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赵灵敏

　　自2001年7月13日成功申办奥运以来，奥运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就绝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而是中国崛起的 一个重大象征，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最佳橱窗，是吸引全世界观众进入中国、了解中国、接受中国的黄 金时段；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吸引世界、与世界一体的最佳机会。

　　从马可波罗到白求恩，从抗战时期的史特莱到现在的澳洲总理陆克文，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国际主义教 育中，忘却了曾经的苦难，似乎世界是个善意的大家庭，一切都是其乐融融。但今年以来，围绕着北京奥运所产生的一系列风 波——西方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立场的责难、斯皮尔伯格辞去奥运艺术顾问、西藏骚乱与对奥运火炬的抗议以及中国发起的 反制与示威运动，却再一次颠覆了许多国人心中理想的“国际社会”形象。

　　同样的，外人看到的也不是一个理性、开放与宽容的中国走进世界，反而是一个封闭、强势又愤怒的中国闯进了世界 。奥运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震撼西方；虽然国际媒体确有过失，某些圣火抗议也很不理性，但是奥运年中国民族主义的激 烈表现，却又困惑着无数人，包括中国自己。难道除了席卷世界的红旗、战歌、口号之外，中国，就无法向世界展示其他更多 文明的内涵和行为？中国，究竟要向世界展现出“大国崛起”的何种底蕴和姿态？

　　政治奥运不可避免

　　今年3月，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特别表示:我们不支持将奥运政治化，因为那意味着奥运精神的终结。长期以来，“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奥林匹克的宗旨，也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大概只能是一厢情愿 的说法。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西方世界和中国抵制了那年的奥运；1984年，为了报复上一次 的抵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又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政治介入奥运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在奥运会影响日渐重要的今天 ，想把奥运和政治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

　　而且，奥运会的若干机制本身决定了它具有助长民族自豪感的作用。它按照国家和地区区分运动员，使民族性标志渗 透到奥运会的每一个方面。奥运村里飘扬着各自国家的国旗，每个运动员必须在胸前佩带所代表国家的标志，所有获奖者都按 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列，以国家为单位统计奖牌的方法，夺得金牌让运动员成为民族英雄……虽然国家体育地位和国家政治地位 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关系，但是人们更愿意通过奥运会提高民族声望，补偿民族在其它方面的弱势，运动员的成功与国家的声望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在中国，体育和政治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纠结被人为地放大了。自1840年中西碰撞以来，中国人一度被西方人视 为“东亚病夫”。建国后，为了洗刷这一耻辱，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 强国梦想。

　　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在1960年代，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骄人战 绩，特别是战胜当时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的战绩，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那时，中国乒乓球员的胜利甚至可以上《人民 日报》的头版。于是，乒乓球变成了“国球”，不但肩负着为中国人争光的强国使命，也成为当时中国的“乒乓外交”。“国 球”在恢复中美关系上扮演的角色，也成为中国人的政治记忆。

　　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而这一口号恰恰来自体育领域。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 ，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为了 “振兴中华”而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

　　1990年以后，中国民主主义的核心话语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体育承载了新的 政治使命。自北京亚运会的极力张扬之后，北京申奥决策成为政治体育的重头戏，而1993年北京申奥的失败触发了百年耻 辱记忆的再次复活，于是，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

　　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中国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 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并对国际社会做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100多万人上街欢 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而且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口号铺天盖地。

　　和其它国家城市办奥运的理念不同，近7年来中国是举国办奥运。从一部奥运宣传片就花了3500万来看，北京奥 运的花费将远远超过此前的16.25亿美元的预算，其它方面花费的人财物更难以尽数。在最初的宣传中，当局也有意识地 把奥运和强国爱国民族主义宣传连接在一起。

　　奥运在中国的举行，的确可以提升中国的地位，也会使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最高点。但是这些效应都是属于 心理层面的。在实质层面上，我们可以从历史加以检视：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因为主办奥运，而在政治制度、经济成长、外交关 系等方面产生本质上的变化。主办过奥运的国家，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例如纳粹德国、前苏联，还是照样出兵不误，并没有 因为办奥运而手软；南韩由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国家，并不只是因为主办奥运的原因；1980年莫斯科奥运也没有使得苏联瓦 解而走向民主。

　　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改善人权和新闻报道自由的承诺，也做了很大努力，但相关领域的不尽人意 之处仍在；在外交领域，中国为营造和谐的奥运氛围对一些国家做了明显的利益让渡，但围绕着奥运火炬传递所产生的冲撞很 大程度上已经抵消了相关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原来期待的“奥运效应”因为宏观环境的变化已变得不切实际，股市反复震荡 ，旅游市场因为签证的收紧并未出现之前期待的井喷。从目前的情况看，奥运除振奋了民族精神之外，其它方面的效应恐怕没 有人们希望的那么大。

　　奥运与民族主义

　　围绕着奥运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冲销西方话语霸权、甚至信息恐怖主义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一些 独立的西方学者检讨自身的固定思维。显然，一个群体需要一定的民族主义才有凝聚力，但过强的、过于极端的民族主义最后 很容易产生与主流世界的脱离甚至对立。

　　苏轼在《留侯论》里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 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意思是说，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睿智地处理问题。面对恶意诋毁和扩大 、歪曲事实，谁都无法也没有权利管住别人的嘴巴，我们能够做的是要以平和而求实的态度从容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在今年一系列与奥运相关事件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 之勇”：成千上万的人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就因为有传说家乐福的股东支持藏独，所以要抵制，而没有人追问证据是什么， 证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些事件固然快意恩仇，但影响不了西方世界，也树立不了中国的大国形象。

　　1840年后，空前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使反帝救亡成为一个世纪的民族主旋律。对外国侵略的仇恨和对过往辉煌 的记忆，使中国人在面对外国的不友好姿态时再也很难保持必要的清醒和冷静。

　　而最近的一次民族主义话语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冒出来，首先是因为在那特殊的环境下，意识形态有求助 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而多年来政治挂帅的熏陶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使百姓跟着政客齐打官腔，每个人似乎都脚踩在云端里，充 满大义使命感，而难有清醒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在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有一个精彩场面，时尚女王指着一件蓝裙子向助手解释时尚工 业的真谛：今年的流行色早都事先定好了，先在天桥上展示，再挂在时装店里，最后在打折时堆成一堆出售。你以为你买的裙 子是你自己挑的，实际上是别人早就定好的。尽管许多人声称，他们的“爱国”是自发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那也不过是思想 的“蓝裙子”。其实许多人对此心知肚明。

　　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中国人平时还是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在谈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 不公正事情时，他们的判断往往是中肯的，但一旦发生国际纠纷，一旦要他们评判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一旦有关的社会文 化、法律政治、风俗习惯与我们的环境大为不同，他们的判断能力一下子就变得盲目、人云亦云。民族情绪的狂热发泄，首先 是信息缺乏和信息歪曲的问题。

　　而从心理层面上看，在“爱国”的旗子下，卑微的人可以瞬间变得“很强大”。它可以让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 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为了这一“感觉上的强大”，民族不可避免 地要付出代价，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抗美赶美超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让我们“强大”过，但恐怕，最大的代价就 是我们离“强大”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极端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弱者的主义，另一方面又常常妨 碍着弱者摆脱其贫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难以变强的主义。

　　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发生奥运抵制活动，而且我们应该容许其它人有不同的诉求，毕竟大家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大国崛 起，必然会遭遇各种阻力，这种阻力形形色色大小不一。这是一个大国必然要面对的现实。美国做世界老大，付出多少代价？ 它的国民在国外某些地区就是敌对分子猎杀的目标；无论它走到哪里，抗议示威如影随形。美国还不照样是美国？

　　中国这几年在物质上某些层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可是在精神层面上，做好了做世界大国的准备了吗？如果 我们只想享受身为大国的好处而似乎不愿承担随之而来的误解和指责，那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国。在赢得心智的国家传 播战中，单纯的愤怒是无济于事的。面对偏见甚至无知，我们需要更多有价值的、有创意的、人性化而非生硬的沟通，让国外 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必须履行的使命。

　　民族主义的未来

　　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19世 纪末叶已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 亲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

　　但救亡压倒民主的现实，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缺乏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对权力的有力制约，时常沦为政治权力的附 庸。因为民族主义所饱含的民族感情和为之牺牲的动力是每个具有政治野心者所觊觎的利器。

　　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有不小的负面作用，其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 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 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

　　中国的民族主义，经常以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付出代价为由，无视和敷衍人民的疾苦——既然民族利益是全体人民的 最高利益所在，而且民族的事业又是那么伟大，越是伟大的事业就越需要牺牲和代价，那么我们每个人作为民族的一分子都有 义务付出代价，都有责任为此承受痛苦——不管是因被踢出工厂而失业，还是因为要修路而白占你家的房子。而且你还被告知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设想，以个人的暂时的利益损失换来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难道不是既经济又高尚的？

　　另外，民族主义总会树立一些全民族的伟大目标要求大家去努力为之奋斗甚至不惜牺牲。比如动员戡乱、经济建设、 国家稳定、民族复兴等等，不一而足。只要它需要，随时都有值得每个人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并声称那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 在。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胆敢出来争取个人自由与权利，就是破坏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

　　还有就是以民族罪人的名义打击异见分子。由于民族主义已经营造了一个全民族休戚与共的统一防线，任何对现实存 在的不满和变革的要求都被视为与人民为敌，是自绝于人民，必须对其实行毫不手软的专政。如果这些人与外国什么组织有联 系，那更是民族的败类。以致于那些对现存社会持有异见的人不得不时常表示自己与任何外国组织无关，更不敢接受援助了— —因为人民永远不会支持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或组织的。

　　因此，中国民族主义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当“民族”这样的集合体被高高地供奉起来以后，作为这个集合体的无数 细小部分的个人，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预想的新的民族国家当中，个人会有怎样的位置呢？不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就可能会 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狂热下任统治者宰割的群氓。

　　我们注意到，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以色列 这样一个被敌人包围、天天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却并没有出现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和仇外心理。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显然，若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应当在承认民族主义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 价值和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驯服民族主义，把它的作用局限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样才不致出现民族主义情绪 失控的局面。因此，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请先锻造自由民主。

　　回到奥运会，现在许多人担心，法国队、日本队参加比赛时，台上的中国观众会不会喝倒彩？CNN在北京采访时， 路人会不会有不文明的言语、动作？西方游客身着不同意见的图案的服装，旁人会不会暴力相向？目前已知的消息是，当局会 采用各类安保措施阻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且不说是否绝对有效，即便真的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情况，也不能说明极端民族主义 已经被驯服了。它只是暂时被权力关进了笼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