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分手，几个律师去了德州，我同另几个回国，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看了这锋利的电影。新闻片和法庭片，是 我影碟收藏的两个拳头产品。当导演把法庭径直搬到直播厅，你想我有多么爱不释手。

　　故事放在德州，因德州仍有死刑。小布什当年也因拒绝特赦，而享有“德州屠户”的恶名。州长和电视台老板策划了 一出“全民判决”的实境电视节目。3个小时，在演播厅内施行审判。900万观众，成为最浩大的陪审团。无数男女在一小 时内拨打电话，点击网站，以最直观、最感性的方式，论断被告有罪。法官宣布死刑判决，一周后，1100万人在网上付费 观看了死刑直播。

　　倘若这是真的，大概会是继苏格拉底被501人的雅典大陪审团判处死刑、耶稣被犹太群众和罗马总督判钉十字架之 后，人类史上第三起标志性的、当众羞辱司法正义的群众谋杀案。尽管被告的确残忍地杀死了一名节目主持人。

　　剧中的辩护律师叫山姆。1991年，另一个叫山姆的美国律师，和两个朋友回应苏东的溃败，追随一个“好撒玛利 亚人”的异象，成立了著名的基督徒律师组织“辩护国际”(AdvocateInternational)。他也参与了 另一个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督徒法律团体”(ChristianLegalSociety，简称CLS)。这两个N GO四年举行一次“全球基督徒律师大会”。150个国家，近千名律师、学者，借CLS的宗旨来描述这群法律人的理想， 是最恰当不过的：

　　SeekingjusticeinloveofGod(在上帝的爱中寻求公义)。

　　好撒玛利亚人，是福音书中耶稣回答刁难的寓言。

　　《旧约》说，一切律法的精髓，是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己。有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人？耶稣便以犹太人的仇敌撒玛 利亚人设譬，说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一个祭司过去了，没有伸手；一个利未人过去了，还是袖手；一个撒玛利 亚人却停下脚步，为他包扎，送到客店，将随身的银两托付给店主。好比是说，一个中国人垂死，领导先走了，老板过去了， 爱国主义者游行去了，一个外国人却蹲下来救他。耶稣反问，你说谁是那需要帮助者的邻人呢。

　　直到如今，我们的法治观，还是立不起两样根基，一是正义，一是爱。

　　关于前者，人们会问，正义真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吗？等于是说，世间真有正义吗？其实邻人是一个关乎普世性的譬喻 。老祖宗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在我们中间，“人”却下降为低于民族政体的概念。法律界最可悲的格局，就是90%的言 说，都出自没有价值立场的衡量。如果非要修改一篇论文，首先被抛弃的，就是作者的价值立场。就像一个大学生，如果考公 务员，要撒的第一个谎，就是他的信仰。

　　关于后者，人们问得更直接，法律和爱有什么关系呢？在当代中国，justiceinlove，是陌生到一个地 步，甚至显出几分诡异的说法。赦免，也成了一个久违的、似乎只与君王特权相关的古代概念。我们学了一个法治的形式，然 后手足无措，不知道把“赦免”摆在什么位置。

　　这次全球基督徒法律人汇聚，我见到三个心仪已久的人物。

　　一是弹劾克林顿的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他演讲的风范令人着迷。一是国际监狱事工的创办人寇尔森，尼克松“水门 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幕僚。他在狱中读到路易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幡然悔改，成为水门事件后唯一公开忏悔的当事人 ，不但成为著名的福音派作家，也从此致力于在狱中传福音，办查经班，让服刑犯学习自我管理。

　　他的故事也到了德州。小布什在德州监狱划出一个区域，允许寇尔森的监狱团契独立管理。当年，布什州长手牵一位 杀妻犯，在狱中齐唱《奇异恩典》的照片曾广为流传。10年后，寇尔森带着这位修完《圣经》课程的杀人犯进入白宫再次与 布什见面。200年来，这是第一次尚在服刑的杀人犯进入白宫。寇尔森在书中这样写道：30年前，我是个背弃了国家和正 义的罪人，走出了熟稔的罗斯福厅。今天，我却带着一个重刑犯回到这里。

　　在电影中，电视台为操控舆论设计伪证，误导山姆相信被告无辜，却在现场直播最后关头，拿出谎称遗失的现场录像 带在电视上播放。山姆在最后陈词中，悲愤地对着上千万观众说，不要杀死我们的司法制度，不要判他有罪，因为正当程序被 违反了，我们没有给他机会。

　　审判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事。如山姆说，请记得，你们不是决定让他去一个海岛，是要决定让他从地球上消失。

　　一个不信仰法律之正义的人，怎么敢背着法官这个头衔哪怕一秒钟？一个不相信爱的永恒价值的人，也无法理解程序 正义的真实涵义。爱与仁慈，不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是法律的统领。Justiceinlove，就是justicein procedure(程序中的正义)。

　　我见到的第三个人物是约翰·罗伯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这位强硬的保守派几十年 前做过前任伦奎斯特的助理。到底，一位敬畏上帝的首席大法官，对司法体系意味着什么，对这个世代意味着什么？当我蹉跎 几万里，落地后听见关心的案子开庭的消息，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仍活在这两种风险之间：舆论中的“全民判决”，或现实中的“司法暗杀”。当一个仇恨社会的公民，以暴行成 为体制的造反者，我们到底要怎样对待他，才能区别一场正义的审判和一桩可耻的谋杀？信仰法律，到底是信仰什么呢？对上 海的法官或成都的一年级大学生来说，这问题都一样尖锐，一样难过。

　　PhilippeMartinez 《全民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