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评论集：多渠道信息提供更能增强信任

　　-杨于泽

　　如果真相确属真相，必定经得起检验，所以真相不必包办。如果媒体从报道客观事实出发，展开调查，其与官方调查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不是乐意找来人证，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吗？政府不仅要“亲自调查”，还应容许媒体 独立采访，形成独立消息来源，发挥“证人”作用。公众有多个信息来源，可以更接近真相，从而消除对真相的焦虑，降低非 理性情绪。

　　“背后有坏人”不是最终的答案

　　-殷国安

　　贵州瓮安事件被认为受到黑恶势力的操控，但我以为，“背后有坏人”不是最终的答案。第一，即使“背后有坏人” 是千真万确的，也并不能因此抹杀政府的责任，凡是黑恶势力都不是一天养成，都早已祸害一方，甚至都有保护伞，那么，政 府平时都干什么去了？第二，黑恶势力几个人的能量为什么这么大，那么多老百姓为啥那么容易受黑恶势力的蒙蔽？

　　不要轻言群众“不明真相”

　　-潘多拉

　　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权威的说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今资讯越来越发达，社会交往越来越广泛，为何群众反 而越来越“不明真相”了呢？即便很多群众都不幸“不明真相”，但是，当有关部门在和群众接触并努力向群众说明真相的时 候，为何效果并不明显，相反，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稍加煽动、蛊惑，群众就信以为真并被利用了呢？政府长期建立起来的公信 力，为何竟如此脆弱？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于建嵘

　　除了维权事件、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外，还有一类群体性事件即“泄愤事件”，它的特征表现在：第一，这些事件 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 。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 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 为主要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短信和网络传播的各种信息，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有打、砸、抢、 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泄愤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困境。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 ：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

　　中国当前的社会不满群体主要是一些社会底层群体，他们主要是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农民工、退伍复员军 人、底层知识分子、拆迁居民、离退干部。中国媒体一般都将这些人称为“弱势群体”。民众的社会不满主要表现在对官员腐 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社会诚信特别是政府和官员的诚信缺失等方面。在这些不满中，司法腐败 及司法不公是民众最大的不满。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 境者产生共鸣。目前，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的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等。特别是随着手 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影响也更大。这一方面可以使民众宣泄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 怨恨和愤慨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缺乏理性的牢骚话的传播范围广，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愤慨或恐慌，起到聚众行动的作用 ，而最终形成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心理群体。

　　当然,不是任何社会不满都可以产生泄愤事件的，泄愤事件不仅有诱因，而且与国家管治能力是相关的。

　　一般认为，管治能力由三个方面组成：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现在的情况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自 身的政治利益，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搞信息隔绝。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经 常是不真实的。根据这些不真实的信息建立的所谓预警机制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其次，关于处置技术方面，从总体来讲，目前 中国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些不当 主要表现在，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 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从而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应急 能力的薄弱。最后就是问责制。中国各级政府与官员是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这就决定，许多事件的问题，最终都是大事化小 ，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