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上海报道

　　30年代,上海曾为世界第三大黄金交易市场

　　作为一个曾经和当下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不管盛世还是乱世,黄金总是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从旧时普通人家买几根“大黄鱼”防灾的做派,到如今上海黄金交易所里的买涨杀跌,无论世道怎样变迁,黄金依然金灿灿地轮回,平添几多人间悲喜。

　　大黄鱼和小黄鱼

　　1843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上海成为开埠通商口岸。上海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财富的涌入。黄金由于便于携带和保值的功能,频繁地出现在了大宗交易上。

　　19世纪70年代,上海已有几十家金号,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大丰永、天昌祥、大丰恒、恒孚、同丰永等数家金号。在白银贬值的推动下,19世纪90年代,上海的黄金交易已经初具规模。

　　《上海地方志·金融》记载,1905年,各大金号组成了金业公所,公认是上海正式金市交易之始。所址设在山西路、北无锡路铸范里,为老式石库门房屋。公所的两块界石至今还砌在墙脚里,相去约20米左右。《望东方周刊》记者拂去界石上浮土,“金业公所”四个大字清晰可辨。

　　时逢动荡,黄金作为保值的特殊通货,被各阶层所接受。上海的老一辈回忆,不少人家当时已开始储存金条,称为“大黄鱼”和“小黄鱼”,“大黄鱼”一条为10两黄金,“小黄鱼”则为一两。稍微有钱的人家,都会在家中备上两三根“黄鱼”,以备不时之需。

　　上海金市的开张,也吸引了上海滩众多炒家。一位当时黄金炒客的孙子林禹转述爷爷描述当年的盛况说,当时南北无锡路一带炒客人头济济,金业公所终日门庭若市。因炒客日中就近用午餐,致使附近的百年老店“德兴馆面店”也大沾其光,生意极好。

　　根据史料,上海的金货市场黄金交易伊始,即效仿英国的空盘交易方式,也就是期货买卖。黄金的买卖双方并不当即交割现银,“买空卖空”之说由此而来。不少人由此猎取暴利,但更多的中小炒客倾家荡产,上吊、服毒、跳黄浦者大有人在。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影响最大的一次金币风潮发生在1907年10月11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风潮的诱发原因是印度金矿工人发起罢工,一时间印度赤金的来源断绝而直接波及上海金货市场,金价升银价暴跌。是日,上海黄金价格从开盘每条335两(银)抬升到345两余,许多炒客在走投无路下,纵身跳入黄浦江中。最终,此事惊动了官方,上海道台10月底发布禁令,禁止黄金的买空卖空。

　　民国金市的大亨末路

　　禁止只能生效一时。民国初年(1912年),上海的黄金交易已具有很大的规模,黄金进出的数目很大。

　　民国政府建立后,上海的黄金交易市场依然红火,民国二十三年9月,上海金业交易所成为上海唯一的金市场,逐渐开始跟伦敦金市接轨。3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每年标金的成交量自3000万至5000万条,交易额居世界黄金市场伦敦、纽约以后的第三位。

　　彼时的上海,因投资标金失败而破产的人如过江之卿。炒金客程霖生的父亲程谨轩曾是旧上海数一数二的大财主,拥有房地产价值达现银一千余万两,人称“沙(沙逊)哈(哈同)之下,一人而已”。当他死后,儿子程霖生将遗产用在了对标金的投机上,终于招致破产。

　　1927年至1929年左右,上海标金市场涨落极大之际,程霖生开始做起标金投机。初战告捷,陈霖生迷于流年、风水之说,放胆大做买空卖空,盈亏常以数十、百万计。当投机遭到失利、手头现金已感拮据之初,他以程氏在沪的声望和偌大房地产的厚实基础,在银钱业通融巨款。当泥潭愈陷愈深,他不得不转向外籍银团借款,曾向英商德和洋行借款规银300万两,为此拿出祖业用以押款。但陈霖生的标金投机,始终没有起色,最终千万家私荡然无存。到1931年破产清理时止,欠债已超过规银2000万两,虽拥有价达规银1000余万两的财产,但已资不抵债。

　　金圆券风波

　　1946年3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此事的起因是,当时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

　　而黄金抛售的中心,自然是号称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

　　没想到,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内战的演进,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军费开支猛增,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一天几波,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

　　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每根金条上海最高为734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于是,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专列。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最高的一天,曾抛售黄金10万两,但也无济于事。

　　这场黄金风潮,导致生活物资抢购,在行政院的弹劾下,宋子文黯然辞职。到了1948年8月19日,国统区经济进一步崩溃,为了挽救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颁发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22217克,按1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同时规定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200元,美元1元等于金圆券4元。

　　“惨哦,不交宪兵直接上门来抓人。”经历过当年情景的88岁老人朱锦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国民政府使用高压和诱骗等手段强制推行这个法令,命令国统区人民必须在1948年9月30日前将所持黄金和白银全部兑换成金圆券,过期不交者,一律强制没收。她家是开银楼的,因此损失惨重。这个法令的颁发正好是中元节,而上海恰恰要烧锡箔纸做钱给地下的亲人,因此,这个法令又被很多老百姓恨恨地称作“烧锡箔纸”。

　　仅在上海,国民党就搜走了相当于2亿美金的黄金和白银。这些用“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白银,以及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历年的黄金、白银储备等,在1949年由军舰押送至台湾。

　　文革中偷卖金条

　　解放之后,由于缺乏黄金储存,新中国严格管制黄金,黄金开采企业必须将所生产出来的黄金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将黄金配售给用金单位,主要用于紧急国际支付和国家储备。

　　朱锦回忆说,那时人们到银行卖金子要带上户口籍,否则是不收的。银行用对金牌看成色,是99、98还是97,都凭眼光来看。一克只要3元零4分。前去卖黄金的,一般都是戒指、耳环。

　　而到了文革“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国家动员他们将黄金主动售给银行,一两为人民币95元。朱锦说,当年,她的朋友中有出售的,也有上交国库的,也有少数人怕抄家成为剥削阶级,或是私下藏匿或是偷偷扔掉。“那时候,黄金还有黑市,但不敢公开卖。”

　　朱锦回忆,即使是文革中那么艰难的时刻,上海依然有人在暗中收购黄金,她就因为丈夫被运动打倒,家中无法度日,而偷偷找人,卖掉了自己当年藏好的一根小金条,才度过了最苦难的那些日子。

　　黄金交易回归上海

　　随着黄金储备的提升,1982年,中国放开了黄金饰品零售市场,女人又有金首饰可戴了。

　　“那时候,我们买个首饰,一定就要24k的。”朱锦说,由于几十年的压抑,很多人都开始买黄金。几乎每个人都要求足金。虽然不能买卖,但搁在家里也觉得放心,心中也有了底气。一时间,满大街首饰金灿灿地耀眼。

　　1993年,国家将执行多年的黄金价格的固定定价方式改为浮动定价方式。1999年12月中国开放了白银市场,中国内地惟一的白银现货交易所——上海华通有色金属现货中心批发市场的白银交易价格成为国内白银市场的参考价格。白银市场的开放被业界视为黄金市场开放的“预演”。

　　200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向媒体发布消息,中国的黄金市场将从过去的审批制转为核准制,国家不再收购黄金,黄金直接进入市场,黄金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

　　2002年10月30日,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模拟运行之后,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外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内正式开业。当天成交98笔交易,成交量为540公斤,成交金额为4508.655万元。这进一步引发了黄金投资热。不过,方式已不再是买足金首饰那么简单,是一种时代的回归。

　　朱锦的儿孙也在炒金,伦敦金和上海金都在炒,不过,老太太从来没有看见儿孙拿回来一块金子,只有电脑上交易的数字,而儿媳的首饰也很少是黄金的,因为戴黄金俗气。

　　“他们都说钻石和白金好看。”朱锦说,几十年的岁月走过来,她感觉,黄金的价值,其实更多时,是体现在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