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经济增长极在数一二三的时候，城市联合与同城生活也出现了由南到北的推进。京津同城的未来背后，有着中国城市的生活方式之变。

　　文/黄俊杰

　　1993年的冬天，王昕伟搬到了天津。当时他落脚在天津津塘公路十号桥边的李庄乡小宋村上。这条村属于天津东郊区，海河从村边流过。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汉沽庙会，走街串巷的虾耙子叫卖、捞面、热闹的红白喜事，还有沿海河每转一个弯就略有变化的天津口音、幻真幻梦的民间传说，就像进入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拉丁美洲那个十足魔力的小村庄马贡多。”

　　15年后，东郊区已经成为东丽区，和塘沽区一起划入了天津滨海新区。9月6日，当参加《新周刊》京津24小时快拍的摄影师王昕伟站在小宋村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上，找寻当年他初到天津住的那幢平房时，发现面目皆已全非——几年前，天津钢厂等大型企业陆续搬到了无瑕街，小宋村周边涌现出无数的加工厂、仓储物流企业，远处钢厂的轧钢声不断打击耳膜。这个2000人的村庄已经进入了拆迁的最后阶段，还有40户人家就快完成差遣了，小宋中学在搬桌椅——这里的地皮正在进行招商。

　　如果眼睛可以看到小宋村以外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那挤满上班族的、正穿行在滨海新区之中的轻轨。里面的人，可以通过车窗，看到这个城市裸露在外的郊野；在安静的小站，零落的人群下车，如涓涓细流的水流渗进土地一般，迅速消失在这个广阔的、崭新的区域里。在这片区域，有庞大的空客制造厂、神秘的运载火箭基地、占全国70%进口汽车的保税区、通往遥远海洋的天津港……无数的人因为这片热土前所未有的变化而来，成为天津的新居民。“在滨海新区，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口了。”王昕伟感叹说。

　　如果眼睛可以看到天津以外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那条改变了天津与北京关系的京津城际铁路：它将两个城市的时间距离缩短到了30分钟；我们可以发现，在北京南站甚至有乘客抱怨“到天津不远，但到北京南站太远了”；我们可以发现，北京的的士司机会笑着说“七环都修到天津了”——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认为北京要想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光靠北京的自我循环是不可能的——天津要争取机会，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北京要变得更宜居，不再只谈GDP，这无疑拉近了两个城市的心理距离。

　　如果眼睛可以看到京津以外更远的地方，可以发现在中国城市化之路中，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京津，越来越多的城市有成为“共同体”的愿望。这些共同体有的仍旧是愿望，有的已经在努力实施——在这些越走越近的城市群当中，有人怀念小城的简单美好，有人因为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机会而踌躇满志。

　　气质迥异的北京人与天津人，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以至成为一个精神上的“京津市”？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主任邓效锋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10年的时间。但无疑的是，无论对保守的老天津人、对北京的“飘一代”或者房奴，还是对准备前来投资未来的全国淘金客来说，都将做好准备，面对被中国城市化进程再次改变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对“城市”的理解。

　　京津的新心理半径

　　上世纪50年代，现在的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航鹰去北京开会，对北京没有好感——他发现北京街上还有骆驼、毛驴，而且风沙特别大，“就像去乡下似的。那时候天津很洋的，我们小时候，真的不把北京放在眼里”。

　　上世纪80年代，现在中国最有名的播客(视频分享)姜弘到北京海关工作，依然对北京没有好感——在他看来：“1986年的时候，北京确实挺落后的。周围的北京人都在说，天津挺好的，说我们很羡慕，天津买衣服挺时髦的，要逛百货公司一定去天津。但这样的落差，没有几年就反了过来。北京的起来标志是亚运会，然后刚好是两边的加速——北京是在加速度往前推进，天津是加速度在下滑，所以对比特别鲜明。”

　　“北京人看不起天津人，天津人也看北京人不顺眼。”这是天津作家林希过去所写的文章《天津人为什么看北京人不顺眼?》里说过的话，他在文中写道：“在天津，是九条大河养活着天津人。如果说到文化上来，可以说北京是城文化，而天津则是河流文化了。在城文化和河流文化这二者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相通的地方。所以，历史上北京人说天津人粗，而天津人却说北京人酸，‘粗’与‘酸’，是融不到一起的。”

　　过去天津人多多少少对北京有些抱怨。作家刘航鹰认为天津是一个被人误解最多的城市：“就因为它不会宣传自己，又挨着首都，我们叫灯下黑，就是灯光照不到的暗处，不是最亮的地儿。”

　　抛开京津球迷们的“京津宿怨”不谈，2007年北方论坛就有帖子热烈谈论“北京人看不起天津人，天津人在外面就说自己是塘沽的”这个问题——前两年，姜弘去采访滨海新区高新科技园的一个主任，那个主任告诉他：“前几年我去北京开会，没有人理我，说你是天津来的。但这几年，我来了之后，他们就会问这几年天津有什么新动向，滨海新区怎么搞。”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新周刊》最近进行的网络调查中，发现认为天津和北京过去的关系是“各归各的，没有太大关系”的人数最多；但是，认为天津和北京最理想的关系应该是“兄弟城市，并肩发展”的人数也是最多。

　　过去，林希在自己的书中认为北京和天津，因为皇城文化和草根文化而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北京、天津，120公里的距离，开车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应该说是两个距离最近的特大城市了；但是，天津人和北京人文化心理之间的距离，却比这120公里要远得多。”

　　现在，林希正在逐渐接受这两个城市之间发生的变化：“天津北京高速铁路的通车，在北京和天津形成了30分钟的生活圈，或者叫做30分钟的经济圈，已经成为事实了。无论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被一个共同的生活节奏组织起来了。事实是这样，这两个城市已经离不开了。好像这个圈里面生产大米，这个圈里面不管是否愿意，就要以米饭为主。”

　　不过，他还是补充说：“京津是一个很牵强的概念。北京和天津就是近。北京进来了，你的优势就失去了。如果天津从面向海洋，改成面向北京，生存的环境就改变了。”

　　“这是一个心理的障碍问题。中国人有了车以后，心理半径就变大了，但是还没有拓展到两个城市的程度。”邓效锋说，“北京天津之间是有一条线的，这条线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有形的线过高速公路就知道，天津界然后到了北京界，这个是地理上有形的线；无形的线就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所谓城市的优越感。但我相信再过10年左右之后，这种障碍就不是障碍了。”

　　京津的新发展空间

　　“八个字可以说明天津人最鲜明的特质——小富则安，自娱自乐。天津人由这四个字延伸出来的特点，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愿意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出去闯的愿望比较少。你会发现不管我们说多少次天津，都是围绕着保守这个圈来的。天津永远是在保守圈里面走。”

　　姜弘小时候在天津的北塘长大。直到现在，他还会经常回到当年的记忆之中：夏夜满天的星星，小小的四合院，渔船进港后变得安静的小镇，拿盆去买的螃蟹和鱼。由于靠近海边，他在1971年的时候，就开始用收音机收听海外的广播，播音也因此在随后贯穿了他的人生。

　　但现在我们见到的北塘，已经不再是姜弘记忆中的北塘模样。现在的北塘，最多的是各种吃海鲜的大排档与饭店——据说北京人最常去天津的地方有三个：老食街、洋货市场、北塘——老食街是旅游，洋货市场是买水货，北塘是为了吃海鲜，即使加上到名流茶馆听相声，也总让人感觉颇有些来天津“不务正业”的意思。

　　难道北京人到天津只是为了吃喝玩乐？北京与天津的城市文化差距有多大？即使对天津人“保守”略有微词，但姜弘还指出了天津潜在的文化活力：“80年代末期的时候，天津的文化启蒙是非常活跃的——那个时候我也参与很多座谈会，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的理论部经常组织一些关于民主、自由、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我当时20多岁，就是因为写过很多稿就被邀请去参加。当时的天津是相当活跃的——天津人的天性并不是喜欢谈先进、谈进步的，但是总有一批人想创新、想突破、想反思我们这块地方怎么样能做得更好。”

　　姜弘曾工作的天津电台就曾一度引进港台音乐，有着当时领先全国的广播理念。他还清楚记得，1993年，周华健、赵传到内地开演唱会，北京的一拨听众除了给歌手献花，居然还给我们天津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献花——因为在当年，是天津人将港台的音乐带给了北京的听众。姜弘说：“这种天津的亚文化潮流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比如说地下摇滚，年轻人的活跃和这座城市的迂腐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我觉得永远不能用一个固有的概念去理解天津。天津是笨拙的、是落后的，但还有暗流在流动。它是一个矛盾复合体。”

　　但这种文化还停留在“潜流”的阶段。天津前两年出过天津地下摇滚乐的合辑，也出现过被称为“一个城市存活不下的青春读本”、带有鲜明创意的DM杂志《扭秧歌》，但最后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没能成功，没有推出市场的专辑，杂志也早已消失于人们视线之外。

　　“天津永远是这样的，收视率、收听率居高的节目没有广告，杂志也是广告上不来。天津的前沿文化和经济永远形成一个特别大的矛盾，没有办法对接。一方面是经济形势使然，另一方面没有这样的组织架构。要是在北京有这样的东西，全部可以找到广告，不用去推广，别人主动找我。但是在天津太难了，缺少产业链。”

　　有人说天津的气质与环境造成了大量的精英的流失，正如姜弘最终选择了在北京工作——与天津相比，北京显然机会更多。如果京津实现同城化，会不会给天津的年轻人更多新的机会？“天津如果想发展，恰恰应该规避北京。北京有秀水，天津就有很多店面叫新秀水；北京有三里屯，就会发现天津有很多地方有新三里屯。我特别不主张因为交通便利的原因，两个城市变成一个城市。天津可以从经济上找北京输血，但是在性格上一定要跟北京有区别。”姜弘说。

　　事实上，无论在城市功能还是在生活模式的结合上，北京与天津要消除彼此内心的“无形的边界”，急切需要的，是找到一种符合相互城市气质、发挥各自个性优势与个性的互补方式，而不只是简单依赖交通便利的生活圈。

　　“应该让北京当华盛顿，让天津当纽约。北京过去把大的工业项目都揽在自己身边，包罗万象，太满了，什么都不给周边的城市，结果就把天津撂一边了。两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只距离120公里，在全世界都是独特的。究竟怎么发展，是一个问题。”刘航鹰如是说。

　　“我认为京津同城的根本动力，还是解决人们的心理障碍的问题，解决交通的问题、配套的问题，消除两地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无形的那条线。这既是将来改变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目前的问题所在。”邓效锋如是说。

　　“我在北京唯一的原因就是工作机会多。我们在北京都买不起房子，在北京的人际关系都是虚假繁荣。我的兴奋或者郁闷，其实都与北京或者天津无关。”说这句话的姜弘在北京的一个新写字楼上班，为一家网站工作。

　　“我不是天津人，第一我祖籍在浙江，第二我在北塘出生。”从地理上说，北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渔业古镇，属于天津；而姜弘说的显然是一种关于城市归属感的心理概念。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姜弘从没未表示自己归属于北京，也没有表示归属于天津。他现在甚至已不再飘荡在两个城市之间，一年不过回天津一两次。也许他的内心是浮荡的，但他的身影如同那些在天津长大的精英的身影一般，融入到北京这个巨大的城市之中。

　　(部分采访由朱慧憬、胡斐、王昕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