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主持：陈焱

　　本刊记者

　　出于国家管理习惯和要求，以往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受到一些限制，一直有外国媒体呼吁放开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地 区采访。10月17日深夜，外交部就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作出说明。同老条例相 比，新条例有了重大变化。条例的实施意味着外国记者们奥运期间享受的采访自由将被无限期延长。

　　新条例传递出政府哪些执政方式的改变？方便外媒采访又该怎样做到惠及国人？对于西方媒介习惯式的负面报道我们 该抱怎样心态接纳？本刊记者约请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进行评析。

　　“开放外媒采访是政府在做试验”

　　作为一个新闻研究学者，你怎样评价新条例传递出的开放色彩寓意？

　　新条例是中国新闻开放方面的重要步骤，也是在便利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方面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不是中国政府被 迫性临时性的一个措施，而是一个试验。我记得2007年1月开始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 时就有很多外媒问我“这是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我回答：一个军队一个舆论,在这些涉及国家安全领域里,国家从来出 言慎重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奥运的承诺,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它是一种试验,在一个小范围内做一种试验 ,根据它的利弊得失、政治考量然后再扩大,.我相信这样一个试验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阶段,观察中国不要太看重它一时一事具体的规定和内容,更要观察它的走向变化,因为 在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过程性的东西,从过程性的角度去判别评价它,可能这比文本本身更具深刻性,你要看它是从一 个保守到另一个保守还是走向开放.我把中国的发展方式总结为“小步快走”的方式,动作太大了,跟既得利益跟现实的国情 会有冲突,民主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深层次改革就需要“步伐要小、节奏要快、方向要一致,用这样的方式,你 可以在一个小步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反馈机会促使自己更平稳地向前走,这就是中国式前进。

　　按照你的中国式解读，这种逐渐开放的“小步快走”是不是也体现出政府执政方式变化？

　　是的，政府的执政方式正在逐渐改变。给予外国记者采访更多便利，不但是中国政府对申奥承诺的兑现，也是政府在 媒体、信息管理方面的一次实验；同时，这也给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社会的改变一个领域的 改变,不是你蓝图画得有多好,你的愿望有多强烈,而是你在现实的力量对比中有没有、能不能找到执行你这种蓝图的力量, 所以如何在社会实践中汲取这种推进性的力量,可能是制度安排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

　　让多元声音报道中国对实现中国与世界良性沟通有什么好处？

　　其实，各种媒介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少数的霸权性外媒对信息的传播是垄断性的，政策越封闭其实越有利于巩固它 的话语地位，封闭政策等于强化某些外媒在中国话语表达的特权，因为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不仅是靠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来形成 的，还要由外媒来传播，因此，怎样让多角度媒体参与进来，要靠我们的相对开放，要靠媒体运营，这些本身就是中国软实力 最重要的保证。如果你给外媒在中国提供很多帮助，让他能顺畅地实现他要采访的东西，等于帮助了许多中小媒体。

　　我不赞成用“友好”“不友好”划分媒介，因为每个媒介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观点，甚至这些观点也都 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不同的媒介进入，角度越多元化就可以在互相印证互相纠错中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反之，媒介越少偏 见越多。所以，我们的媒介开放政策本身是有利于中国的形象和世界沟通的，我们要分析这些政策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开放比不开放对世界了解中国要有利得多。过去西方谈到中国通常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沟通无法 理喻的国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你无法沟通时就会让人有恐慌感，中国的崛起，这样一种开放一定是必要的。

　　这样一种对外媒的开放又会对我们本国的国人有什么好处？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中国的经济、文化和世界已经一体化了，如果你和世界沟通的机会逐渐增多，有更多的管道来 实现，那么我相信这种传播方式下的信息更理性。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人家眼中的你是谁，这一点可能很重要，用宽容的 、多元的观点理解世界和理解自己，这时候你的心态也就平和了。

　　这是一个需要大公民外交的时代

　　对外媒的开放和对内媒的加强管理，在这“收、放”间又体现着怎样的国家心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新闻业务方面、在媒介表现形式方面有很多改进，但在基本制度方面我们并没有重大改变 ，尤其是对内媒。但我认为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契机，现在中国政府给予外媒的是超国民待遇，但我们自己的记者也应同享 这样的权利，也应有自由空间，既然可以让外国记者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自己的记者说？开放应在管理上有所张力。

　　对外媒逐渐开放的变化，你认为是出于内外压力交织还是一种自信体现？

　　我想都有。首先是自信，应该看到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态势是良性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给每个人带来了希望和机 会，这种速度就是一种自信，所以说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允许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下来，因为如果放下来中国一定 会出大乱，所以，今天的经济就是今天最大的政治。经济发展跟意识形态之间有关联，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全球化的程度， 你的新闻如果还很落后，就有一种压力，因为信息资源本身的配置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社会运作效率的保证，如果没有信息 上的相对开放，你的运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各种矛盾就会出来。

　　有开放可能就会有风险，有麻烦，对于西方媒介习惯性的负面报道我们该报以怎样的心态？

　　要认识到西方媒介的社会角色与我们的差异。西方的政治架构赋予了西方媒介的乌鸦文化特色，他们就是要在鸡蛋里 面挑骨头，按照国外新闻学者的比喻就是“在野党”，它是一个天然的和政府对立的，这就是他们的媒介文化，所以如果你生 气，他们反而暗爽，西方人长期受到的就是这种媒介文化的影响，对于负面新闻，他们司空见惯，其实，这种负面报道本身并 不会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反而会让他们觉得彼此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锱铢必较就显得我们不大气，也表现了中国在 和世界沟通过程中的传统和不现代。

　　在对外沟通方面,过去我们都是政府包打天下,现在我们看到政府需要做,民间也需要更多自由度,媒介也需要自己 的角色，每一个都有它的必要性,但都不能互相替代,有时让媒介或民间说“不”可能要比政府更有策略,我们现在需要一种 大公民外交,它需要类似于“外国记者条例”这样一个制度性的保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从民主建设角度来说,我们都 需要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使声音多样化,“多声一向”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稳定社会的基本标志,应该把这些固化为一个规则 ,一个制度,一个结构,这才是我们构建的价值,现在的制度建构逻辑中已经让人看出了这样一个方向,应该更明确更自觉更 快一些地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