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考”官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 敏 徐浩程

　　策划人语

　　2008年入夏，嘉兴、砀山、贵阳、朔州等地此起彼伏的“电视选官”活动，将一大批官员推向电视镜头——局促、焦灼、兴奋、机敏，官员的各式表情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一一呈现，尽管镜前形象略显青涩，但是，他们幸运地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媒介素养操练。

　　电视是个好东西。当它越来越多地嵌入行政传播，大批官员卷入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内宣话语体系转化为大众传播语汇，将刻板生硬的公共形象转换为生动鲜明的个性形象，将内敛封闭的传播机制推向开放协作的官媒关系。

　　电视“考”官之考，不仅是考试的考，也是考验的考。一个符合传媒政治时代要求的现代官员群体，必须习惯在媒体的注视下工作，在媒体的监督下生活。

　　“电视民主”五年路线图

　　-本刊记者 杨 敏

　　5年时间，发生在温州、江苏等地零星的创新举措，已经被大面积复制为一种常态化的行政传播活动。对于电视，政府从不懂得利用到开始懂得利用，杜骏飞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看做是政府不断走向媒介科学、走向管理科学的过程。

　　“朱主任，啥时候去城管局上班？”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朱少峰都笑而不答。

　　7月13日，在安徽省砀山县公推公选科级干部电视辩论会上，朱少峰以县政府办副主任兼开发区副主任的双重身份，竞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一职，并在“五进三”环节脱颖而出。“辩论会结束后一直在开发区忙拆迁，很多人见面都问啥时间走”，人们的过度关注显然让这位黑脸汉子感到了一丝压力，面对记者朱少峰坦言，“越是关注的人多，在这个阶段越要低调才行”。

　　在砀山，像朱少峰这被“卷入”电视从而备受瞩目的官员就有十多位，而电视辩论会也成为当地热度颇高的政经词汇。

　　砀山电视考官余温未退，贵阳、重庆、朔州三地官员也纷纷走上电视，如此密集的直播操练，于2008年7月将一大批官员推到了公众眼皮底下。

　　从温州到贵阳

　　在中国，利用电视媒介沟通官方和民间最早的尝试发生在温州。

　　2003年6月30日，温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25名刚刚任命的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发表“施政演说”，当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进行了直播。5年前，温州官员在“3分钟演说”中的表现尽管略显青涩，却拉开了温州人“电视民主”时代的帷幕。

　　同年9月，在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李强的倡议和支持下，温州市人大与温州电视台合办了《实事面对面》节目，当地官员与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一同受邀走进演播室，就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在温州，无论是直播述职，还是《实事面对面》监督栏目的开办，都采取人大和电视台两审制，这也成为温州“电视民主”最大的特色。

　　就在“温州模式”刚刚叫响的时候，2004年江苏省委公推公选22名省管干部，9月27日，江苏卫视还对省发改委副主任职位“5进3”演说答辩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全程现场直播。在饱含民主深意的公推公选中引入电视直播的环节，江苏省前所未有的开放气度，使得这一个直播活动成为中国传媒政治时代一个节点性的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说，官员在上级任命的情况下，上级的支持是有的，但是缺乏民意的支持，最好的办法是在任命前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在公推公选过程中加入电视答辩，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让老百姓觉得这个人我了解，认为选出来的人是放心的，就解决了民意基础的问题。

　　尽管江苏电视答辩会的形式大于内容，甚至连竞争性选举的雏形还不具备，但是公众知情权还是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播手段得到空前扩大。对于江苏直播尝试，媒体毫不吝啬地给出了“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论。

　　发端于江浙的“电视民主政治”，很快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中西部地区。2005年时任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强力推动的“一把手上电视”节目，成功推动兰州“治庸计划”实施。在此前后，江西抚州市、黑龙江伊春市、湖北鹤峰县、湖南衡山县、河南禹州市、重庆万州区等地都将“一把手”推上电视，面对镜头进行公开述职、述廉。

　　东风西渐，对于“电视民主”现象从东部到中西部空间上的推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杜骏飞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说：“当前，政府对电视这种媒介的利用正在逐步加深。如果说当年个别地区在政治上带有风险意味的探索是一种基因突变的话，那么现在应该说就是一种基因的大范围改善。”

　　的确，2008年3月27日，南京市直播竞选4个职位16位候选人的演讲答辩；5月8日，嘉兴市对教育局副局长一职候选人面试进行电视直播；7月14日，央视直播贵阳4个县区委书记公推竞岗，集中发生的“电视直播”活动迅速升温，也令基层官员醍醐灌顶，他们开始意识到传媒政治时代，神秘行政的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官员必须习惯在媒体的注视下工作。

　　5年时间，发生在温州、江苏等地零星的创新举措，已经被大面积复制为一种常态化的行政传播活动。

　　谈到政府对于电视媒介功能运用的态度转变，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雪冬，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指出，“政府清楚地认识到电视对于政治的意义，以前对其严格控制，可能基于不要出现不同声音，现在则更强调对不同声音的引导，并塑造主流声音”。对于电视，政府从不懂得利用到开始懂得利用，杜骏飞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看做是政府不断走向媒介科学、走向管理科学的一个过程。

　　从电视办公到电视辩论

　　当中国基层民主碎步前行，电视镜像的传播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5年时间，如果说“电视民主”在各地升温是一条明线，那么，形式上的升级则是一条耐人寻味的暗线。

　　从点上看，各地探索都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轨迹。2003年温州官员的“3分钟”施政演说两年后很快有了“升级版”，先是 2005年7月，温州交通局长等4位“国计民生”部门的负责人电视述职直播，4个月后，该市“一府两院”的4位副职向人大常委会述职也采取了现场直播形式。相继“卷入”电视的官员级别不断“升级”倒在其次，从施政演说到电视述职本身就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重“言”，即看你承诺什么；后者重“行”，即看你做了什么。

　　温州的电视民主试验在突破和赶超中不断升级，那么，那场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苏省电视公选能否超越？

　　2008年2月26日，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履新不久，在一次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说：“最近很多人问我，新书记上任都要烧几把火，有些城市还对外公布了职能部门干部的手机号码，问我准备怎么做。”尽管没有当即给出答案，短短一个月后，南京市疾风暴雨式地将公推公选职位扩大到新一届政府的全部组成人员，并且拿出4个职位进行电视PK，可以说，朱善璐的这“一把火”举国皆惊。

　　温州、南京两个点上的样本升级，令公众对电视催生民主的作用充满信心。如果从面上来进行梳理，电视镜像中的基层民主已然大踏步前行。

　　还把温州作为起点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温州“实事面对面”和兰州“一把手上电视”，都是把办公室搬到演播室，针对公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解决，是以行政活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这类电视办公的形式带有明显的反馈控制色彩，属于典型的事后监督。那么，政府的电视传播活动能不能上溯到前端，与其动用媒介资源对不合格的行政产出进行监督，不如把更优秀的官员选出来，以减少不合格的行政产出。

　　电视选官，无疑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杜骏飞认为，以前提拔干部是组织的事，是党的事，一般来说，与社会大众没有多大关系。在干部选拔中引入电视媒介，强调用公众的眼光作为检验的工具，这种形式未必能够选出最优的，但是它一定能够透过公众的眼睛淘汰最差的，“这是巨大的进步”，杜骏飞说。

　　如果将从电视办公到电视选官视为一种理念的升级；那么，从电视演说到电视辩论，则是对官员挑战的升级。

　　电视中的施政演说、述职述廉，镜头前的官员还是没有摆脱照本宣科的刻板形象，埋头念稿这种单项的电视沟通方式，多少令观众感到失望。而2008年7月的那场重庆电视辩论赛，让人们看到，原来公务员也能有清新活泼的话语形象。辩论所营造的特殊压力场，将每一个选手的心理素质、知识储备、说服技巧、肢体语言运用能力全方位地“挤榨”出来，台上的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在镜头前变得“通体透明”，孰高孰下，公众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清晰判断。

　　从官员推动到观念推动

　　温州、南京、兰州、贵阳、重庆，在这些可以称得上地方“电视民主”试验样本的背后都有决策者的影子。

　　李强、朱善璐、陈宝生、李军、薄熙来，这5个人的共性都是善于与媒体和公众沟通，这与他们的任职经历有着巨大的关系。陈宝生在担任兰州市委书记之前，曾经是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贵阳市委书记的李军也是省委宣传部长出身；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国际新闻专业背景，并以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善于与媒体打交道著称；至于南京公选电视PK，则不能忽视李源潮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所做的一系列铺垫，李源潮在90年代中期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的任职背景，也决定了他对官员媒介素养的重视。

　　决策者自身的媒介素养决定了当地政府对新闻媒介功能运用和开发的程度，杜骏飞坦言，就官员个人的媒介素养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官员要比中西部地区官员高，高级官员的媒介素养要比低级官员的媒介素养高。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电视民主”5年历程为什么会出现东风西渐的趋势，更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有着巨大改革冲动的地区，会出现这种自上而下的、由决策者推动的电视直播尝试。

　　陈宝生在兰州的身体力行，无疑就是官员推动“电视民主”最典型的范例。2005年6月17日，他带领兰州市32个部门的“一把手”走进了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在录制现场，陈宝生面对一百多位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新闻媒体记者及群众代表说，作为节目的首倡者，理应成为第一个亮相的“一把手”，这可能也是中国地方“电视办公”现场出现的最高级别官员。

　　谈到为什么选择电视这个平台，陈宝生说，领导干部都应学会发挥好媒体的特殊职能，他认为，没有一个平台能像电视一样覆盖范围广、受众人数多，把办公室搬到演播室，就会让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会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也有人指出官员推动的“电视民主”最大的隐忧在于，种种急先锋式的强力推进措施往往不能形成制度化的安排，因此，各地电视述职和述廉往往昙花一现，甚至有人担心，2008年5月陈宝生履新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后，兰州的“一把手上电视”节目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官员推动何时才能走向观念推动？后者才是基于各级官员媒体素养大幅度提升之后的观念自觉。

　　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教学实验中心副主任王石泉，一直从事官员的媒体沟通技巧以及媒介素养培训工作，他在接受《决策》采访时直言：“资讯时代，现代官员需要多利用大众传媒和群众建立沟通机制。如果说媒体的作用是100%，那么现在我们政府或者各级领导才用了其中的20%。”

　　在中浦院教学实验中心建成3年时间里，走进媒体沟通情景模拟教室的学员，在电视访谈、外事会见、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以及电视演讲等模拟教学中的表现大多不尽如人意，“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各级官员亟需获得辅导和训练。”王石泉说。

　　那么，对官员进行媒体沟通技巧训练需不需要一个伦理前提？毛寿龙认为，官员应对媒体技巧的培训与行政伦理培训不要分割来看，当一个领导更多地出现在媒体面前，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是否一致，媒体和民意会有一个反馈和压力机制，倒逼着让他按照承诺的去做，时间久了，官员的行政伦理也可以得到完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