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的三城故事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的事，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深圳模式的探索对未来国家战略有着重大意义。

　　深圳：制造城市创新标本

　　1997年12月28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与华为总裁任正非一道访美回到深圳后提出，要把深圳建成 “中国的硅谷”。这是中国地方政府首次发出创建“中国硅谷”的声音。

　　但直至2008年6月24日，“中国硅谷”才开始真正破题。这天，深圳市政府对外宣布，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的事，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 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说，深圳模式的探索对未来国家战略有着重大意义。

　　那么，什么是深圳模式？

　　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圳市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3个纲领性文件。

　　1995年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的《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科教兴市战略，由此踏上自主创新之路。1998年2月，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即“22条”)，在投资担保、人才引进等方面为高新企业提供了足够的优惠政策，直接引发了深圳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热潮。而2004年深圳市“ 1号文件”，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为主，着眼于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使深圳自主创新步入快车道。

　　这些文件先后解决了“该不该发展高新技术”、“如何引领高新技术”、“怎样持续快速推进高新产业”三个关键问题，对推进深圳高新企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1995年深圳提出科教兴市后，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大幅增加，为90年代华为等民营企业崛起打开了局面。1998年的“22条”不仅在财税等政策上进行首次尝试，此后接连出台的文件，更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从而使华为于1998年后在公司内部大规模实行“全员持股计划”提供了法律支撑。

　　此后，深圳又陆续解决了“资金从哪里来”，“土地怎么管”、“谁来孵化‘金蛋’”三个难题。

　　为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深圳拿出1亿元，成立了高新投公司，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就组建了多家扶持高新技术发展的投资服务公司和风险基金，专门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对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科技项目提供支持，从而构筑并完善了以政府为龙头、企业为主体、银行为后盾的高科技融资支持体系。

　　与解决“资金哪里来”一样，“土地怎么管”也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深圳高新区寸土寸金，但是深圳在土地资源配置却对自主创新“偏爱有加”，以较低价格卖给高新企业。同时为防止被房地产公司利用，深圳高新区规定：首先，统一政策规定，项目必须经过主管部门认定审批，这就从源头上遏制了房地产商乘机而入。其次，房屋出租也是保持在成本价。厂房如果转让、抵押或者拍卖，只能是成本减折旧，这就限制了投机行为。同时，对高新区土地资源实行动态管理，一定时间内如果不开工建设，或者没有从事高科技行业，一律由政府按原价收回。

　　钱有了，地有了，由谁来孵化“金蛋”？

　　1997年，深圳与清华大学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官产学研资”相结合的深圳清华研究院，成功地探索出“科学创新孵化器”的发展模式，至今累计孵化高新技术企业310家，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在此效应带动下，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50多所知名高校纷纷进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区。同时，灵活的政策催生了一批不同所有制主体投资参与、运作机制灵活的企业孵化器，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官产学研资介网络与“高交会”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成果交易平台。

　　上海：探索创新金融体系

　　上海的自主创新是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中的一部分，在综改方案中，其对科技创新体系极为重视。

　　2005年下半年，试验区刚刚开始时，浦东新区就继续2004年“构筑浦东新区科教兴区公共服务平台”的思路，将精力集中在建设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投融资、信息服务等五大公共服务平台上，随后，又提出围绕“引进一批自主创新龙头企业、培育一批自主创新潜力企业、做强一批自主创新优势企业，建设一批自主创新公共服务设施”开展工作。

　　以上工作归结起来：一是创建公共服务平台，二是招商引资、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可这两项工作的效果还需观察。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后，运转效率和利用效率并不高。”浦东新区科技局局长朱旭东坦言，而招商引资引来的，很多是外资企业，并不符合“自主创新”思路，对跨国公司的妥协，甚至让国内企业觉得不公平。

　　更紧迫的是，按规划，2010年高科技企业的产值要达到3000亿元，但2006年浦东的这个数字还不到20 00亿元。

　　转机出现在朱旭东2005年年底的美国硅谷之行。朱旭东发现，除了聚集大量高科技企业之外，硅谷成功最重要的法宝是企业能够方便的融资。

　　2006年，朱旭东提出建立10亿元的浦东“风投引导基金”，试图引导更多的风险投资进入浦东，但在新区政府内部，朱的意见遭到质疑：一是国家资金随风险投资投入企业到底应不应该，二是政府会不会被骗，三是国家财政资金投资都应通过审批，这个资金如何做？

　　最终，朱旭东提出，从原预算内科技资金中拨出风投引导基金，再通过国资委注入其下属的浦东科技投资公司作资本金，再由科投公司以专项资金方式，随专业的风投基金注入创新型公司。

　　2006年10月，风投引导基金第一次与风投基金一道，投资200万美元给浦东的凯赛生物公司。12月，政府资金以400万美元的溢价转让股权退出。

　　对于即将成熟的企业，朱旭东正筹划新的解决方案：用三年筹资200亿元，建立浦东“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为企业公开上市做最后冲刺，并为风投退出提供通道。“目前，这个基金方案已定，随后将进入操作阶段。我们争取了一个国际专业产业基金管理团队集体结盟的承诺。”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全方位支持企业创新的资本融资体系。”朱旭东总结。

　　西安：打造高新区“小特区”

　　《决策》：陕西与安徽省情相似，但是西安高新区却在中西部一枝独秀，现在注册的企业数是11300家，每天诞生的中小科技型企业是6.9家，并且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六个世界一流园区之一。为什么在西安会出现这样一个高新区？其成功的经验何在？

　　创新办：西安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因素有二，第一是集全省之力的支持；第二是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内陆整体环境中打造一个局域的优化环境，在35平方公里内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环境。

　　陕西要在整个西安几千平方公里内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环境，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肯定会很困难，也很难见成效。但要在一个小范围内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高质量的创新环境，这个对于陕西、对于西安来说是可以做到的。包括政府服务环境、生活环境，创新创业的环境，把这些打造出来是可以的。这是西安高新区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同时，西安乃至陕西在用人上也给予了西安高新区大力支持。

　　《决策》：那么，在操作与政策层面呢？

　　创新办：从操作层面、政策支持来看，西安高新区做得也很不错。无论是省市，还是其管委会，都对高新区提供了一整套政策支持。

　　陕西现在还着手进行科技资源的整合，比如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政府拿出一笔引导资金，将政府、科研学院与企业整合起来，组成一个同盟(理事会)。这是一种资源整合，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某个方面的研发力量、产业资源与政府职能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

　　《决策》：企业孵化器一直是各类高新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安高新区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创新办：西安高新区的“孵化器”与专业技术平台做得非常好。它的创业服务中心，针对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说“种子期”企业，刚从实验室出来怎么扶持，在中试阶段怎么扶持，然后在大规模产业化之后怎么扶持。

　　同时，他们还向科技创业者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因为现在这些创业的人都是科技工作者，不是企业家。怎样把科技工作者转变成企业家，这需要培训。

　　《决策》：那么，专业技术平台呢？

　　创新办：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方面，我们考察了一个生物医药的服务平台。它是由政府兴建，吸引企业与机构的投入。通过专业的设备、技术、实验环境等吸引生物医药的专业的人才进来研究。这样可以降低他们创业创新的成本。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和效果。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吸引一大批相关人才到这个地方来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