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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家、儒家和法家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3日09:54  《小康》杂志

  剖析道家、儒家和法家在帝国经济中的表现,对帝国财政治理不乏指向性意义。

  文/陈抗行

  全面地剖析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异同是件困难的事情,也并非本文的主旨,但比较三种学说在帝国经济治理中的表现 ,对帝国财政治理不乏指向性意义。

  大汉帝国从立国之初到汉武帝晚年,上述三种哲学的政治代表在帝国权利中枢依次拥有表现自我的机会:黄老(即道 家)盛行于汉初,应对帝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使命;而当汉武帝试图强力出击,全面扩张,儒家的“积极入世”姿态,即获得帝 国高层的一度青睐;但儒家肩扛道德大旗,固执而迂腐,对帝国领袖的行为方式不时提出规范、限制的诉求,迫使皇帝不得不 寻找一种更便利、更得心应手的治理模式,于是盛行于秦帝国的法家再度崛起,经过一番技术化处理,最终为汉武帝实质性采 纳,形成了“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

  汉宣帝对热衷于儒学研究活动的太子(汉元帝)极为不然:“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 政乎?”

  一语道破所谓汉家制度“儒表法里”的实质:尊儒是表象,真正看家的法宝是法家,法家才是专制皇权倾心认同的“ 老师”。

  对应经济治理,儒家虽然不满道家的无为和放任,但在许多事件的价值判断上,两者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帝王对自 身物欲的限制,对民间势力的谨慎友好姿态,对财富归属的适度尊重,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儒、道两家归根到底都属于自由 主义的范畴。

  哲学上有消极的自由主义和积极的自由主义的说法,前者强调个体的自由、不被奴役的状态,而后者更强调积极去实 现这种自由价值。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道家放任财富的自由,反对政治权利对社会财富的干预和掠夺,是为“消极自由主 义”(另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说法,即道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儒家一方面协助寡头政治建 立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要要求帝王们以道德自律,施行仁政,称道“天行健”,可谓“积极自由主义”——但专制皇权本质 上排斥任何个人经济自由,道家得逞一时纯属偶然,儒家以后扮演的角色,更是经常处于自相矛盾、两头受气的尴尬之中,有 时甚至免不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再也没有一种政治经济学说,能像法家那样为专职寡头们所欢迎的了。或许桑弘羊等人,不见得接受过法家的理论熏 陶,但他们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时所坚持的唯一标准,就是不折不扣地体现皇帝的意志——这恰恰暗合法家的宗旨:为君王打 造一个高效率的集权制度,使君王意志能在制度中畅行无阻并不受任何约束。这就是法家的本质。而儒家由于自身的犬儒倾向 ,一味屈就专职王权的需要,则在长时间里不得不替法家蒙羞,代人受过。

  法家因为秦王朝的覆灭,一时间声名狼藉:正因为法家的高效率制度,才使帝王们惊人膨胀的物欲,无可逃避地降临 到整个帝国的子民头上,成为一种灾难。或许法家无须为君王制造的这种灾难承担多少道义上的责任,但正如法家理论自身的 道义缺失,法家也从来不会有强烈的道德反省,更不会像一些纯儒那样挺身而出,以身卫道,去规谏甚至指责帝王们对财富资 源的无度掠夺和占有。

  有人说,其实儒家是圣徒,既为帝国统治安危而殚精竭虑,又为维护社会底层的价值观而不断抗争——历代因为规谏 帝王而人头落地的,十有八九都是坚定的儒家门徒。但考虑到儒家同时是这套君主威权制度的始作俑者及坚定的维护者,这些 牺牲者就不值得获得更多的同情。

  有一点可以确定:有汉一代,由文景之治的清静安宁转向武帝时代的大扩张,经过“盐铁论”到揭橥和总结,帝国经 济财政指向由黄老的“消极自由主义”,经历短暂的儒家“积极自由主义”,终止于法家全面固化“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 遂成两千年帝国治理不二之法门——历史的路径已然定型,此后沿袭的路线再无重大更改的可能,唯有沿着既定的指向陷入越 来越深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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