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中国的私营经济在完全中断了近30年之后，重新发展起来，并逐渐壮大和兴盛，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标志意 义的成就之一。

　　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贡献，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着渐进改革的烙印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 ，也折射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

　　现在回顾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有很多细节是让人感慨的。举例来说，1981年5月，《人民日报》选择广东个体 户陈志雄雇工5人承包鱼塘引起争议一事发表文章，并组织了三个月的专栏讨论。讨论中，多数意见倾向于认为，陈的雇工行 为不算剥削，是“多劳多得”。而有人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依据，雇工8人以上算剥削，必须禁止。于是在对待个体户雇工 问题上，形成所谓“七上八下”的“非正式共识”。

　　类似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比比皆是，从今天普通人的常识来看，近乎可笑了。但这其实提醒我们，当年的经济改 革，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的。雇了7个人还是8个人？这在当时就是陈志雄们的生死存亡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大是大 非问题。

　　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重新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法律的改变，观念的改变，管理的改变，推动 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反过来，私营经济的壮大，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与格局。今天我们谈经济发展、产权物权乃至社会新 阶层等等，都和私营经济有关。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许不应回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模式，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烙 印？或者说，从这样的历程中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它的“性格”是什么？

　　上个世纪80年代，私营业主们普遍有“红帽子”情结，即为了保证自己经营安全，而寻求挂靠在国企或集体企业之 下。但是一旦发生财产纠纷，“红帽子”本身就是风险。从根本上说，“红帽子”情结是一种体制病。

　　所谓渐进式改革，在私营经济的问题上，意味着先不碰产权，但是开放财富追求的空间。而政府内部改革与倒退的激 烈斗争，直接决定空间的大小有无。私营经济的最大保障与最大风险都来自于政府。换言之，童年时期的私营经济并非处于完 全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它必须学会怎样与复杂的政府行为打交道才能长大。

　　这样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有心理阴影和性格缺陷，并会影响其“成年”以后的风险判断和价值取向。已经开始拥有巨 额财富的私营经济阶层也许更在意获取政治上的光环以求自我保护，但是在社会公平、加强法治、生活方式等重大的当代议题 上，尚未能对全社会提供价值典范，也未能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诸方面对政府形成“反哺”。因此，私营经济能否发展成真 正规范的私营经济并面向全球化的竞争，应是深化改革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郭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