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险断农村改革路

　　1979年2月，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回洛阳老家探亲，发现村里正分产到组。因家里劳动力不足，少分了几口牲 口，张浩遂向党中央写信，陈述了自己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满，希望中央将农村生产体制改回人民公社制度。

　　3月15日，张浩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这立刻 带来了已推行农村改革地区的震动，使改革陷入“混乱”。

　　伴随着万里、王任重、胡耀邦等领导人的介入，这场史称张浩事件、焦点为农村改革是否该继续的争论，几近白热化 。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今年3月7日，对中国农村改革深有研究的著名学者钱念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谈及 改革，绕不开张浩事件，“如果当时万里等人放弃对农村改革的推进，那么中国的改革进度必将受到深远影响”。

　　扰乱农民步伐的声音

　　1979年初春，党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天。

　　3月15日早，太阳升起，农民们赶往田头。

　　一篇广播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人民日报》文章，打破了这种平静。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发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署名张浩。

　　信中陈述了对农村分田到组或到户的不满，《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认为“张浩同志的建议是正确”的，号召纠 正错误做法，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

　　是到新分的地里干活？还是重新回到生产队记工分？听到广播后，农民们陷入了困惑与慌乱。

　　正不遗余力推行改革的官员们，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这是党报的声音，是农村工作的最新指示。”“早就说这种办法不行，看现在上面批了吧！”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 记陈庭元，至今仍记得不主张改革的干部指着自己鼻子说，“赶快纠正，不然会犯大错误！”。

　　动荡中，这位县委书记选择了坚持改革。他在县紧急常委会上，宣布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会上，他的声音几乎颤 抖。

　　相比陈庭元，安徽来安县县委书记王业美对当时的压力更有体会。据该县档案馆会议记录记载，在县委会议上，只有 王业美一人坚持实行责任制不动，其余县委领导均表示须及时纠错。

　　此后，因担心受牵连，县里各级干部与王业美迎面走过都不多说一句话。为此，王落得“单干书记”的称号。

　　其间安徽的肥西县委，还专门发文要求停止包产到户。

　　人民日报前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回忆，张浩来信见报后，洛阳、卢氏等县也迅速作出决定，一律停止搞责任制。

　　改革的安徽被“合围”

　　据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回忆，张浩事件发生后，责任田制度推行广泛的安徽省受到的影响最大。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钱念孙记得，张浩事件之初，安徽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曾专程到肥西县委，对该县实行包产到户 表示不满后，称如果这样下去，“军队绝不答应。”迫于压力，肥西县委只好停止实行包产到户。

　　又例如，安徽省霍丘县，在省委开会时并未提出反对责任制，回到县里，却立即依照“张浩来信”展开工作。197 9年，该县减产20％。为此，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压力不仅来自省内。

　　在山东，60%已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四分之三重新走回公社制度。在山西，省委机关报已安排好批评安徽省实行的 “包产到户”政策。其间，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还明确表示，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抵制包产到户。”在与安徽省交界的部 分省份，反对改革的地方在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些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省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

　　困境中的坚持

　　“不管怎么，我这里已经干开了……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1979年3月15日，安徽省嘉山县 委招待所门廊里，回荡着省委书记万里接电话的声音，忽高忽低。

　　张浩来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万里到下面视察以“稳定军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来电，要求停止责任 田制度，万里硬是“顶”了回去。

　　让万里坚持责任田的依据，是他对中国农民困苦生活条件的认识。在时为万里助手的吴象记忆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前，相比其他省份，安徽的浮夸风更盛，大灾之年上报丰收，生产队长带人逐家逐户翻箱倒柜搜粮上交。

　　大量农民死去，而一些地方为粉饰太平，出台了“死人四不准”规定，“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 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你们可能还记得人民公社化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病、饿死人。”张 浩事件20年后，1998年，万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很是动情。

　　可以证实的是，当时坚持改革，举步维艰。

　　为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万里决定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安徽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信中说：“包产到组” 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 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伯法”，要“坚决纠正”呢？……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 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 酬办法》的编者按语，承认3月15日刊登的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 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

　　信件的发表以及人民日报的表态，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张浩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而，包产到户逐步走向公开化。

　　背后的分歧

　　“背景深厚。”钱念孙在分析张浩事件时说。

　　据钱念孙、李克林、吴象等披露，当年，张浩来信能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完全是依照了当时的副总理王任重 的指示。

　　1978年12月26日，王任重出任副总理，分管农业。

　　此时安徽已率先实行改革，农村政策问题的争论自上而下日益尖锐。各地关于农民抢牲口、分农具、闹分社的报告， 不断递交到王任重的案前。

　　“副总理当时很不安，他觉得必须依靠已有政策才能稳定人民公社制度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有制。”在此背景下， 王任重决定召开九省市的农口负责人会议，让大家统一思想。

　　1979年3月中旬，会议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会上就包产到户问题大家讨论激烈，多数人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 体所有制，应予抵制。不过，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语出惊人，他提出无论包产到户还是包产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所有制的一种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包产到户多次被批评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周曰礼这样的发言无疑于一枚重磅炸弹。

　　周发言后，农委工作人员立即与万里通电话，询问周的观点省委知不知道，能否代表省委意见。万里表示完全知情， 农委工作人员向王任重作了汇报。

　　王任重获悉此情况后指示，将曾发表在农委内部刊物上的张浩来信转给《人民日报》刊发，并要求《人民日报》站出 来说话。

　　随后，张浩来信刊发，农村改革是否进行的“斗争”，由此白热化。

　　余音三年方了张浩事件一段时间后，国家农委又发文要求“坚定地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对此，万里采取“不贯 彻、不宣传”的态度。

　　1980年2月29日，万里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继续推行改革。不过，抵制之风依旧强烈， 甚至在万里主管的农口也有领导站出来讲“现在有人破坏人民公社，我们要站出来，坚决地和这些人做斗争。”“为了扭转人 们的旧观念，万里每天都会要求将支持改革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交送中央高层审阅。”原国家农委的一官员回忆，农村改革与 不改革两种意见的斗争在很长时间内呈胶着状态。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在多个场合下表示支持改革后，才得到解决。

　　张浩事件三年后，即1982年，中央才正式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已推行四年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终于落上了户口”。

　　本报记者崔木杨实习生

　　张欣注：本文参考《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江淮文史》等轻易地从‘队为 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张浩来信》

　　-新观察

　　乌托邦“实验”的代价

　　有人说，历史规律不能用实验来证明。其实，更确切地说，人们不希望历史规律用事先安排的大规模实验来证明，但 这种实验常常经由某些“历史巨人”之手而发生。

　　中国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时代，特别是1958到1962年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想证明一个乌 托邦理想，但它被否定了。否定这个理想的代价是惨重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一次乌托邦理想“实验”不是时间最长的，但作为和平时期发生的事件，它却是最惨烈的。195 8年是一个普通年景，“大跃进”的政治高热却使得一部分庄稼没有被收获。中国农民本来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但人民公社 “大食堂”在早期几个月内让社员“敞开肚皮吃饭”很快耗尽了粮食。政治高压下掀起了粮食生产“放卫星”的攀比，证明自 己“卫星”放得高的办法是给国家多交粮食，于是，一些地区农民家里的藏粮被搞得一干二净。以革命胜利的军事余威做后盾 ，这些事情连续发生，农民就没有饭吃了，城市居民就营养不良了。

　　悲剧在于平均主义乌托邦政策从生产领域侵入了消费领域，私人生活空间被严重压缩，而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 后产生的掠夺行为加剧了食品的短缺。略感幸运的是党内仗义执言的人士并没有彻底缄默。当私人生活空间恢复到一定水平后 ，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停止了，但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制度仍然如梦魇困扰着中国农民。

　　邓小平、万里、陈云、胡耀邦这一批党内的觉悟者、改革者在获得政治权力以后，开始和乌托邦平均主义做斗争，但 这种斗争相当艰难。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议论土地承包制度时，胆小的人仍然噤若寒蝉。改革者铁了心要埋葬 人民公社制度，形势才慢慢好转。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来信”，给旧体制的维护者打了一针强心剂。然而，土地 承包制顺应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反对声已经完全不能左右形势了。1982年以后，土地承包制在绝大部分地区替代了人民公 社制度。它的效果如何？没有偏见的当代年轻人让你的父亲看着你家的饭桌，比较一下过去，就该清楚了。

　　反对土地承包制、主张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声音现在还有。有报道说，当年率先搞土地承包的几位小岗村农民，看 了河南南街村后“翻然悔悟”：我们搞了承包制，现在还穷；南街村没有搞承包制，现在富裕起来了！他们不知道，南街村早 已资不抵债———这又是一个乌托邦“实验”，它正在给自己画上句号。到如今，还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实验”，开明的制度 允许这些“实验”继续着。

　　最恶的制度也总有人能获得利益，也许只是短期利益。政治家的英明在于他们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得福利的增长。当人 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时，为大多数人所欢迎的制度终能壮大。也许我们应尊重那些坚守乌托邦理想的少数人，但我们要正告他 们：你们可以自由地做“实验”。

　　但如果想借此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将承受的是人民的嘘声。

　　□党国英

　　温故知新

　　“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头版头条刊登的张浩同志的来信和“编者按”，在我们这里造成了混乱。已经搞 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有的人看 到报纸好像找到了新论据，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

　　……

　　从安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评定奖惩的责任制，效果很好……

　　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会不会划分生产队形成一级核算单位呢？会不会滑到分田单干呢？关键在领导。 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几个统一，一般是不会的……

　　事实上，“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 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伯法”，要“坚决纠正”呢？在 “四人帮”横行时，“包”字被视若洪水猛兽，不仅不准包产到组，就连小段包工也被批判，“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 ，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有的明明是包产到组，却偏说是定产到组，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 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推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大多属于试验性的，群众结合自己的情况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些办法 能不能促进生产，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

　　春耕大忙季节已到，我们认为，凡是已经实行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应当先稳定下来，以后总结经验。( 这样做我们是赞成的———编者)不管哪种办法，不要变来变去，引起不必要的波动。

　　1979年3月30日头版———摘编自《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那时流行劳力士

　　流行时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指数：★★★☆☆

　　劳力士，以价格昂贵，品质优良著称。被认为是最成功及推崇备至的瑞士手表，也是最早登陆中国的高级腕表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劳力士出现在了中国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的手腕上，成为财富的象征。戴劳力士，成为对财富、身份的梦想。劳力士也是那个时期被伪造最多的品牌表。

　　此外，劳力士还是“暴发户”们最喜欢的手表品牌之一，戴劳力士尤其是金劳力士的人，常被人看做是暴发户。

　　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一日三十年——3月30日

　　●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1993年荣毅仁辞别中信公司，担任国家副主席。

　　●1993年国务院批准山西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

　　●1995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加入布达佩斯条约加入书。

　　●1998年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通知发出。

　　●1999年江泽民对意大利等三国的访问结束。

　　●2005年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2005年工作重点。

　　●2007年《残疾人权利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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