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一次，严德宝主动放弃了进入城市，一个可能挣更多钱的机会，甚至也放弃了当村干部。家里的那些田，还有这个家族未来的基础保障，才是他真正的乐趣所在。

　　记者◎王恺

　　惬意

　　2008年，小岗村的居民又获得了生活改善的机会，凡是愿意改建自己家楼房的，都能获得2万元的补助。

　　严德宝已经盖了两个多月的房子了，盖的是自家楼房的第三层。灰色的水泥四壁是他一遍又一遍刮上去的，尚未完工，看上去很粗糙。旁边邻居家的楼上加盖了精巧的隔雨层，相比之下，德宝在自家二层楼顶上努力垒起来的6间没装饰的水泥小房子更见简陋。

　　可是，对于根本没学过泥瓦匠手艺的他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到的一周里，他每天清晨6点准时上楼顶盖房子，晚上也不下来，就地睡在楼房顶上。据说晚上风很大，把蚊子全吹走了，而且，“无拘无束”。

　　并非因为我们的到来使他没处睡觉，平时只要妻子不在家，他都是跑出房间睡觉的。“房间里太闷。”在楼顶睡觉，可以看见四周的绿色农田。他家的田在远处，模模糊糊，而且还隔着片小树林，可是德宝说，他依然看得一清二楚。

　　白天，有时能看见他在3楼的平台上抽根烟，那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因为劳累过度，人显得又黑又瘦，在黑暗的水泥小屋中，只见一个灰黑的、劳碌的影子。

　　严家的3个儿子中，留在村庄务农的他最平常，也最朴实，脸上是孩子式的简单表情，笑起来尤其明显——和他的开着帕萨特的大哥以及在外求学的光鲜的五弟都没办法比。

　　与严家前面两次盖房不一样，这次盖第三层楼就他一个人总负责:设计是他，监工是他，工人也是他。原因就是严家要省掉人工费用。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成本很贵，自己忙3个月，就能省去2.6万元的人工费。

　　所以，尽管泥瓦匠的活计他从没干过，也硬上了。“一把抓”并不困扰他，反而有一种新鲜的乐趣。他向我仔细剖析，没有师傅教的情况下，哪些活计是他能干好的，哪些是他不能干好的。水泥墙不太平整，缝隙中总有些沙子露出来，这种种小毛病他也坦然接受，因为盖好后就是给自己家住的。

　　劳动带给他乐趣。多年来，他一直是自家田里最主要的劳动力。我们走的时候，2楼顶上的6间新房的水泥墙全部抹好，再忙个把月，新房子就能住人了，严家的房子又向上长了一层。

　　只有在极度劳累、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人上来帮忙的时候，他才长叫两声，“唉”，还是一个人闷极时候的声音效果。只有家里人知道，他这时候是在发泄了，这时候家里的大嫂会上楼去帮他打小工，送桶和好的水泥。“过一会他就安静下来了，像个孩子似的。”穿着时髦的大嫂评价说。

　　小时候，排行老四的德宝就是个省事的孩子，因为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在父母的回忆中，关于他的童年故事付之阙如。

　　1978年出生的他不像哥哥和两个姐姐那样尝过饥饿的苦，需要和父母亲去讨饭获得生存，却也不像小弟那样有条件生活得较好。他小时候，“一直帮着家里放猪、放牛，9岁才上学”。1999年，中专刚毕业就去当了兵，为的是积累资本，实现父亲规划中的自家儿子能在本乡本土当干部的愿望。2001年到2007年，他在村里当了6年的副支书，这个岗位对于他不是愉快，反而是折磨，到了最后阶段，“恨不得早点退下来”。

　　严家的40多亩农田，才是德宝主要的“战场”。他喜欢干农活，“有时候累了，往田沟里一躺就睡觉了，醒的时候天上全是星星。下雨的时候，拿个钓竿去自己家的塘里，多惬意啊”。他是很少数用“惬意”来形容小岗村农田生活的人。

　　参军

　　1999年12月，严家德宝参军的消息传遍了全村，甚至邻村的舅舅家也来了人。在1999年的凤阳县城，参军确实是件光荣的事情，听说当年整个县城也只选上了十来个兵，参军意味着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多了一种可能性，家家都要摆酒请客。

　　德宝还记得，家里一共摆了11桌酒，当天早晨，他母亲凌晨3点多就起来杀鸡。那些鸡都是自己家里养大的，本准备春节拿去卖钱的，可是那时候顾不上算这种账了。

　　那天，被现在的他视为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气氛很热烈，可是，“这种热烈又不像乡村婚礼那么俗气”。德宝回忆，来的客人送的不是钱，而是一些有情谊的小礼品:一本写了“严德宝同志留念”的大笔记本是中专的同学们合送的，他留到了今天;还有钢笔、书籍之类，在德宝看来，这些都是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东西。

　　“向上”，是严家给德宝的目标，他的参军也确实被村庄里的人视为向上的一条路途。在1999年的安徽农村，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进城工作的德宝要想有所作为，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在村里干出个样子。那时候德宝虽然已经入党，可是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能，父母亲都相信，要是能去军队锻炼一下，对他今后回村里发展有很大好处。

　　并不是谁要当兵都能当上，母亲段永霞扁脸，一笑脸便圆起来，德宝的参军和退伍都和她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德宝个人第一件值得书写在家庭历史上的大事件。

　　当年她在田里劳动时，听到村里广播说招收新兵的消息，当时就想让德宝试试，“我知道参军可能需要关系，但转头一想，验不上就当检查身体”。当年德宝就很消瘦，加上他小时候放牛时身上被牛豁出过大口子，这个原因也使母亲觉得他验不上兵。“验不上也不要紧。”走的时候母亲这样劝他。

　　德宝从5岁开始出门放牛，因为家里缺乏劳力，一直放牛、放猪到9岁才上学。猪比较乖，在人家田里找剩的东西吃，可是牛就没那么听话了，在田里干活的家人都被顶过，母亲最严重，两次被牛顶，一次顶胸口，一次把手上的筋都挑出来了。德宝那次的伤也很重，12岁那年下地干活，“在前面牵着牛走，老牛忽然发了疯，把我挑得飞了起来”。这次幸亏是和姐姐一起，很快被抢救回家，屁股到腿上豁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躺在床上20多天才好了”。

　　幸运的是，这次体检德宝一切合格，而且，他在中专就入党的经历，也给了征兵的同志以很好的印象。德宝那个中专是凤阳县专门为培养乡村干部特设的，这也使德宝的谈吐比一般的同龄人成熟稳重。

　　一方面，参军意味着未来之路更宽广，但是另一方面，参军也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的减少。因为当地土地多，这样简单盘算后，很多家庭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拒绝了当兵。而且由于凤阳经济不发达，本来当兵应该有的津贴，在凤阳始终无法落实。为了这个原因，很多人在参军的最后关头动摇了。德宝和他的家庭却都很坚定，他们认定，德宝肯定会在军队里受锻炼，将来前途广阔。

　　顺利应征入伍，德宝被分配到福建某部，成为专门在海上作业的专业化工程兵。“本来以为刚开始是学列队，结果刚开始去就是学游泳。”凤阳虽然缺水，但包产到户后，很多人家都有一口用于灌溉的小水塘，所以他从小就会游泳。可是这种乡村孩子的游泳方式在部队并不适用，“我们被要求每天在水中游泳10多个小时，部队最需要的是耐性”。

　　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岸上暴晒，让身体血肉习惯强烈阳光的伤害。有的没晒惯的新战士，晚上睡觉一边哭一边喊，身上全晒破了，完全不能躺下，“最后身上一揭就是一大块皮”。这一切艰苦的训练，对于新入伍的德宝来说都不是重大考验，“早在家乡的田里就已经习惯了这些”。

　　对于德宝，新课题也许是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可是德宝显然不是这块料。他所在团的副团长是安徽人，“可是我和他见了几次面，都没让他知道我是安徽人”。

　　他把时间花在学开车和军事训练上，成绩出色，很快成为他们团经常去参加军事比赛的新战士。“团政委很喜欢我，经常来我们班找我们几个新战士聊天”，甚至在德宝退伍后还来老家找过他。军队还培养了他的耐性，“很多训练的场合，一个人在海里要游上近10小时”。军队生活没有使他增加所谓的行政能力，却使他成为一个稳重、有恒心、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这种习惯持续到今天，德宝还是个很早就起来听收音机的人。

　　没想到，他的退伍来得那么快。在母亲的回忆中，德宝的退伍像一个传奇，来自于她与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的偶然见面。

　　德宝参军的那几年，正好是严家所有的孩子四处活动、在外谋生的那几年，一个孩子都不在母亲身边。半夜里院子里外的一点响动，都能让段永霞产生幻觉，“半夜3点跑到大门口去开门，觉得是哪个孩子突然回家了”，想孩子想得不行。

　　正好南京军区的部队领导来小岗村学习考察，一位副司令员看见了墙上德宝参军的照片，就问段永霞，“老嫂子，想儿子不想啊？”段永霞明明知道让儿子退伍不是好事，德宝更好的出路是考上军校，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副司令员一看就明白了。她不好意思地回忆当时哭的场景，“是我耽误了德宝的前程”。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副司令员来过严家一个多月后，德宝就接到退伍的命令。尽管有些不舍得，可是，“那时候我也很想妈妈，想家”。当兵两年的德宝回家乡了，当时，他参加的军队远程进修班的教材刚刚寄到，“别人回家都带土特产，我回家带了一箱子书”。这点，至今还让德宝很自豪，可是村子里的人却觉得这是件可笑之事。

　　而且，与众不同的退伍原因，也让德宝心里很舒服，“我不是在部队表现不好才走的”。与此同时，他心里也想，身为小岗村居民的他和他的家庭，“总有办法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大人物，这对我们小岗村今后的发展也有好处”。

　　回家

　　带着振兴村庄的梦想，严德宝回了家。回家那天德宝自己带着箱子和铺盖卷，从县城转了两趟车回到村里，故意没给家里打电话，想给家里一个惊喜。母亲看见他就抱着他哭了。这是母子分别3年后首次见面，在部队里，几次春节回家的机会都被德宝放弃了，“让给了一些老兵”。

　　德宝退伍是2001年秋天的事情。小岗村的主要经济收入仍然靠农业，严家的收入来源也还是靠土地，可是，严家三兄弟却有了不一样的梦想，他们觉得，要在他们这辈上实现严家的命运大转折。

　　那年春节，三兄弟正式开了一个家庭讨论会，决定家庭未来方向:老大和老五都继续在土地之外的领域拼搏，德宝回乡了，从此就被捆绑在土地上，不过也有了重要任务，要在小岗村当村干部，使自己家在小岗村成为有话语权的家庭——这是随着父亲严宏昌的逐渐老去，而加给德宝的新任务。

　　“讨论让我们很兴奋。”德宝还记得，讨论范围由振兴家庭到了如何振兴小岗村，那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喝醉酒，“感觉小岗村未来的振兴就靠我们了。”

　　三兄弟在除夕开会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2008年春节，讨论的目标还是没有大变化，仍然是大哥发达后回家乡办企业，小弟则负责家乡的形象宣传。不过，此时德宝已经不做干部了，他抛弃了幻想，更关心一些实事，例如家里的具体经济收入。7年了，严家的收入来源并没有大变化，德宝带领着家里女性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仍然是这家庭的支柱。

　　讨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只是德宝很喜欢自己家开会的感觉，“三兄弟畅谈理想，感觉又回到了部队里，那时候的讨论会也是这样的气氛”。

　　这点上德宝很像父亲，很注意“气氛”，别人的尊重能带给他很大的满足。2001年，经过严家的努力，德宝当上了村里的副支书。从硬件上看，德宝很符合条件，他刚从部队复员，又有了多年的党龄，可是德宝在软件上也许根本不适合当村干部，父亲发现他和自己完全不同，是个不会在场面上说话的人，“尤其是看不惯的事情，他脱口就说”。这就导致了他不能和一些人相处。

　　家里人把这解释为德宝的正直和不圆滑，可是村里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德宝的素质不高，不是“干部的料”。作为副支书，德宝没有具体分工，他所干的大多是带领民兵搞劳动等琐事。

　　他自己的记忆里，他的干部生涯中的突出作为，也不过是某年带领村里的民兵养鸭，“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德宝觉得，干农活要靠脑子，“那年，村里养鸭的人家都发财了”。原来那年市场上鸭的收购价格比较高。但是，这并不能使村里人承认德宝的能力，大家印象里，他还是那个又黑又瘦、看见上级领导就说不出话来的老实人。

　　德宝不能和上级派来的干部顺利交流，在他的下台这件事情上也有所证明。2006年，因为小岗村的一些矛盾，外派的党支书来到小岗村，德宝和他的同事们被重新分配工作，“有一段时间，去上班就是打扫卫生，村里的新建马路反正没人扫，正好归我们几个”。这件事情，被他看做很大的屈辱，“完全不尊重我们本村的干部”。德宝于是从做了几年的村副支书的位置上彻底下来了。

　　村里的干部没什么收入，德宝这些年更多的力气还是放在农活上。18岁离开家乡那年，已经什么农活都会干了，可是，“这两年家里更新换代，又多了一些机器，得从头开始学”。严家的牛早就卖了，又花大价钱投资了一些新的农用机器，他家在这上一项敢于领先投资，德宝成了家里新买的收割机的试用者。“好在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开车，这些东西一学就会。”他骄傲于自己在干活上有天赋。

　　收割机不仅自家用，还能出租给别人，德宝随机器出租，因为他干得好而快。严家的农业收入随着德宝的归来而迅速增加，德宝开始喜欢自己的农田生活。

　　天赋并没有带给他轻松的生活，这些年，严家的40多亩土地主要靠他和大姐、大姐夫在支撑，有时候他累得连母亲都看不下去:“收割稻子的那几天，他累得都走不回家。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去看看，他已经在田埂上睡着了。粗看没看出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人的影子在草垛上缩着，身子就像个初中生。”

　　德宝和他兄弟们的反差，不仅在日常生活上，也在外貌上。大哥西装革履，壮实，也注重修饰，每天都能看见他在简陋的厨房里刮胡子、对着油烟熏黑的镜子洗脸。照片上的五弟被摄影机、西装包装着也很光鲜。可是德宝常常脚都没洗干净地出现在外人面前，标准的农民模样，在地里干活习惯了，除非有重大事情，懒得关心外表。

　　家里有外人来时，出面接待者一定是父亲和大哥，德宝从不上主桌，他和家里干活的女人们一起，坐在院子里黑暗的小桌子上吃晚饭。他也喜欢这样，觉得自由。我们到的那几天一直如此，尽管大家已经很熟悉。

　　看见儿子彻底从军人转化成了农民，而且，今后也可能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母亲有时候还是难受，她觉得，是自己当年想儿子的那一哭，使德宝放弃了可能有出息的未来。她有时候问德宝，后悔了吗？是不是要埋怨妈妈？可是，德宝的回答永远都是“不怨”。他说，那个时候，“我也想你，想家里”。

　　在德宝回家一年后，当年部队里比较欣赏德宝的团政委正好来到安徽蚌埠办事，还专程来了严家。当时德宝正好在舅舅家帮忙收割，两人因此没见着面。家里人猜测，他是来动员德宝重新回部队的。从舅舅家回来后，德宝拿着首长留下的电话沉默了两天，两天后才通电话，“团政委已经回福建了，电话里就没有再说什么”。这可能是德宝重回部队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是此时，家里面确实已经少不了他了。

　　事实上，当上村干部的那天起，看着台上台下说话都很本分的德宝，家里人对他的期待就开始降低，甚至对外人也肯承认。和我们一起在饭桌上，大哥在幻想自己企业做大的美好场景，说那时候要家里的人都到自己的企业去，“德宝可以去做基层管理，他不是一个帅才，可是执行能力不错”。

　　慢慢地，家人开始给德宝换了定位，不再是风头十足的乡村领导，而是一个老实能干的乡村农民。大家都接受了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全家目前经济收入的顶梁柱的事实。

　　大哥和小弟还在外面的世界晃悠，他们没有给家里的经济带来增长，所以德宝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包括哥哥全家和小弟放在家的媳妇和孩子。而家庭的日常开支的权力，也从母亲手上逐渐转移到了德宝的手上。

　　尽管在村干部的职位上走向辉煌的梦想逐渐在破灭，但是生活还要继续。2003年，家里要给德宝说媳妇，不像大哥那样有80多个提亲的人，老实的德宝却只有20多次相亲的机会。现在的老婆舒则玉是他一眼看中的，“她个子小小的，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很天真活泼的样子”。其实那年则玉已经23岁。不过，则玉现在常常开玩笑说，当时并不是看中了他，而是看中了德宝的父母亲才嫁过来的。

　　舒则玉比德宝小两岁，家在凤阳的黄庄，那里更靠近淮河，小岗村比他们村富裕而知名度高。则玉家里只有她和哥哥两个孩子，从小养得娇，没怎么下过田，家里担心她出嫁后会被婆家人指责。

　　而天真的则玉婚前的想法就是，找个公婆厚道的人家就好了，“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村里家庭不和的故事，特别害怕和婆婆合不来”。和德宝见面的时候，“觉得他又黑又瘦，特别普通”。而且，即使去相亲，德宝也没有特别打扮，“只是比平时干净了些”。可是，德宝父母亲的慈祥、和善让她印象深刻。

　　婆婆也对她印象很好，觉得她懂道理，至于会不会干活无所谓，“只是觉得她样子很小，头发卷卷的”。那是则玉在浙江打工一年后学回来的发型，把头发卷成小卷，再盘起来，“在农村很少见，大家都觉得看上去很小样”。虽然头发上有花样，可是穿着很普通，“我不愿意别人觉得我特别看重相亲”。

　　双方都同意之后，就准备结婚。结婚是婆家催促的，在2003年的8月，“特别不愿意那么快就出嫁，可是德宝家里着急，他已经25岁了，在农村算是大龄青年”。

　　结婚那天，舒则玉印象深刻，因为淮河那年发了洪水，她们家到德宝家的路完全都淹没了，来接她的小汽车只能在河堤上小心翼翼地开着。可是，慢慢地天又下起大雨来，河堤上也没有路了，男人们只能下来推车，车里只剩下新娘子则玉一个人，穿了租来的婚纱，看着窗外的大雨。不过她很安心，因为她知道，德宝他们不会让车子半路停下。

　　车窗外的德宝脱掉了西装，卷起裤腿，和大家一起推车前行。则玉这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打量未来的丈夫，她注意到了德宝虽然个子不算高，可是很有力气，这种注视慢慢让她心里高兴起来。

　　因为怕来的人多，所以德宝的婚礼没有通知父亲外地的一些朋友，不过家里的院子还是坐满了人，这是德宝自参军那天之后最得意的一天，尽管雨水湿透了新郎的西装。

　　灾难

　　尽管从没学习过哲学，德宝还是能说出一些吓人一跳的话，“是不是每件幸福都伴随着不幸？”站在自己正在盖的新房的阴影里，德宝这么说。

　　德宝的婚姻既带给他幸福，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婚姻的幸福从婚房的陈设就看得出来:巨大的近乎一人高的音响，新加的卫星天线使电视能收近百个台，墙上挂着巨大的婚纱照，和一般的城市青年的婚房并没有两样。

　　婚后，则玉并不用下田干活，她很快就怀上了孩子，并且进县城的一家化妆品店工作。这个机会来自于公公严宏昌。公公在北京开会时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凤阳县城开了个化妆品专卖店，要找人管理，则玉谈吐大方，正好适合这个职位，唯一的缺陷是不能和德宝日夜相守。

　　尽管从小岗村到县城包车只要40多分钟，可是家里的农活太忙了，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德宝只去过县城几次。他对去县城看望则玉并不热衷，“太无聊了，她在那里忙，我在旁边坐着发呆”。他觉得，县城生活远不如在农村里干活自在，则玉在身边，要监督他每天洗脚后才能上床。他总是在县城小住几天就赶紧回家。

　　而则玉慢慢也不喜欢县城的工作。凤阳还是小地方，消费能力不强，刚开始时生意好，“可是就好了两个月”。

　　没有顾客来的日子，则玉经常在小店里发呆，“感觉很孤独”。则玉在出嫁前，曾经在浙江黄岩打过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她也是不愿意忍受打工生活的孤独，因而回到老家，“有家里人在身边，那才是温暖的日子”。现在的县城生活给了她似曾相识的孤独感受。

　　生孩子后，则玉彻底放弃了县城的工作，她和德宝都沉浸在快乐中。孩子是严家的第二个孙子，只比五弟的孩子小两个月。“孩子长得很快，个子又高又大，长得特别漂亮，全家人都喜欢。”

　　唯一的烦恼是，生孩子后，则玉发现家里的钱用起来很紧张，“给自己的钱可以省，衣服不买也就算了，孩子用的钱却省不下来”。因为严家并没有分家，而德宝现在管家，“他很谨慎，对自己特别苛刻、仔细”。作为德宝的妻子，则玉不仅不能额外用钱，反而要注意一言一行，怕家里人说闲话。“有时候要给孩子吃好点，用钱立刻就觉得青黄不接。”孩子喝的是较好的国外品牌的奶粉，“在食品上我们也很注意”。

　　可是，这点小烦恼很快让位于更大的灾难——孩子生下来4个月后，有一次感冒在镇卫生院看病，可是“挂水怎么也挂不好，一夜夜地咳嗽，听着很心疼”。只能去县城医院看病，德宝有个亲戚在县城医院当医生，这位堂嫂看了孩子的全面检测报告后，眼睛含着泪水，告诉德宝和则玉，“这个孩子要不得了”。

　　原来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两家都没有这种先例，只能怪命运作弄他们。堂嫂劝说他们放弃这个孩子，是因为有医院经验的她知道，这种病既看不好，而且每次生病都会花销巨大，“不是你们能负担得起的”。

　　可是谁舍得放弃？德宝说，当时就觉得，孩子来到他们家也是缘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养着”。

　　自从那次检测后，孩子的病几个月就发一次，每次都是复杂的并发症。德宝发现堂嫂的话很准确，孩子的病不是他们这种家庭能负担的，“在县城看一次就要几千块，而去蚌埠看一次，就要上万块”。家里几年来积蓄起来的钱，眼看着减少了不少。则玉最看不得孩子每次生病时的小脸，“憋得发青”。

　　孩子1岁的时候，在蚌埠市的医院详细检查，原来是因为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有问题，导致了这种先天性疾病，孩子确实随时处于生命危险中。从那时候开始，德宝就培养自己更加硬心肠，“随时准备孩子会离开我们”。则玉则处于精神紧张中，有时候孩子发病，“她也病起来，甚至比孩子还厉害”。

　　有一次去县城看病，眼看着孩子就不行了，要进抢救室，德宝只有几百块钱，“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只能乱想办法”。虽然德宝知道大哥做生意一直资金紧张，常常看他为欠款发愁，可是此时也顾不得了，他找大哥开了口。

　　11点打的电话，13点，大哥就给他的卡上打了8000元。他知道大哥凑这钱有多么不容易，“为了这件事，我感谢大哥一辈子”。德宝说，尽管这两年大哥常常一年也拿不了多少钱回家，“可是，我把他们一家的生活都照顾得好好的”。

　　2006年冬天，孩子快两岁的时候再次发病，这次病得格外严重。德宝和自己的母亲段永霞虽然没有多少医学知识，可也知道这次情况不妙，两人抱起孩子就往上海跑，跑到蚌埠站买火车票，没有座位，一路站到上海。“还没下火车，孩子就一抽一抽地不行了。”段永霞多年前跑过上海，两人抱着孩子就直奔第一人民医院，德宝抱着孩子，跑在母亲后面，边跑边哭。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赶过死亡的脚步，孩子在医院一小时后就死了，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上手术台。德宝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唯一庆幸的，就是妻子则玉没有看见这一幕，“否则她肯定会发疯”。则玉因为前些时候孩子不断生病，心情特别不好，此时还在外地散心。

　　孩子虽然已经死去，可是，德宝还是觉得他有温度。“当时是冬天，穿得厚，德宝一直牢牢抱着孩子，不肯放开。”段永霞回忆，她害怕医院要留下尸体，于是悄悄和德宝说，我们快抱着孩子走吧。德宝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用大衣裹着孩子往外就走，好像那孩子睡了一样，“脑袋耷在德宝的胳膊上”。两人没别的想法，就是要把孩子带回老家去，“不能把孩子留在这陌生的大城市里面”。

　　回来的时候不敢再坐火车，怕检查出来他们带着死去的孩子，只能去坐长途汽车，那里检查比较松。德宝和母亲坐了平时根本舍不得坐的出租车，德宝抱着死掉的孩子，不敢哭，害怕被别人发现。到了长途汽车站，两人更紧张，好不容易上到长途汽车上，他们并排坐着，是母亲段永霞先哭了起来。后来，换母亲抱孩子，德宝把头埋在衣服里，母亲知道他在哭，“也不敢哭出声”。

　　毫无疑问，这段经历是严家最伤心的历史之一——是豁达的母亲段永霞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辈子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她一边腌制咸菜一边这么说。旁边墙上挂着的是去年的全家福，“第三代本来应该有10个孩子的”。

　　他们不愿意向村里人承认自己的孙子死亡的事实，所以村里很多人并不知道严家这个孩子的具体故事。甚至则玉也是很晚才知道，婆婆和丈夫告诉她，因为孩子没办法看好了，就在上海把他送到了福利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好，说不定可以救孩子一命。这个故事，在一定时间里确实成为则玉的精神寄托。

　　因为属于夭折，孩子的尸体按照规矩是不能进入严家祖坟的。孩子的舅舅和外祖父连夜赶来，把小小的尸体埋在了远处的山上，具体地点连德宝也不知道，因为怕他知道后会去寻找。在楼顶上，告诉我这故事的德宝看着远处的青山，微微叹了口气。这个两岁就死亡的孩子，就此在世界上消失了。

　　就在不久之后，则玉的哥哥在生了两个女孩后得了一个男孩，因为属超生，所以干脆给了德宝夫妻。这个孩子像一个强大的安慰剂，使失去了孩子的小夫妻有了新的寄托。德宝给孩子按辈分起名叫“才源”，对待这孩子很亲近。

　　今年，妻子则玉终于重新怀孕，但是，她对才源也很有感情，“我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她觉得，即使是自己重新生育后，对才源也还是一样的好。

　　因为德宝领来了则玉哥哥的超生孩子，村里也因此有人造谣，德宝是因为超生才从村干部位置上落选的。事实上，是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德宝心情暗淡，加上对村干部岗位上的争权夺利看不上眼，才坚决拒绝再做村干部工作的。

　　第一个孩子的死亡，使得本来就不善言辞的德宝更不愿意说话，他变得格外看重家庭。村里人有的劝他外出打工，德宝也尝试着去了四叔所在的宁波一次，四叔全家都在那里，收入很高，“肯定比村里干农活要来钱容易”。可是，德宝只去了一天就“逃跑”回来了，“那个房间，简直不能住”。

　　在家里，德宝的新房足足有近100平方米，还不算他正在盖的第三层楼里的3间房子的面积。他已经习惯了在空旷的空间里生活，城市里打工者的狭窄空间让他害怕。

　　他还去了四叔打工的车间，“轰隆隆的机器声也让我害怕”，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而小岗村的声音才是他习惯的背景声，基本上是一片宁静，有时候农田方向会传来白鹭的叫声，收割机、拖拉机断断续续的声音，就算是巨大的噪声了。

　　加上出门打工肯定会造成夫妻分离，这是他和害怕孤独的则玉都不愿面对的，所以，严家的老二成为小岗村的常住人口。

　　2008年，正好是德宝30岁。当初的战友们有一次在南方聚会，战友们有在广州开公司的，有在南方城市做小生意的，都发展得不错。其中有一位和他要好的朋友再次动员他去南方发展，可是，德宝还是拒绝了。“我就留在小岗村了。”他相信，40亩地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一定会比在城市打工少。

　　回归

　　今年夏天，德宝出去替人开收割机，谈好的价钱是每天80元，可是只开工了一天，他就中暑晕倒了，结果第二天就只能打吊针，花了81元才治好了病。大姐开他玩笑，说还赔钱了。

　　这种玩笑并不伤害德宝。从八九岁开始，他就和大姐一起在自己家的田里劳动，两人一直是田里主要的劳动力，相处非常好。结婚前两年，农忙的时候，他和姐姐、姐夫经常在田地里就睡觉了，他和姐夫累慌了，就抽根烟解闷，慢慢地，姐姐也学会了抽烟。德宝觉得，女人抽烟样子不好看，可是姐姐抽烟他无所谓，因为地里的活“实在很辛苦”。

　　在村里，他家的田算是远的。还在他小时候，村里因为池塘的归属问题，重新分配了一次土地，他家的田就从离家近的地方到了远处。可是，有了独立的池塘，灌溉问题就解决了。那池塘并不好，从前小岗村死了人都往那里堆，那个塘因此有了“死人塘”的名字。小时候德宝在田里捞鱼，还经常能捞出死人的骨头。

　　可是德宝自己不这么叫，他根据谐音，管那个塘叫“私人塘”，并且这样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他家池塘的“正规名字”。那口塘周围的40多亩田地，就是他主要的活动空间。

　　20年前，家里的宅基地重新划定，往西移了一点，这样一来，严家的住宅就正对着自己家远处的田地了，站在楼顶上就可以看见自己家的田地。德宝感觉很好，没事情就站在楼顶上，虽然看不清楚地里的庄稼长势，“看见那里一片绿油油的，就很舒服”。

　　修房子的时候，德宝家来过风水先生，简单看了看，说是不错。德宝没事就站在自己家的楼顶上琢磨，不过没琢磨出来这风水怎么好，最后重点还是落在自己家的田地上。“我们家的田是低地，周围的水都聚合在那里，所以，我们家庄稼也长得比别人家好”。肯定是“水多财运足”，所以风水不错，德宝就这样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三兄弟中，他最关心自己家的土地、房子和院落，他比他们都接触得充足，心也在这里。院落里挨着房子的地方有两棵高大的水杉，别人都说这么高可以卖钱了，可是德宝坚决不肯砍。这次他有“科学的解释”，“我们这里也属于地震带，万一这里发生地震，家里人可以顺着水杉树爬到楼上去，这样就不会出事”。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在德宝眼里都自有其用处，他对家里的一切都有规划。

　　和父亲一样，德宝对最近几年家里种什么、养殖什么都有一笔账：“我们家种什么之前都开个家庭会，讨论通过，反正不随大流，往往是反其道行之。”这种对自家40多亩田的筹划，成为让德宝很得意的事情，觉得自己的家庭也与众不同。

　　尽管不当村干部，可是德宝已经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他还是很喜欢去外地考察和学习。和父亲、甚至哥哥弟弟相比，德宝去的地方很少，而且集中在村庄上，因为他“还是晕城市”，而去村庄，“可以和自己的村庄对照着看”，寻找适合自己村的发展方式。

　　当村干部那几年，他去了华西村和南街村参观，今年又去了山东寿光参观那里的蔬菜大棚，和父亲一起去的。父亲严宏昌是作为寿光当地“纪念改革开放”的农民代表去的，费用都是对方负责，可是德宝的费用就全部是自己出的。严宏昌自己思量，四儿子德宝太老实，还是要让他多出去见世面，所以即使是出门一趟花费不少，家里还是愿意出这笔钱。

　　对于德宝而言，世面确实是见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宴就要几万元，“桌子上的东西，有很多闻所未闻，比如说豆虫子，我们这里就当废物弄死了，人家那里是几十块钱一盘的大菜”。他联想起下午在自家的黑豆田里弄死的几十条豆虫。

　　不过总的说，这笔钱花得有点冤，“那里的经验不适合于我们这里，他们的基础太好了”。寿光是全国的典型蔬菜生产基地，可是那里的大棚投资都由政府先期协助完成，这在懂行的德宝看来，“在我们小岗村根本不适用”。

　　田里的活忙起来，3个主要劳动力根本不够，农忙时节，父母亲也下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3个媳妇倒是一直不下田，这让段永霞很骄傲，她说邻居总说他们家，“你们的媳妇是用来看的啊？”今年是德宝做主，让自己的老婆带头，和大哥、五弟的妻子都下田插秧，让父母亲休息休息。

　　则玉不太高兴，她自己家虽然离小岗村不远，可那里是沙地，只种植些麦子、花生、豆子之类，家里没有水田，因此她不会插秧，要从头学起，她觉得别扭。

　　可是现在德宝管理家庭，她又不好意思为难德宝。今年夏天的那十几天插秧让她现在都很难忘，那时候天天回来，累得就想大哭一场，“早上4点钟就要出门，天还黑着，可是去晚了不行，因为到九、十点钟就很晒了，不能再做”。下午等太阳小点，又得出门，要快天黑再回来，腿像蹲了一天马步，都不太会走路了。

　　回来顾不得吃饭，“到家就要给才源洗澡，把尿，婆婆她们虽然照顾孩子，但是到底年纪大了，而且孩子多，有很多事顾不过来”。

　　尽管这么艰苦，可是表扬也没有落到则玉的头上。老五的媳妇虽然和她一样没干过农活，可是她学得比则玉快，大家都觉得老五的媳妇最能干。则玉低着头猛干，“几十亩地里的泥巴像天上的云一样，一卷一卷，没有边”，她只觉得，自己的腰快断成两截了。晚上回家，德宝只是私下里和她说好话，说只干这几天，过去就好了。

　　则玉觉得，德宝“老实得让人生气”。

　　德宝当了家，除了让她们下田插秧外，还制定了一些新规矩，比如白天不能打麻将，每次输赢不能太大。这种鸡毛蒜皮的规定，并不能升高德宝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大家还是觉得，天天开着帕萨特出门的大哥在外游学、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五更使家庭感到希望，毕竟农民的生活和城里人的生活还有距离。

　　事实上，目前，德宝和家里的女人们终年的辛苦劳动养活了全家，这种土地上的劳苦耕作，既为家庭带来了财富，也可以为德宝带来最终的成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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