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2期[1994年3月31日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

　　自然之友从拉钩开始的绿色约定

　　从1994到2008，中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已经走过14年历程。

　　在发起人之一杨东平的心里，创办人梁从诫依然是那个骑着英国蓝苓牌老式自行车，从米市大街一路蹬到苏州桥的健 硕老人。依然可以在楼下大喊他的名字，叫他一起去为“自然之友”注册。

　　但梁从诫已经76岁了，由于身体原因，他甚至无法亲自回顾那段为“自然之友”奔忙的日子。

　　在梁从诫此前的回忆中，最早对中国环保的忧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百科知识》杂志社编辑的他收到一篇 稿子，里面讲到刚刚起步的中国乡镇企业。“规模不大、大量使用淘汰设备，但星罗棋布，会造成遍地开花的环境污染问题。 ”虽然看了很多遍，但他仍然认为，“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事情，环保局的事情，专家的事情，我们这些外行人能做什么？”

　　为公众参与“挖一条渠”

　　梁晓燕是梁从诫昔日创办《知识分子》杂志的老搭档。

　　1985年，两人开始一起编写《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本，就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被梁晓燕看 作自己“环保意识的启蒙教材”。

　　两个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环境话题，并且了解到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国外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中国缺了这 一块，光是政府在这儿制定政策、法律、罚款，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问题。”90年代初，在沉寂的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 人关怀着国家、社会，但是大家都感到无力和无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不知 如何作答。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两人萌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时候，中国极少有人能够理解民间组织的内涵，也不知道民间组织能做些什么”，杨东平说，20世纪上半叶， 中国曾有过众多的、相当活跃的民间组织，但在随后的社会变动中，它们逐渐消失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包揽了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

　　时任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司长的陈金罗回顾，这种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社团，尽管被冠以民间的组织形式，但基本上是 官办社团，“作为部门的附属物而存在。”陈金罗说，改革开放，冲破了单一官办社团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需 要，成为社团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梁晓燕对此的认识相对朴素，“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之心，这就好像潜在地下的泉水 ，看不见，渠稍一挖通，活水就哗哗地流过来了，民间组织就是这条渠。”

　　“政府会不会批准？”

　　为了“挖这条渠”，梁从诫让梁晓燕找些年轻人一起来商量，于是梁晓燕找到了时任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 的杨东平和自由作家、探险家王力雄。

　　1993年3月，梁从诫参加八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间隙，4人聚到一起。

　　坐下之后，梁从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办这么一个民间组织，政府会不会批准？一番议论后，4人决定试 一试，“不试，怎么知道政府就一定不批呢？”“万一有风险，出麻烦了，后悔不后悔？”梁从诫又问。

　　“不后悔！”随后，61岁的历史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像孩子一样，和三个年轻人拉钩，约定“ 不后悔”。

　　但梁从诫坦言，自己还是有所准备的，“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不顶，难道叫那些年轻人去顶不成？”

　　草地上的“绿色恳谈会”

　　几位发起人商讨的下一个问题，是到哪里找间会议室开个筹备会。

　　“我们民间组织就是要有民间组织的特色，为什么要找会议室，正襟危坐地开会？我们关怀自然，就要去个自然点的 地方开会。”王力雄提议，在北京西郊有一座破旧的明代古塔、略显苍凉，他每天都去散步，叫玲珑园。

　　“玲珑园正和我们当时的情怀吻合”，四人当即决定，会议地点定在玲珑园。

　　“1993年6月5日，星期六，阴，30℃，还掉了几点雨。”电台记者康雪在日记上记载。

　　那天，康雪和丈夫骑着自行车，一起到北京西郊玲珑园参加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聚会。

　　康雪当时对环保唯一的认识就是治理三废，还是从在首钢做环境技术工作的同学那里了解到的。

　　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她还是饶有兴致地前来探个究竟。

　　从八大处骑车来的作家金辉则有些忐忑，因为梁从诫电话通知他的时候，特意叮嘱：“如果方便，带一个唱歌的朋友 来，这样我们看起来会像个联欢会。”怀着各种心情，四十一人聚集到玲珑园的古塔下，在草坪上三五成群席地而坐。

　　“没有名称，没有会场，甚至没有明确主持人”，梁从诫记述，因为不知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甚至没有明确为筹 备会，只是称之为“绿色恳谈会”。

　　会上，王力雄谈起了《百年孤独》里的那个马贡多小镇。从充满阳光、花朵和蝴蝶的一块天地变到遍布蛛网、垃圾， 疾病流行，天降成吨的尘土，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可是人们照样喝酒、赌钱、一口气吃七十二个蜥蜴蛋，对变化浑然不觉， 小镇最终被预言中的飓风刮走，永远消失。

　　他呼喊“中国社会以最多的人口，最少的平均资源，处于接近资源极限的位置”。

　　金辉则讲到，黄土高原每年流失十几亿吨泥沙，也许几百年后黄土高原就都到了海里。

　　一群年轻人开始有了反响：“实在太恐怖了！能做点什么？”

　　“办一个民间的环保组织，能做吗？”

　　“为什么不能做呢？”对于这场聚会，康雪记录在日记中的感受是，“除了几个大学生，都是一帮怪人，自报家门， 尽是自由职业者，太偏重文化伦理。”第二天，康雪在主任“什么是绿色恳谈会”的疑问中，推出了录音报道《一场别开生面 的绿色恳谈会》。

　　尽管结识了“一帮怪人”，但14年后，康雪依然感谢这次会议，因为这让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重新点亮了内 心”，使她有了一个新的事业———环境保护。

　　与会者成为“自然之友”第一批会员。

　　迂回曲折“找婆婆”

　　其实在“玲珑园会议”前，梁从诫等人便试图通过注册的方式，令这个崭新的组织名正言顺。

　　依规定，成立社团必须称之为“协会”或“学会”，所以几位发起人将组织定名为“绿色环境文化协会”。

　　1993年4月，梁从诫主笔草拟了章程。稳妥起见，章程设定了较高的入会门槛，如必须有2个以上的老会员推荐 ，必须提交书面申请，“怕让坏人混进来，把牌子砸了。”咨询了民政部，社团登记必须找个挂靠单位做“婆婆”。

　　杨东平和梁从诫首先向国家环保局提出申请。

　　接待他们的外联工作人员很为难。他展示了桌上一堆广场鸽协会之类的申请材料，“几个人申请注册一个协会，管理 部门谁来负责？批准这个，不批准那个，依据什么标准？”依据社团登记管理的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内同类社团只能注册一个 ，此时国家环保局已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挂靠，申请被拒绝。

　　北京环保局、科协、政协……他们往返于可能的挂靠部门间，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这时国家环保局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出主意，你可以挂在一个二级单位下面，二级社团不用单独注册。

　　梁从诫想到了他当时任职的中国文化书院，他在书院的理事会上提出，能否在书院下面成立一个绿色文化分院，得到 同意。

　　据此，申请再次递到文化书院的上属单位文化部。

　　后来，梁从诫曾对梁晓燕聊起，当时文化部审批人员很纳闷，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是什么意思？他只好这样回 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拿着文化部盖了章的文件和借来的300元注册费，梁从诫又 走进了民政部社团司。

　　1994年3月31日，批准公章盖下，中国第一家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公章上刻着“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friendsofnature”。

　　走职业化道路

　　2001年，中国再度申奥，梁从诫等三家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被聘为北京市奥申委的环保顾问，1100家民 间组织的代表联名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表达它们对北京申奥的支持。

　　季羡林先生后来评价：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

　　然而，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 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在自然之友成立十年后，2004年6月，梁从诫公开宣布，面向全国招总干事，他要慢慢淡出，让自然之友“去梁 从诫化”，走职业化道路。

　　2008年3月31日，一群年轻人已经约定好，不管阳光还是雨雪，都会陪伴着梁从诫先生前往玲珑园，纪念一个 叫做自然之友的组织14年前的出生。

　　本报记者吴昊亮北京报道

　　参考书目：《为无告的大自然》

　　新观察

　　三十年盘旋再生的公民社会

　　今天，如果你对环境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可以找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民间环保组织，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倡导纳 入环境议题；如果你的住房发生了问题，很可能需要小区居民选出的业主委员会联合维权；如果你有孩子送特殊教育，或者有 老人住养老院，或许发现提供服务的是非营利性质的民办机构；如果你的企业准备拿出相当的利润关注社会事业，新的《基金 会管理条例》为你提供了创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可能；还有，如果你是2.1亿网民的一员，那么类似厦门PX迁址、揭露黑砖 窑这样的公共事件，其相关公共决策和最终的事件结果中，也许就体现了你的参与。

　　这就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

　　时间后退十年，从1998年至今，正是中国公民社会全面发展和政府谨慎开放的阶段。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修订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出台，同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成立，现有对民间组织管理的核 心体制形成，标志着政府对民间结社的重视和管理程度均在增强。

　　进入本世纪，一方面，《行政许可法》、《物权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接连颁布，公民的私权保护和政府的行 为约束终于提上法律层面，民间组织也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另一方面，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对媒体 、出版、网络、集体行动等的监管制度，大体延续了严格审批原则，并与日渐崛起的公民意识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张力。

　　在此前十年，刚经历了公民社会发展的跌宕和复生期。走过上世纪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迸发的阶段，90年代民间 组织的发展处于清理整顿和结构调整时期。期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确立了对结社等公民权利的审批原则。

　　不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蕴生的私人经济、行业组织，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各类社会服务组织等，却在这个阶段 逐渐兴起，公民社会的空间在低调的权利诉求下盘旋再生。追溯到1978年到198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中国 社会空间迅速释放，公民社会的活力激发出来，并于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回看三十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呈现一条抑扬交错和充满张力的折线。今天的公民社会，比三十年前更加多元， 公民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及其实现能力均更加扩展，但是管理体制的困境也更加明显。

　　单从社会自治空间的角度看，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中国就有社会组织和民间的自治空间。可见，公民社会 不完全是一个新的事物，它能否突破已有的格局，向公民主体性、社会自治的方向进展，仍然有待未来的检验。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一日三十年3月31日

　　●1984年我国第一例用精子洗涤法进行人工授精的男婴出生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结束，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获准成立

　　●1994年浙江千岛湖发生游船杀人抢劫案

　　●1998年中国国产民用飞机首次出口北美地区

　　温故知新

　　永定门粮库装卸工获超额奖金

　　社主义企业的生产要不要定额？超过生产定额应不应该发给奖金？劳动有定额、超额发奖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还 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市永定门粮库二十多年来装卸工计酬办法的经验和教训，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个粮库装卸工的工资形式曾经历了从计件到计时的多次变化，一九六八年以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再一次以 计时工资代替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计件工资，而工人生产超额发奖金则被斥为“物质刺激”。

　　永定门粮库的工人和干部从多年的实践中，亲自感受到这种计时工资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给生产带来的恶果。有的工人 说：“不管出勤多少，出力大小，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资都一样，真是先进不香，懒汉不臭。这哪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一九七七年九月，这个粮库经过反复研究、对装卸工在原计时工资的基础上，实行了定额生产、超额奖励的办法。

　　新办法一经实行，工作上的散乱现象不见了，新老工人同心协力，突击装卸，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青年工人们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装卸工人劳动重，消耗大，每月增加一些奖金，用来补助生活开支，怎能说增加这点 钱就增长了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资本家呢？

　　——摘编自1978年3月31日第1版，《劳动有定额超额发奖金———北京永定门粮库装卸工实行定额生产、超 额奖励的调查》

　　那时流行

　　健美裤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指数：★★★★☆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句带有自嘲性质的顺口溜家喻户晓：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

　　这里所说的健美裤，因地域不同，多有脚蹬裤、踩脚裤的别称。一般以黑色为主，由丝质的材料和适当的人造纤维混 纺而成，有很大弹性，类似于舞蹈裤，上宽下窄，裤脚下连着一条带子或直接设计成环状，以便踩在脚下，穿上后，产生一种 拉伸感，衬托出腿部的修长，体现出一种线条美。

　　后来健美裤的材料变得多种多样，颜色也逐渐丰富，不过基本的特点都没有变：贴身，高弹力，且透风，但时间长了 ，膝盖部分会鼓起，有的地方会磨得光亮。作为当时流行与时髦的象征，几乎所有女性，无论年龄、身材、人人都穿，大街小 巷出现前所未有的统一和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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