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爱国，而希望国家强大。于是全体国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强国梦，有实业强国梦，有军事强国梦，有教育强国梦，当然还有体育强国梦……上文提到的张学良将军大概是当时的国人中梦做得最多的人之一，他做军事强国梦，所以做了少帅；他做教育强国梦，所以办了东北大学，自任校长；还做体育强国梦，所以培养刘长春，把他录入东北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中、德、日三国田径邀请赛，他还代行中央政府职能，出资让刘长春临危受命，出征美国。

　　不过，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所说的，那时的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因此有中国在大陆上的第二级跳跃，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这次跳跃在体育上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回答了张伯苓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于1952年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

　　也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当时的中国是“站”起来了，但还没有“壮”起来，所以还要被人害，受人欺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因受各方阻挠，到达赫尔辛基时许多比赛项目业已结束，仅有3支球队与芬兰队进行了4场比赛，也就是意思意思。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游比赛，成绩为1分12秒3。整个代表团算是留下了一个成绩，但没有获得一枚奖牌。

　　另一个遗憾是，有人在国际奥委会里玩弄主权游戏，要让台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在联合国没有合法席位。中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先是主动缺席1956年的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后又于1958年8月19日，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国自即日起断绝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关系。这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资格还没有被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认证，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向奥运会派代表团资格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体育问题，与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没有关系，而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有关系，也就是说和国际政治有关系。对这一点，毛泽东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打不赢朝鲜战争，特别是后来，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淖，让它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再也不能把中国看成小菜一碟；中国与苏联决裂，让它看到了中国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不介入霸权冲突的独立与和平倾向，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返回国际舞台，可以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对峙。

　　可以这样说，当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需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需要。所以才出现了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海蓉描绘的中美“乒乓外交”那一幕的序幕：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外公(即毛泽东——本文作者注)。

　　“4月6日，外公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因为4月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

　　本来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传奇故事似乎到此就夭折了，不过，美国球员科恩主动与中国球员庄则栋之间的友好互动，激起国际舆论热烈反应，毛泽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报道后，4月6日晚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毛泽东，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现在已不可考。可考的是，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访问中国；可考的是，半年后的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除；可考的是，一个月后，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

　　这就是史称“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美谈。把它当做外国记者的一个噱头这样说说也无妨，但假如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国际政治事件来分析，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实力，特别是核打击力量的增强，如果没有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全球政治中发挥的缓冲作用，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遏止苏联扩张野心方面的相互战略需要，那只小小的乒乓球就不可能飞越太平洋。

　　因此，是大球推动了小球，而不是相反。不过，作为一个象征，1971年4月间在中美两国运动员乒乓球拍子之间弹跳的小球，可以被看作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和奥运记忆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