县城,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再坐半个小时的汽车。

  儿子和女儿为了上学,在县城里租房子住。虽然离家不算远,但自从住到县城后,孩子们就很少回来了。他们嫌家里什么都没有。

  前两天,儿子打来电话说,打篮球时右手骨折了。李秀华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儿子乖,学习也好,满指望着今年考出去,在村里放鞭炮,让不吉利的年份翻个身。

  他虽然只有36岁,却已经把希望全都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两个孩子,在县城吃、住、学,一学期就得六七千。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在村里算小康,每年种烟草、跑运输,起码也有两三万。但自从去年以来,他就觉得生活日益吃紧。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前多数喂猪的苞谷,现在多数被人吃了。

  县城李秀华不常去,除了个把月去看孩子,他对那里缺乏兴趣。

  二

  李秀华是个沉默寡言、想象力不多的人。县城在他眼里就是一口锅,四面环山,肥水都往锅底流。

  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向别处,而且离大城市都不近。因为这个原因,在县城活着,贵得就跟在北京一样。李秀华没去过首都,以上结论是乡里上访的人回来告诉他的。

  在外人眼里,和所有容易被忽视的小县城一样,瓮安具备那些被忽视的因素,它狭窄、偏僻、交通不发达,历史上不骄傲,现实中麻烦多。

  县城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它宽阔且笔直,建设于城市化进程迅速的上世纪90年代,百货商店、洗头房,全部的繁华和娱乐都聚集于此,仿佛这个城市的所有都是为生活在这条街道的人们而存在。

  县城里有一家电影院、一家邮局。电影院里平时不放什么电影,大片到不了这里。作为适合大众的娱乐生活,这里只有随处可见的街头麻将。

  县城小到出租车都跑不开速度。开车从南到北5分钟,从东到西用不了2分钟。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城市的东边,相对于步行五分钟的繁华街心,它显得有些偏僻。

  和匮乏的文化设施相对应的是,在县城的狭窄中心,错落着30家当铺。显然,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人,很多时候都急着用钱。

  这城市看上去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文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激情的年轻人和爱凑热闹的人。凑热闹已经是这里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激情属于没有去处的年轻人。

  三

  李秀华背着干粮来到孩子们的住处。另外,他还揣着500块钱的存折。这是孩子们接下来一个月的吃和用。

  儿子写字的那只手骨折了,接下来能否参加高考也成了问题。他没有选择放弃,打算搏一把,用左手。哪怕考个三本,只为出去。

  父亲为儿子惋惜,村里人都知道儿子肯定会给他争气。他问儿子要不再等明年,儿子不答应。

  6月7日,儿子用左手参加高考,回来说,题目简单,但左手写字慢,试卷没答完,自此郁郁寡欢。

  李秀华在县城住了两天,第三天,就回乡下了。

  临走,他把存折留给儿子,另外给女儿悄悄塞了50块。

  女儿和儿子不一样,比她哥小两岁,对于走出去或许有另外的打算。在她的QQ聊天记录里,她不止一次跟别人说,她不想读书了。

  当然,这些李秀华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姑娘正上初二,学习差强人意,但却活泼、大方,人缘好。

  回到家里,李秀华总惦记着儿子,他甚至想着要不是自己犯本命年,儿子肯定能考得更好,或许年轻人此后就是另一条路。

  6月22日凌晨,儿子在睡梦中打来电话,李秀华原本以为是个金榜高中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本命年的第五个坏消息——女儿李树芬出事了。

  四

  李树芬出事了,地点就在那条寂静的河边。儿子在电话里就说了这些,谁都不敢往最坏处想。那条河叫西门河,寂静地淌向乌江,它差不多可以算乌江最可有可无的一条支流。

  儿子李树勇正往河边赶。22日零点刚过,他接到妹妹的同学的电话。

  他没想到妹妹这么晚了还去那条偏僻的河边,那里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少女该去的地方。他甚至连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在路上他遇到两个巡警,甚至把他当作小偷,拦住盘问。

  出事地点在西门河大堰桥,这个地方偏僻到令在县城住了好多年的哥哥竟然没听说过。那只是一座简单的小桥,小到只能并排走过两个人。

  等到哥哥李树勇来到这里的时候,天空没有一丝月光,水面平静得像块缎子。一个女孩指着水面说,他妹妹刚才从这里跳下去了。

  尸体被捞上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五

  李秀华一家都不相信女儿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

  女儿是晚饭后和哥哥告别的。那时候,这个女孩还活泼得跟平常一样。那个叫走她的学生叫王娇,是女儿的同学加好朋友。晚上11点多的时候,王娇给她哥打来电话说,李树芬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她家。

  这并不是少女第一次未归,李树芬的哥哥也没有反对。他跟妹妹通话的时候,平常得像此前任何一个夜晚。

  李树芬的尸体是好心人们打捞上来的,少女圆睁着的双目,让任何一个看到的人内心都充满了不安。

  在农村人的意识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没有人相信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现场不止王娇一个人,还有两个陌生的少年。

  这两个少年不是学生,身上散发着社会青年的散漫气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光权,21岁,目前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另一个叫刘言超,18岁,同样在瓮安县纸厂打工。这些另类的人在老实的李秀华看来,无疑就是决定女儿生死的坏人,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而警察的不作为,成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哥哥李树勇最先报了案,这位少年称,闻讯赶来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扫了两圈就放弃了努力。“他们借口,夜太黑,明天再说”。尸体被救起的时候,已经天色泛白,父亲李秀华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去下现场。得到的答复还是“白天再说”。

  到了天亮,不安的情绪开始萌发,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们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这些并不忙碌的围观者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的猜测。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简单的溺水背后,与其说是对于真相的追究,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投票。

  任何一个带着感情来到这里的人都把同情献给了少女,死得太蹊跷了,许多人得到一个的推论——少女的溺水和那两个陌生的青年有关。李树芬的尸体放在岸上,人们希望得到一个说法。

  根据贵州省政府后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通报,陈光权是李树芬的男朋友,刘言超则是陈光权的朋友。4人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李树芬在和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约10分钟后,李树芬跳入河中。

  而在6月22日官方结论没有得出时,宁静的西门河成了这个县城的中心。四里八乡的人正在朝这里赶来,有些人充满好奇,有些人带着目的。

  六

  一个胖子现身河边,引起了那里第一波躁动。

  这个人叫袁树国,瓮安永河镇人,是个民间颇富声望的和事佬。这些年,当地纠纷不断,矿权冲突、移民安置,样样都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矛盾化解不了的时候,村民们礼失求诸野,于是就出现了袁树国这样的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懂法律,擅言辞,有手腕。

  这正是李秀华需要的,他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一窍不通,更没有和公安、政府打过交道。

  在当地,后者无疑是一门学问。

  今年3月,永河镇一家煤矿发生矿难,死了一个村民。当地族亲纠集了两百多人,劫持了矿主要讨个说法,政府出面调停也是束手无策。

  这时候,袁树国出马了。按照当地习惯,开矿死个村民,最高的补偿不过15万。袁树国一度协调,最终赔偿的结果竟然是25万,而且双方都满意。

  袁树国的名头自此叫响,因为村民们觉得,政府协调不了的事,这个人可以办好。

  熟悉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起先靠修烟囱为生,默默无闻,如今尝到了消解民间矛盾的甜头,摇身一变,成了官民冲突的解铃人。

  李秀华期望通过这个人,最起码可以多得到些钱。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女儿死亡真相的努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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