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严余山离家多年后又回到了小岗村。

　　严余山也许就是年轻的严宏昌，他的讲述几乎是他父亲创业讲述的又一个版本，一个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传奇故事。他和他父亲一样沉默寡言，爱思考，同样也有极为敏感的自尊心。他继承了严宏昌的大部分性格，也继承了后者未遂的梦想。

　　他很早就离开了小岗。这是一段我们在观察这个家族时模糊而无法确凿的历史，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去佐证严余山一些在外的生活和经历。在30岁出头的时候，长子余山给这个大家庭挣回了一辆新崭崭的帕萨特1.8T轿车。至少，这个强烈的物质符号，让有一部分小岗村人将信将疑地认为，严家是这个村子里的首富。

　　主笔◎朱文轶 摄影◎蔡小川

　　打火机

　　1973年，本来是严家波澜不惊的一年。四处要饭的生活还没有终结，母亲段永霞除了农忙，其他时间仍然漂泊在外，被公安抓到后遣返回家，过几天就又出去了。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说，那段苦难日子里，从滁县到南京铁路线上的城市，无锡、镇江、苏州、常州、昆山，几乎每个城市的灾民站她都住过。

　　这一年严宏昌刚刚在离家不远的余山公社找到了建筑工的工作，工钱少得可怜，不过多少能给家里捎回一些日用品和粮食，生活的希望多少露出了一点苗头。

　　大儿子的出生，为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注入了一丝活力。凤阳本地有句古话，“先有儿子早得济，先有女儿坐上席”。后半句指当地的一种风俗，意思是生了女儿的母亲回娘家时，能在礼数上沾点光。这句老话的重点显然是在前半句上:儿子才是整个家庭未来得以发展的来源。严家终日为稻粮谋的紧迫生活被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暂时振作了一下，严宏昌的父亲严家太更因为长孙的降临喜出望外，在严家上顿不接下顿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请了喜酒。

　　小岗当地不兴“办满月”，而是在小孩降生12天的时候办喜酒，被称为“过十二天”，因为经济条件限制，就是中午招待大家一顿“喜面”。场面倒是很热闹，该来的严姓亲戚和段的娘家人都来了，把严家储备的百来斤面条都吃光了。他们从各自家里捎些“散子”、染成红色的鸡蛋作为贺礼。

　　按照严家的辈分，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段永霞跟严宏昌商量，“生他的时候，你在余山公社干活，就叫他‘严余山’吧”。

　　严宏昌同意了段永霞的提议。对他而言，余山公社确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生驿站。这是他第一份像样点的工作，他把这些生活细小的改观，都跟儿子的出世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严宏昌觉得是个奇怪的兆头，他内心因此更相信，“余山”是他的福星。

　　这件事发生在余生出生前一个月。那时候因为粮食紧缺，在严宏昌还没到领工钱时候，家里十月怀胎的段永霞都快两三个星期没尝过半粒米了。段永霞的怀孕让严家口粮大打折扣，以前她的四处乞讨毕竟是家里上下老小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百般无奈下，严宏昌想到去他的四大爷家借点红薯干。严宏昌是个要面子的人，出门前盘算了半天，借多少才说得出口，斟酌后觉得借“4斤”应该差不多，省点吃能让老婆勉强过完月子。

　　走到半路，严宏昌突然发现地上有个绿色的发亮的小玩意，拣起来看上面“还包着一小块铁皮”。严宏昌意识到那是个打火机。说来也怪，在那个抽粗烟点火柴的年代，小岗村里的土路上怎么会掉个打火机？可的确就是这离奇的打火机，帮助尚在腹中的严余山渡过了人生的第一个槛。

　　“路过犁园公社牛棚时，四大爷的儿子严文昌拉我去看附近一桌玩牌九。”严宏昌回忆，“那个院子里围了有十来个人，进去后，有人拿烟给我抽，我当然随手就拿那个打火机点了，结果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那时打火机稀罕啊。”“当时牌桌上坐庄的是东庄大队书记，他就问我：‘5毛钱把火机卖我怎么样？’我说：‘不卖。’他想了想说：‘那1块钱呢？’我还是摇头不卖。其实我心里真想卖啊，1块钱能买一斤多肉了，我哪里还用去借红薯干哪。但我也是被‘将’住了，在那个场合，大伙都瞧着，我卖了丢人。”

　　“那位大队书记一心想要，接着跟我商量，那我们赌把牌九，你赢了我给你1块5毛钱，你输了就把打火机给我。”严宏昌心想，这个买卖自己不吃亏，既然你说打火机能压1块5毛钱，我就分3次下注，输也输3次才能输完呢。“没想到，我就一把都没输，赢得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午，打火机不仅没输掉，还倒赢了几十块钱。这些钱我全部用来买米，买了100来斤。家里有个缸，是老婆陪嫁过来的，最初说是用来装米，可从结婚起就一直空着。那100来斤米就几乎把缸填满了，老婆欢喜得不得了。”

　　据说这之后，严宏昌逢赌必赢并染上了赌瘾，据说也是许多年后的一次交手失利才让他痛下决心戒了赌。严宏昌显然更津津乐道于“打火机”的故事，而对其后沉湎赌博的经历矢口否认了。不过，段永霞却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她对我说，年轻时候为了这个不知跟丈夫吵过多少架，最后她都让步了，因为她心底一直记着丈夫背回家的那袋米的恩，“那米，救了我和余山的命啊”。

　　分家

　　严家的3个儿子都是在农历二月里出生的，大儿子和严宏昌的生肖相同，都属牛。这一年，严家人说，严家一下子有了两头牛，要是将来再来一头，严家就“”(奔)起来了。

　　农历二月二十七日，连着脐带的小余山直接从母亲身体里掉在了严家草房的地上。接生的是余山的祖母刘氏，她把这个血肉模糊的小东西从泥地上捡起来的时候，段永霞被吓了一跳，“浑身就是些皮和骨头，细细的腿，弯曲着盘错着，就像是一个蛤蟆”。段永霞回忆，因为先天性营养不良，儿子的肚皮跟塑料膜一样薄，几乎能看得清里面的五脏六腑。这个瘦小的孩子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养活。

　　严家“添丁加口”的喜庆气氛很快就被一连串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给破坏了。先是严余山的二叔严付昌，开始对当时这种大锅饭式的大家庭生活模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严家老二和严宏昌的性格迥异，他没念过书，有事放不住，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了。他认为，老大成天在外面干私活，老大媳妇又在外讨饭，却要占用他们的工分，跟大家一起分粮食吃。对于小叔子的挤兑，段永霞心里也无比委屈，她觉得自己虽然没种田，乞讨回来的口粮却养活了自己和小孩，也是给大家分担了压力。

　　严余山的出世显然加剧了资源紧张下的这种情绪，这个大家庭的争吵开始日渐频繁。严余山祖父的身体已显衰老，对家庭、对众多子女的控制力明显大不如从前。

　　有一回，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严余山3岁的姐姐在玩闹中把小桌子推倒了，打翻的粥溢得家里四处都是。脾气暴躁的严付昌终于把怨气出在了自己的侄女儿身上，他怒不可遏地向这个3岁的小女孩吼起来，还当着兄嫂的面恐吓她说：“当心我摔死你。”这实在伤了段永霞的心，这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也爆发了。“分家吧。”她高声回击小叔子说，“我和宏昌两个人养个小孩，难道还会养不起吗？”

　　离开大家族，并没有让严家的纷争从此平静下来。在那种整体性贫困的局面下，分家并没让严宏昌夫妇离开父母的监管，相反，为了实现长辈心里的“一碗水平端”，家族权威在分家后更深地介入到家庭之间的分配中来。

　　分家前，这种本来已经弱化的权威没有能力约束内部矛盾，分家后，它反而成为了新矛盾的制造者。这点上，严余山祖母刘氏表现得尤为明显。1973年分家后，老太太百般呵护看上去经济条件更差的严付昌，并要求作为兄长的严宏昌不断对二弟施以援手，而对这位长子家庭的困难却充耳不闻。

　　比如，严老二的“成家问题”就成了分家后老太太大做文章的事情。其实，在那个年代找不着媳妇也算不上是稀罕的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里，很多饥寒交迫的安徽家庭在生存问题上都做出了“保男舍女”的选择，结果自然灾害过后，一些地方的男女性别比例大为失衡，成年男性找不着老婆成为当地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老二严付昌既没念过书，经济条件差，个头也矮，以至于婚姻大事从18岁一直耽搁到了30多岁，成为小岗村“著名”的“老大难”。

　　刘氏一方面固然觉得严家有失脸面，另一方面坚持认为，老大自个儿孩子都有两个了，却由着弟弟打光棍。她不断敦促大儿子要替老二出钱、出力。从1973年余山降生，为了找媳妇，严付昌开始“三下泗洪，四下四川”，所需经费基本上由严宏昌一家支付。有时，自身拮据、叫苦不迭的严宏昌实在想推托，刘氏会亲自登门，对儿子棍棒相加，拿起板凳追打，逼得严宏昌夫妻跪在院子里承诺出钱才肯罢休。

　　我无法得知，拌嘴、争吵甚至暴力中的童年生活会给年幼的余山内心带来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严余山长大后，并没有表现出对祖母应有的亲近感。他和父亲严宏昌如出一辙的地方，是他们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跃跃跃欲试，要离开故土外出闯荡;他跟他父亲一样有着极为敏感的自尊心，甚至在这方面比父亲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在严家住的一个星期内听说，他的弟弟、甚至包括他的妻子近来都有点抱怨:余山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了。

　　诱惑

　　在严家的传统中，知识是被高度重视的。这个在农村极为宝贵和罕见的意识，得益于严余山祖父的家教，它在严家代际之间得以传承。不过，严家第二代对读书表现出的兴趣看起来比不上他的父亲，尽管严宏昌以两个女儿目不识丁的代价来支持3个儿子念书，可他们都只念到初中就放弃学业了。这和他们后来对于自己学历的强调、追求甚至多少有些刻意的粉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严宏昌自己把几个儿子学业上的挫败，归结于凤阳这个地方教育资源的贫瘠。严宏昌跟我说，初中考高中，在小岗是比高中考大学还要艰难的事情。并且，两个公社才只有一所中学，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都极为紧张，教育资源的供给只能满足应届生。这样一来，如果你一年中考失利，便失去了第二年复读的机会，也将完全与高等教育无缘。

　　而严余山对于自己和高中失之交臂的原因解释，又跟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否认了没有考取高中的说法，他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中考。当时田里的农活太重了，全部依赖母亲和大姐，作为家里的长子他必须挺身而出。“种田应该就是男人干的事。”严余山说，“我当时想，知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到。”

　　严余山的少年时期的确有大半是在农田里度过的。很多时候，他都是在田间搭的临时草棚睡一觉，第二天直接去上学。“我们家那个水塘被人叫做‘死人塘’，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时候，很多饿死的人被扔在那里，那片田以前几乎就是个乱坟堆。我小时候看田，就睡在坟堆上面。”有个冬天，田埂间被冻出很大的裂缝，他蹦跳着去上学的途中一不小心摔了进去，幸亏后来被人及时发现。

　　严余山在10岁出头就已经学会开拖拉机了，不过实际上，真正的农活他并不能帮上大忙，顶多只是母亲和大姐的助手。段永霞在前面用牛拉犁，他就在后面帮扶犁子。为了佐证自己对念书的热爱，严余山说他初中辍学后，为了自学参加成人高考，从他四叔那里借了全套的高中课本，每天在田边的草棚里刻苦学习。一天晚上，余山睡觉垫的稻草不小心被压卷了起来，正好碰到了一旁的烛苗，大火迅速燃烧起来，顷刻间毁掉了草棚，也毁掉了他学习的全部课本。

　　不知道余山的就学之梦是不是就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了，反正，在他做生意很多年后拿到一纸电大文凭之前，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在我的观察里，在严宏昌的诸多言传身教中，与其说是读书就学，不如说，是对财富和城市身份的渴望更深刻影响了这个长子。他在比严宏昌小得多的年纪，就做出了和父亲同样的选择:离开小岗，离开土地。

　　16岁时读初二时，他遇到了实现人生愿望的第一次机会。省里铁路部门招聘职工，安徽蚌埠铁路分局给了凤阳县7个报名名额，后来这7个指标又全部分给了小岗，只是重视它的人聊聊无几。这一年是1989年，大包干推行第11年，大多数小岗人包括小岗的年轻一代，都仍然把种田当做他们的终生使命和宿命，很少有人愿意出去闯荡。他们认为，漂泊他乡并不是好事，那不过是上一辈人要饭乞讨不得已的酸楚回忆罢了。另外，他们听说，这次招收的就是铁道上的养路工，风吹日晒的体力活，和田里的活比起来轻松不到哪里去。

　　但外面的世界对严余山却充满着诱惑，加上父亲的支持，他不假思索就报名了。他到凤阳县城参加了考试，结果在体检中就碰壁了，身体瘦弱的他当时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足50公斤，走起路来还有明显的罗圈腿。最主要还是他的年龄，让前来招聘的人担心他是否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这件事对严余山的影响，并不像他讲述得那么轻描淡写。严家人说，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壮，从此以后，余山坚持每天早上长达10公里的跑步，由此成为严家几个兄弟里身体最好的一个。几年后，严余山发现自己的罗圈腿竟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之后几年，他开始了跟城市的频频接触，他希望掌握经商的本领。1990年冬天，他跟随当时女友的父亲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水货生意，到江苏洪泽湖去进鱼，再运到凤阳小溪河镇来卖。这一年的七八月份，他又到南京去应征当兵。这种种尝试都无果而终。

　　严余山开始面临失学后命运一次真实的危机，在他快20岁的当口，他有点进退两难了。虽然外面的世界看起来触手可及，可距离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年轻人却又是那么遥远。他需要一个背后推手。

　　外交代表

　　严家的机会似乎来了。

　　随着1978年严宏昌成为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事件的政治含义逐渐明朗化，他渐渐被包裹在一连串的光环之中，他跟外面世界接触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多。他的知识派上了用场，这让他在18个大包干带头人里脱颖而出。那些农民里很少有识字的，更不用说初中毕业了，严宏昌成为小岗村跟外界沟通的“外交代表”，成为介绍“1978年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尽管不停的抛头露面后来也带给这个家庭一些麻烦，村里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村长的表兄严俊昌对这位表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

　　儿子们无疑从父亲的交际中得到了实惠，严宏昌更迫不急待地把他寄予厚望的大儿子引领进他的世界中。

　　上海是父子俩的第一站。这一年，处于浦东开放背景下的上海召开了一场“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搞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当年席卷全国的“姓‘社’姓‘资’”大讨论中的一部分。作为这场争议的“源头”，安徽凤阳小岗村当然在被邀之列，而小岗那位能说会道的农民自然是严宏昌了。

　　这个讨论会的级别很高，严宏昌见识了大城市，还见识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农民一点都没表现出怯色，据严宏昌自己说，他在这次会上侃侃而谈，把他的想法一倾而出，会下他跟那些官员们都打了招呼。

　　有意思的是，严宏昌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居然没有带自己的儿子严余山同行，而是带了严俊昌的三儿子严德友。这个有悖情理的决定，充分反映了严宏昌矛盾重重的性格。当时，这个家庭处处被严俊昌家所压制，严俊昌的大女儿嫁了县里某位重要干部的儿子，这让严俊昌在小岗村的势力大涨。用段永霞的话说，丈夫的想法是“我们惹不起，但躲得起”。在严宏昌看来，社会声誉和外部资源是他对付严俊昌的筹码之一，他利用这个优势施以“小惠”，也许可以换来两家的和平共处。

　　为了这件事，严家内部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段永霞坚决反对丈夫的软弱，在她眼中，严德友和严余山差不多年纪，都正处在人生重要的关口，把自个儿家难得才有的机会让给别人，简直就是愚蠢做法。“我们从来没有吵这么厉害过，后来他看我生气，就不停跟我讲话、解释。我不理他，一直哭。”但事情却并没有像严宏昌想的那样，小岗这两大家族的关系不仅没有得以平缓，在将来还更为激化了。

　　没多久，严宏昌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策略可能有问题。他让严德友跟在身边小半年时间，吃住全是他花钱，严俊昌竟一点也没买账。这位表兄有天上门半真半假地向严宏昌要工钱，因为他认为自己儿子一直是跟着严宏昌打工的。还有一回，严宏昌给了严德友200块钱，让他到凤阳帮办件事，严德友回来就只给了他两张车票，说“钱都花没了”。

　　1991年下半年第二次去上海，严宏昌就带上了自己的儿子。严宏昌在会上认识了上海社科院一位叫王振民的研究员，从他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上海正在搞“菜篮子工程”的消息。他还认识了上海一家校办印刷厂的厂长宋富豪，他在上海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借住在宋富豪家里。在上海某旅社住的一个晚上，他又结识了一位据说来自香港的商人刘玉才，他听说，刘玉才有计划在东莞投资一个工厂。

　　他把严余山引荐给了这些朋友。后来这位宋厂长和刘老板几乎成了严家人东进、南下的“办事处”，由严宏昌介绍的亲戚、朋友，包括严家几个儿媳妇到上海、东莞打工都首先投奔他们而来。

　　上海会议让严宏昌身处一个真实又虚幻的奇妙境地。王振民建议严宏昌可以利用“菜篮子工程”做点事，他说“菜篮子”就是“钱袋子”，上海周边郊县的农产品产量满足不了大上海的需求，要大量从外地引进，小岗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县，完全应该在上海的需求缺口里分一杯羹。这位专家的建议没错，可他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要严宏昌自己拿主意。“菜篮子致富计划”的美好前景固然让严宏昌一连几天都很振奋，但他对这个行业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们家的资金实力也顶多只够小打小闹——从1989到1990年，严家把多年来积蓄的钱都投放到房屋兴建里去了。他用当时手里不多的流动资金，托王振民帮订购了2500只“泰国鸡”。

　　他让严余山来贯彻他的想法。回小岗前，严宏昌把严余山托付给了宋富豪，让儿子待在上海学习养鸡技术。他心想，等到儿子学成归来，订购的鸡苗到位，严家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养鸡

　　鸡苗运到了，严家才发现凑不出饲料的钱。他们一开始低估了养鸡的成本，这种肉用的泰国鸡40天到45天就能出笼，但需比一般土鸡多得多的饲料。严余山只是从上海带回了饲料配方，原料全要自己购买。为了救急，段永霞不得不提前把家里5只还没有长膘的猪卖了，去换饲料用的玉米和原料。本就没到出栏的猪，又没赶上好行市，一来一去，价钱大不相同。5只猪统共才卖了1000块钱，严余山还没赚到钱，已经让家里折了一大笔。

　　不幸的事一件接一件。严家的平房完工一年，家里很多地方都还没时间拾掇，为了给将来加盖二层做准备，严宏昌在一楼预留了楼梯间。楼梯间暂时用不上，就成了存放杂物的地方，农药和农具都堆在里面。不知什么时候，老鼠把纸箱咬破了，农药撒了一地，上千只“泰国鸡”和土鸡一样四处散养，它们把地上的农药一扫而光，一天内100来只鸡就全倒下了。幸亏段永霞发现及时，才没让“灾情”扩大。“鸡苗刚送来的时候，我们自家的土鸡闹鸡瘟，我成天担心这上千只鸡要是传染上了可完了。余山说，‘妈，没事，这鸡长肉快不生病’。果然没染鸡瘟，却没想到被自家农药药倒了。”“可惜啊，那些鸡都长到七八斤重一只了。”段永霞说，“我把中药的鸡全杀了，把肠子扒了，洗干净，用家里的大水缸腌起来，满满一缸。那后来大半年，家里几乎天天吃鸡了。”

　　他们对市场也缺乏估计。严余山在上海期间学的只是饲养技术，对销售基本上一无所知，严宏昌也不在行。他们只知道，“菜篮子”工程有肉鸡的需求，但货主并没有谈妥当。到肉鸡长到40天，政府的采购时间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上海根本找不到买方，鸡的销路成了致命问题。肉鸡继续生长，鸡肉会老，鸡会掉价。不巧的是，1991年这一年正好遇上百年一遇的淮河大水，大洪水导致农贸交易萧条，离小岗最近一家规模最大的生鸡收购点——蚌埠屠宰场也关门了。严余山只有发动全家人，主要是母亲和大姐，帮他赶集卖鸡。每天一大早，两个女人担着沉重的鸡筐，辛辛苦苦到凤阳、临怀、门台子、小溪河、大溪河这些村镇去叫卖。在严家，男人是梦想家，女人是实践者，后来严氏父子又养过鸭、开过厂，情形大多如此。

　　接下来还有些麻烦，严家就更想不到了。由于发大水，当初鸡苗没法从水路运到蚌埠，陆路也走不通，各种支援淮河灾区的物资正源源不断行驶在公路上，很多民用运输都让道了。上海那边的人在电话里告诉严家，有些车在路上堵了三天三夜。上千只鸡苗刚从孵化室提出来，根本不允许路上被耽搁，多一天小鸡都捱不了。最后王振民帮严宏昌疏通了些关系，想办法把鸡苗分成两批，跟着两车“救灾物资”专用车先后发到小岗。

　　没过几天，村里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严家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严宏昌家人利用“小岗”这块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又把骗来的本来给小岗的项目占为已有，从中牟利。有人就拿这些运到严家的鸡说事，说他们亲眼看见，是送给小岗的救灾物资，结果被严家生生给贪污了。

　　很快就有干部找严宏昌去谈话了。这个无头案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事情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上海带给严家的好运和烦恼都还没结束。出售鸡苗的上海松江“大江公司”为了提供配套售后服务，组织了一些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到严宏昌家来指导肉鸡饲养，顺便参观考察。大巴载着成群结队的外地人到小岗来，还唯独只进了严家，让原本刚刚平寂的流言再一次在村里“沉渣泛起”。

　　作为这家“个体养殖公司”的负责人，严余山代表严家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些上海人被在这个“联产承包制”鼻祖小岗村所看到的贫困所触动。眼前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尽管是修建不久的新房，也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砖瓦房，却异常简陋，6间屋子3间用来养鸡了，四处乱窜的鸡和人混杂在一起。另一间屋子里还拥挤着老少三代7口人，据说是大水逃难过来的灾民。

　　段永霞说:“他们见我们家太困难了，就说回去后，让学生把家里的旧衣服寄过来给我们家小孩子穿。有一个老师说，他们那儿正好有1000套过时的校服，让我们帮代售，收入五五分，算是给我们家一点经济支持。谁知道衣服刚运过来，就又有人去告状了，说这是‘救灾衣服’，为这事宏昌前前后后跑了几天。衣服没卖出几件，堆了半间屋子几年时间。”忍无可忍的段永霞再一次扮演了这个家庭里最“凶悍”的角色，她站在家门口不指名道姓地大骂那个背后使招的人。她深知那6间平房是严家“骄傲”的本钱，是村民大伙看着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就据此反击，“我们家什么都是骗来的，连房子也是骗来的，有本事你也去骗去”。

　　本来就不温不火的养鸡生意在绵绵不绝的争议和口水里又勉强维持了一年，两个严氏家族的梁子越结越深。1993年，严余山的大姐严德凤出嫁了，段永霞一个人要承担田里的农活，严家再也没有人手去四处赶集卖鸡。严余山的初次创业就这样夭折了。

　　这一年，严宏昌得知他的“老朋友”——那名港商刘玉才在东莞的电子元件工厂开工了。他把刘玉才的地址和电话小心翼翼地抄在一张纸条上，让四弟严久昌带着严余山投奔过去。20岁，严余山在这家制造业小工厂里做了一名保安。

　　婚事

　　1996年，严家人都觉得严家真的要“”起来了。1996年严家最大的事儿，莫过于大儿子的婚事。

　　严余山长年在外东奔西跑，婚姻大事就总是没有着落，中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但一直没有定下来。有过一个让余山很钟情的，是安徽怀远县的一个姑娘，就是那位1990年曾带着严余山去江苏贩鱼的人家的女儿。姑娘身材匀称高挑，哪都好，就是胆小，到严家见大人都躲着，有时候算计着严余山父母不在才偷偷过来找他，估计长辈得回家了，她也提前走了。严宏昌对这个倒也不太介意，只是段永霞觉得双方交往这么久了，自己见都没见过这个未来媳妇几眼，始终心里不太舒服。

　　两人自由恋爱了一段，那姑娘的姐姐到严家来打听对方的意思，严余山就如实说了，“我们家里就母亲对她有点意见”。他又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原本就在犹豫的段永霞听了之后心里更犯嘀咕:“这话肯定要传到女方耳朵里，将来婆媳关系怎么相处？”段永霞在子女的婚姻里极少使用否决权，但对这门就快瓜熟蒂落的亲事，她最终投了反对票。

　　这之后，余山的婚事就一拖再拖，据说前后有媒人到严家说了80多门亲都没成。他自己说是“忙于事业，无心顾及”，段永霞认为儿子是对她当年那个否决票的“逆反”。直到严余山去东莞前，他才处到一个相好，女孩家在蚌埠门台镇，姓刘。这会儿严家也顾不上反对了，订完婚，两家结了亲家，小俩口一起南下了，说好过几年在外面挣点钱回来把婚结了。

　　老大迟迟不结，就把家里几个弟弟的婚期也拖延下来。二儿子的准媳妇其实很早就定了，却一直结不成婚，只有眼巴巴地望着大哥。在安徽一些农村，老大不结婚，家里兄弟是不能逾越的。

　　到1996年，严家人觉得大儿子的婚事不能再拖了，就催严余山回家成亲。段永霞心里想着挺开心，儿子这年完婚，来年刚好抱个牛宝宝，严家就真有三头牛了，是个好兆头。

　　严家上下对这场婚事格外重视，很早请人看了日子，婚期定在农历十一月初八，算命先生说这是个大发的吉日。段永霞开始忙前忙后，打扫屋子、找婚乐队、请厨子，置办婚礼所需要的一切。严宏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常在外走动，结识了些朋友，心里也想借着儿子的婚礼联络一下感情，请柬提前很久就发了出去，他估计这喜酒没有三四十桌办不下来。

　　就在这时候，女孩的父亲从外地回门台了。刘家这位父亲，说起来在当地也是号人物，年轻时曾经当过门台镇的大队队长、公社干部，主抓公社的工业和副业，在镇里有些权力，自然少不了人巴结。一个外地女人先是工作关系有求于他，后来对他以身相许，他也动了真情，竟抛下自己的妻子和一儿一女，跟这女人私奔了。这位父亲在严余山和他女儿谈恋爱期间从来没有过问过，甚至订婚也没有过消息，10多年后突然回家，让所有人都很吃惊。

　　起初严家人也没太在意，以为老人肯定是来参加女儿婚礼的，只是刘父的举动有点奇怪，他一再叮嘱严余山，让他婚礼前别买东西。严余山把这告诉了母亲，段永霞也没猜透这位神奇“亲家”的意图。段永霞只是往好处想，她听严余山回来说，刘家有一件很漂亮的红木家具，便思量亲家刻意交待不让儿子买东西，是不是想拿那贵重的家具做嫁妆。亲家那么大方，这可是件好事。

　　直到农历十一月初六，离大婚只有两天了，刘父才把他的真实要求跟严家提出来:结婚可以，不过，严余山要做刘家的上门女婿。这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两家彻底闹翻了。在严家看来，刘家以前一直没有提过这要求，完全是想以婚期作为要挟，另外，严家事先做了如此隆重的筹备，现在要突然取消婚约，让严家脸面全无。两家人大白天在村头据理力争地大吵起来。刘家说:“我们家就一儿一女，你们家儿子多，我女儿过去，你们不嫌人多吗？”严家说:“你们家两个全来，我都不嫌多。”刘家说:“我们家闺女小家庭生活惯了，你们家一大家子人，闺女过去能过得惯吗？再说，我就是招女婿，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严家反唇相讥:“是啊，把你招到眼皮底下看着，也没能看住。”

　　事情发展到这里，就没什么挽回的余地了。后来，刘家的母亲经不住女儿的苦苦央求，托人找严家言和，商量能不能把婚期推迟一周，两家都冷静冷静。很少发火的严宏昌仍然气急败坏，他一口回绝了中间人的请求，并让他转告对方:“要女孩儿嫁过来，得让她父亲一个头一个头从门台磕到小岗来。”

　　可怜的女孩一心思恋严余山，在这次失败的感情后试图卧轨自杀，被路人救了回来。严余山对我说:“女孩的父亲那次专门回家，就是想要拆台的。他在湖南再婚之后开了个饭馆，他是希望把女儿嫁给当地一个黑社会老大，让生意有人照应。”

　　余山的婚姻到1999年才得以圆满。他娶了一位叫张静的姑娘，是他幼时的相识。姑娘进严家后，严家看起来很旺。因为1998年江泽民主席的来访，严家在外的名声更大了。严余山离开了父亲的指导，离开了东莞的工厂，独自闯荡。2000年，全国基建投资增速，门台、大小溪河一带，有很多年轻人南下江浙倒卖水泥建材，严余山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他在这些淘金客里崭露头角，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谈生意能撑起场面，他用这些钱的大部分买了一辆黑色帕萨特。当他头一回把车从浙江开回小岗时，严家人在村口放鞭炮迎接，60岁的段永霞泪流满面。

　　2001年和2006年严余山仍奔波在外，张静在家为他先后生下一女一男。严余山说老婆生儿子那天他有预感，一定是个儿子，算命先生早就说过严家是“人丁发”。他从上海龙华寺一名高僧那求了两个名字:女儿叫严海月，儿子叫严才顺。严余山自己名字没有辈份，所以坚持在儿子的名字里要带上“才”字辈。

　　两个相差5岁的小家伙生下来的时候一般重，都是5.8斤。-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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