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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期:香港基本法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06日10:19  新京报

  香港基本法跨越回归前最大危机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5年前的同一天,英国女王在香港 归还中国法案上签字。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经过多年谈判后,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主权归属问题。 其中《声明》第三段第12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基本法确立香港为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保持资本主义 制度50年不变......

  从历史的耻辱中寻找尊严

  我们共产党人将如何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回收香港的中英联合谈判,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都会提出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大 多数香港人都不知道,一个回归之后的香港,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世界的东方。当我们在重读改革开放30年这本大书的 时候,香港回归无疑是一个不应回避且无法回避的关键历史命题。

  从历史意义上说,1997年意味着一个屈辱时代的结束。收回香港,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这一点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和魄力,至今毋庸置疑。而从现实意义上说,改革开放30年中,关于香港问题的决策可圈可点,收回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香港基本法实施11年,也是香港真正融入中华民族,逐渐探索自身的新定位,并且开始发挥作用的11年。当中国 内地和香港之间,从文化到经济、再到政治进行坦诚交流的时候,彼此之间的融合代表了我们真正从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心理 上收回香港,将香港市民视为同胞的一个过程。甚至在经历1997年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两地民众都相互支持、共渡难关 。

  为了这个过程,我们这个民族在不断学习妥协,学会听取各个阶层的声音,从而也认识了中国现代化之后,社会分层 的多样性;了解了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其实除了对抗之外,有更多的管理方法和融合手段。收回香港的主权、让香港民众成为 主人翁,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彻底与历史屈辱切割的魄力;而倾听香港的民意,给香港更多的扶持政策,其实是在试水中央政府 的决策智慧和宽容程度。

  实际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其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都与内地大相迥异。一方面,香港的许多命题在回 归之后还在继续,包括香港普选在内的各种政治体制的讨论,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政治的多元尊重和理性决策;另一方面,香港 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走在了不少内地城市的前面。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将香港的经济活力,视为大陆经济载体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的原因。

  因此,我们总结香港回归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不仅仅是在对一国两制做实践性的探索,更是在对支撑改革的一种 开放观念和学习精神做总结,为一种民族多元共生,尊重彼此选择的政治理性做总结。这种开放和理性,源自我们这个民族崛 起的自信,也源自执政者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否则我们不可能如此坦然地面对一个曾经在教科书中“万恶”许多年的社会形态 。

  香港曾经是一个历史的屈辱。

  当年清廷被迫割地求和的民族耻辱,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一雪了之。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但是要想找 回整个民族的尊严,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方式收回了香港,更取决于香港的长期繁荣和进步,以及它给中国内地、两岸三 地提供的标本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未来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要更加重要。

  □周庆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基本法跨越回归前最大危机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5年前的同一天,英国女王在香港 归还中国法案上签字。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经过多年谈判后,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主权归属问题。 其中《声明》第三段第12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基本法确立香港为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保持资本主义 制度50年不变。

  在英国女王签署将香港归还中国法案3个月后,根据《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5年7月1日正 式成立,由各方面知名人士和专家共59人组成,其中香港委员23人,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金庸在内,囊括了大 律师、实业家、金融家、知识分子等各界精英。

  大陆委员多为顶尖的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钱伟长、胡绳、荣毅仁、许崇德、费孝通、雷洁 琼、萧蔚云等。

  金庸曾怕牺牲事业

  参加基本法起草的香港委员中,除了左派人士及金庸这样号称中立的报人,还有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反对派的司徒华、 李柱铭。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来找我,说中央希望我参与基本法制定,还要邀请我做政协委员。”金庸接受本报采访时 回忆,当时他答复说,如果做了基本法委员的话,就可能要损害到明报的中立性,“香港人对我很好,为香港人服务是应该的 ,但考虑到整个事业,身家财产就要全部垮掉,我就没这么伟大,我当时拒绝了,我不要牺牲我的事业。”对方离开时并没有 把话说死,而是跟金庸说,下次再谈。后来他又来找金庸,向金庸保证他可以继续批评共产党。“他跟我说,你不用牺牲什么 ,只要好好制定基本法,为香港服务就行了。你要批评中共,你就继续批评好了。你要骂江青,就继续骂好了。”金庸回忆说 。

  金庸后来同意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时做基本法委员,我们只是为香港做事。”他说。

  起草委员会分5个小组,金庸在第三个组———关于政治体制的。他担任香港方面的组长,大陆方面组长是北京大学 法律系的系主任萧蔚云教授。该小组负责研究,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政制体制问题,“我们就设计,行政长官如何产生,行政 意见和立法局意见不统一时,如何解决等等问题。”

  政体小组风雨不断

  在起草过程中,委员们对一些议题发生过很多争执,“特别是有关香港政制发展方面,一些委员认为应采用循序渐进 的方式,但另一些委员则认为要一步到位,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要尽快实施普选。”时任起草委员的谭耀宗告诉本报 记者,在5个小组中,政治体制这个小组是风雨不断,争论相当激烈。

  “我很荣幸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我35岁,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我是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副理事 长,是委员会内惟一的劳工基层代表。”谭耀宗说。他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左派大党“民建联”主席。

  金庸回忆,他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姓查的本家,是他的长辈,当时与他共同拟定了一个方案,叫双查方案。“这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香港很多舆论领袖,都是英美毕业的,在香港媒体上,他们的观点就是大谈英美的民主方式,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总统也签字了,但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这个决议违反宪法,那就可以否定它。”“但中国的情况是不 一样的。”金庸的意见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永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能跟英美去比。因为基 本法首先就申明,香港基本法是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中国宪法规定香港采取什么办法,就得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香港的制度必须得中国批准呢,所以,最后基本法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如果人大不通过,基本法是不能成立的。”金庸说。

  既定条文又被推翻当时不光香港的舆论在争议,起草委员会的内部,李柱铭、司徒华等代表也是强烈要求双普选,想 香港一收回来,马上行政长官和立法局委员都要自己选,一人一票直接选举。

  “小组内的‘英美派’就要求回归后实行民主制度,这不可能。英国在香港当年是行政主导,我们也搞行政主导。当 年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讲得很温和,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是不适宜的。在和我们讲的时候,是很坚定,绝对不可以。”金庸说, 全世界算算其实也只有美国是三权分立,英国都是国会说了算。

  后经4年多反复咨询和讨论,委员们接受用“时间表”的方式发展香港的民主,并在香港回归后10年时进行政制检 讨。

  “1989年以后,英国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从有 商量有合作变为搞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在香港回归10周年时,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 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1989年到1990年4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香港基本法期间,香港经历了回归前的最大危机 。

  当时香港有些人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原来大家都同意的一些基本法条文,又被一些香港委员推翻了。 香港问题形势急转直下,不但英国对华态度从合作转为对抗,香港内部也人心涣散。

  说服工作解除疑虑

  “风波发生得很突然,当时因对中央的行动不理解,以及当时散播‘回归派会控制香港’和‘香港居民权利会受到影 响’等的谣言,使一些委员产生了动摇。”谭耀宗坦承,他个人当时在情绪上也是受到了一些冲击。

  鲁平回忆,不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香港委员出现动摇,甚至连北京都有些人考虑过“暂不收回香港,转租给英国 人”的方案。这个方案动摇了香港问题中最基本的部分,但在当时却得到很多人支持。

  “差点前功尽弃,那时候压力很大,睡不好觉。”鲁平坦言,当时最坏打算是基本法无法被通过,但并未放弃希望, 全力动员各方面力量去做工作,说服这些香港委员。

  至于说服这些香港委员的“秘诀”,鲁平说是“讲大道理”,“一个个地谈,最后把形势扭转过来”。他笑着回忆, “对香港朋友我就很不客气了,有个朋友被我训得掉眼泪,说他爸爸都没有这么训过他。”随着不断的沟通,这些香港委员的 疑虑都慢慢消失了。

  “时间不长,因为在逐步了解事件后,再加上中央政府坚持对香港的方针政策不变,我继续履行基本法起草委员的工 作,我相信当时大部分的委员与我有相同的看法。”谭耀宗说。

  立法草案广征意见有“屯门皇帝”之称的香港新界乡议局(新界乡民的最高代表机构)主席刘皇发,当时也是起草委 员会成员,他告诉记者,当时情势很紧张。“但是我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没有动摇,对祖国最终恢复向香港行使主权的信心更加 没有动摇。”在疑虑消除后,不少委员会成员逆流而上,力挺中央。“我获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相信是出于中央对香港数 十万新界原居民的重视,身为新界乡议局主席,我肩负保护乡民权益和反映他们心声的责任。”刘皇发参加的是居民经济小组 和基本权利和义务小组。

  “事实上,起草基本法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咨询。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后,一条不漏列出来,包括反对意见,形成基本法 征求意见稿,包括不同方案。拿这些方案到香港再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 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鲁平说。

  在各界委员的努力下,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公布首份草案;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199 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正式颁布香港基本法。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基本法正式开始实施。10年后的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可由普选产生。

  23年过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不少委员现已离世。年届七旬的刘皇发说,“事实证明,香港回归至今,基 本法的贯彻实施确保了特区政府的顺利运作,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成为人类历史上解决政治争议的一 项伟大成功先例。”相对而言,依然年轻的谭耀宗也称,经过这么多年检验,在起草时有过动摇的委员,现已大体上接受和尊 重香港基本法。

  “内地很多人对为什么给予香港这么大的优惠想不明白,如财税不缴纳,为什么这么厚待香港?所幸大家都能理解中 央的决策,从大局考虑,不斤斤计较。”鲁平介绍,当时小平评价说:“基本法是个好的法律”,“是具有历史性和国际意义 的法律”。

  □本报记者徐春柳北京报道

  温故知新

  香港

  □艾青

  像捅开了一个蚂蚁窝

  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

  众多的高层建筑

  重重叠叠地矗立着

  好像有炉火在烤灼

  炎热得喘不过气

  好像搅拌机在操作

  喧闹得令人不安

  拥挤得出奇!

  但是

  在房子与房子的空隙处

  可以看见群山

  阳光照耀着山上的房子

  上空飞架着桥梁

  穿越云间的电缆

  把游客送上太平山

  而寻找欢乐的人们

  熙熙攘攘在海洋公园

  这儿原是一片海滩

  有月光下的幽静

  渔民的小船

  停泊在芦苇丛里

  忽然被选中了

  成了进攻的堡垒

  于是,像奇迹似的

  出现了这个奇异的城市

  以“自由”为号召

  一切敢于冒险的

  偷渡、泅泳而来

  为金钱而疲于奔命

  商业城市

  股票市场

  像凝聚一摊污血

  凝聚在这个小岛上

  你所处的时代

  你的地理位置

  以及你的奢取豪夺

  带给你炫人耳目的繁荣

  双层的电车

  巴士、大卡车、出租汽车

  冲锋陷阵的摩托车

  拉长了汽笛飞驰而过的警车

  使得千千万万人提心吊胆

  呼吸在车辆的夹缝里

  夜晚,霓虹灯的广告

  燃烧着竞争与投机

  夜总会和游乐场

  蒸发着肉的气息

  音乐和舞蹈

  弥漫着情欲……

  在这贫困的人间

  摆开丰盛的宴席

  而你并没有终止———

  为了争夺每一立方的空间

  无限地向空中升高

  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

  把欲望伸向海底

  然而,我要赞美的

  光芒四射的

  花一般的港湾

  几百万同胞生活在这里

  工作和奋斗在这里

  你是祖国进出口的孔道

  你是货物交流的场所

  你是友好往来的纽带

  你是走向五洲四海的桥梁

  多少年来,你为祖国

  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

  (1980年8月25日初稿1981年2月21日修改)

  ———摘编自1981年3月28日第5版

  链接:《世界船王包玉刚传》记载,1981年5月12日,在与父亲包兆龙进京会见邓小平的前夕,包玉刚在香港 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讲话,席间曾引用起艾青诗作《香港》,表达对香港前途的乐观。后来,包玉刚为了香港顺利回归 做了大量工作。有评论认为,包玉刚在判断时局和香港前景时,艾青的诗起了重要作用。

  一日三十年4月4日

  ●1983年北京南南会议召开,来自26个国家的100名政治家、著名学者出席。

  ●1985年英国女王签署将香港归还中国法案。

  ●1987年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逝世,享年77岁。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1年遗传学家李汝棋逝世,享年97岁。

  那时流行

  录像厅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以录像带的方式传入内地。一时之间,录像厅在各地城市遍地开花,港产武打片吸引了大 批年轻人经常光顾。

  碟片取代录像带后,录像厅达到辉煌的巅峰,并充斥在高校周边,看录像成为大学生尤其是男生的业余必修课。片中 的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等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同时,录像厅又被人斥为盗版、媚俗、凶杀、色情的温床,危害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

  通宵放映曾衍生出录像厅另一功能———住宿。常有住不起旅店的人来“看”夜场,因为花三五块钱就能在录像厅睡 到天亮,比住店便宜多了,虽然吵了点儿。

  上世纪90年代后期,VCD碟机逐渐在家庭中普及,录像厅生意日渐惨淡,走向没落,其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罪 状被网吧一一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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