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尔·卡丹来了,形如“洪水猛兽”
大街上一片灰蓝。微风轻吹,衣角上扬,露出藏在里面的淡绿深红。时隔近三十年,张舰还记得纪录片《美的呼唤》 里的这个镜头。后来,张舰因组建中国第一支专业模特队,而被誉为“中国模特之父”。
而在那时候,美是被藏着掖着的,最惊心动魄就是将显未显的那一刻。人们像同谋一样心知肚明,维护着对美小心翼 翼的渴望和彰显。他们的眼睛在同一个颜色中疲倦了。衣服,这个曾经无足轻重的角色,成了美复苏的重要出口。
-新观察
美是人类的生活法则
古代中国无论是先秦还是唐宋,都曾是文化输出国,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国输送的,不仅是生活物资,还有美 的时尚。而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对周边国家的深远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服饰文化是一种文明的高度浓缩与表现,既有技术因素、自然条件因素,还有审美元素与道德理念,所以服饰也体现 着一种文明的价值观与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前的一百多年,皇权制度腐朽没落,中国的服饰文化也穷途末路,这一百多年服饰史可能只向世界贡献了两 种“典型”的服装样式,一种是民国时期的中山装,另一种就是“文革”时代的“军装”。正是因为一百多年的服饰文化无创 造性无美学追求,造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服饰时尚的输入国,而同时却又成为服装产品的输出国。
中国与世界接轨,首先不是在思想理念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伴随着电影电视进入中国,生活时尚开始影响年轻人 的一切,大街上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手提一台收录机,女孩子烫头发,男孩子们穿着喇叭裤,新异的就是美的,因为它可以改变 人们因生活单调而造成的沉闷感,它激发了人们的生活热情。美的法则在古老的中国复活了。
一切美学的来源与归宿,一切美的元素都关联着人类的生活生命。我们现在讲文化软国力或软实力,其实文化的真正 力量,就是美的力量,也是创新的力量,它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胜于有形的物质财富。皮尔·卡丹1979年就进入中国,在当 时不可能获得广阔的市场,因为它太昂贵了,不可能成为普众的消费品。在舞台上表演服饰,完全是传播一种“美学概念”, 是唤起人们对美的爱好与向往。皮尔·卡丹成功了,因为它知悉人性,并懂得人性中美的法则。
一个输出商品的国家,实质是输出劳动力的国家,而一个输出美的国家,则是输出创造力的国家。创造力是一种自由 表达的能力,是一种基于审美欣赏美而走向创新的能力。它从生活出发,又回到生活本身,它不做与生活无关的终极追求,它 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画圆。它不可能使所有的“人民”得到物质的满足,但它通过高于一般人的生活购买力,而引导人们的生活 观念,引导人们的审美追求。这里体现着生活美学的真谛:通过提升生活品的品质,来提升人生活的品质,使生活变成欣赏美 、使用美的过程。
三十年来我们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我们依赖的是我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下一个三十年,我们还是如此依赖这些基 本要素吗?皮尔·卡丹先生已经老了,皮尔·卡丹的品牌也不会永远年轻,他来到我们国家与我们生活中,已有三十年,我们 要回敬给这样的老人怎样的文化礼物?我们需要多少的时间与怎样的历程?道不远人,美的法则离生活最近,我们在一味追求 发展的时候,最容易忘记的是美与美的生活。
□吴祚来
“1979年4月初皮尔·卡丹进中国,举行首场时装观摩表演”
大街上一片灰蓝。微风轻吹,衣角上扬,露出藏在里面的淡绿深红。时隔近三十年,张舰还记得纪录片《美的呼唤》 里的这个镜头。后来,张舰因组建中国第一支专业模特队,而被誉为“中国模特之父”。
而在那时候,美是被藏着掖着的,最惊心动魄就是将显未显的那一刻。人们像同谋一样心知肚明,维护着对美小心翼 翼的渴望和彰显。他们的眼睛在同一个颜色中疲倦了。衣服,这个曾经无足轻重的角色,成了美复苏的重要出口。
染坊橘黄粉红颜料成摆设
1979年4月初,北京民族文化宫,皮尔·卡丹在中国第一次举行服装表演时。这场表演让文化宫工作人员有些“ 眩晕”:跳跃的颜色,晃眼的女模特,让他觉得即使现在的时装表演也难以达到当时的水准。那是对美的惊诧。
一身板蓝中山装,军帽里垫着用报纸做的帽圈,懒汉鞋。这一身装扮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比军装更拔份儿。那时 候的时髦是一群人和一群人的区分。张舰说有一点变化也是好的。
但是从绿到蓝改变不了人群的衣着状态,“乌压压的一片”。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男模的贡海斌当时还是一名染坊的 工人。他在西单的一个小作坊里,每天用植物颜料来染衣服。绿灰黑的染料总是被最先用完,橘黄粉红的颜料是堆在一边的摆 设。一件件穿得发白的衣服扔进锅里,鲜亮亮的出来,再鲜亮也只是绿灰黑的重复。
贡海斌染别人的衣服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衣服也扔进去。看着用不到的橘黄粉红,他最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 候能够想染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呢。
街头爱美的女孩,开始动心思,头发过一点耳朵,裤脚放开一点。这点小心思还要防着被别人看出来。那时候没有条 件去想别的。当时的服装行业属于轻工业部下的一个处管理。棉布是由国家控制的统购统销产品,每个人每年只有16尺布票 。
1978年以后,年轻人胆子越来越大,喇叭裤、大鬓角慢慢流行起来。贡海斌说当时都是从国外或台湾的电影电视 上看到后流行起来的。
喇叭裤和墨镜是学琼瑶电影里的秦汉。外国电影里的年轻人提着手提录音机在街上走。影片播放的第二天就能在大街 上看到小青年提着家里的大录音机在街上逛。“那时候对美的渴望太强烈了”,贡海斌说很多人一个月只有16块的工资,却 要花20块买条牛仔裤。
这种时髦引起了一些非议。关于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议论。《美的呼唤》里有这样一句话“朋友,青春与 美从来是结伴而行。对美的冷漠意味着生命之树的枯萎,对美的追求是希望之花的蓓蕾”。而什么是美,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 点。
在这个新旧摩擦的时刻,皮尔·卡丹的时装表演作为新事物的一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也被社会的风向所左右。
初见模特观众目瞪口呆
在皮尔·卡丹的传记里,皮尔·卡丹这样告诉他的朋友们: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给每个人钉10个扣子, 就是一百多亿。
皮尔·卡丹没有钉扣子,他选择了中国的丝绸。用他的设计,中国的面料,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模特。
当时在外贸部研究所工作的程天宝回忆,皮尔卡丹是以外贸部的名义请进来的。那时候还需要公安部批准。
当时没敢提是时装表演,只是说经验交流。在内部也有争论,外贸部的党组还进行了讨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大家都拿不准,怕惹麻烦。最后是比较高的领导拍板做了决定。”模特表演的合作单位是中纺公司,据程天宝说,那次表演 单位都不敢挂名,对外也只简单的称为观摩会。
在张舰、贡海斌等第一批进入模特行业的中国人眼里,皮尔·卡丹更像是一个布道者。他带来的是关于时装、模特和 品牌的观念。当时刚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张舰对模特的概念是画画用的。他第一次看到时装模特的感叹是,世界上还有这么 美好的事情。
1979年4月初在民族文化宫的第一场模特演出,被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形容为“洪水猛兽”。当时的模特都是外国 人。在回忆文章里,李安定这样描绘那场时装表演:那些身着皮尔·卡丹代表作———从中国宫殿挑檐获得灵感的耸肩衣裙的 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的鲜明对照。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致所至地敞开 对襟衣裙,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把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刘保祖当时是民族文化宫的工作人员。这场演出是不卖票的,很多人挤在外面进不去。刘保祖因为能看到这场演出有 了夸耀的资本。当时的T型台搭得耀眼夺目。灯光和音响都由皮尔·卡丹自己的人员来设计。因为用电量过大,还特意从民族 文化宫单拉了一条电线。
“我们看得眼睛都瞪直了”,刘保祖被那种短款和超薄的衣服震住了。之后他们聚在一起聊的话题是,这些衣服肯定 穿不出去,那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刘保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安定在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稿子发出去。演出结束,参考消 息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批评中国人连衣服也穿不上,却看什么法国时装。这个消息传达出的对模特和时装的微妙态度 ,最终使李安定的稿子没有发成,皮尔·卡丹到上海的表演也变得不顺利。
关于美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直牵动着当时人们的神经。1981年8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起了关于什么是美,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发起的一周内,收到了几千封信,有对于奇装异服的不满,更多的是青年人认为衣着由 自己决定的坚持,而资产阶级方式已经渐渐退出了大家的视野。
卖菜青年转行做模特
同样是1981年,皮尔·卡丹开始挑选中国人做自己的模特,让中国人穿着自己国家的面料表演。
皮尔·卡丹招中国模特的时候,贡海斌已经因为外形英俊的原因从染房工人变成了一个电影演员。当皮尔·卡丹的代 表宋怀桂找到贡海斌的时候,他对模特还一无所知。
皮尔·卡丹面试他,问他见过模特吗?并请出两个模特,衣着鲜艳,头发金黄。两个模特走了一段,三个电影演员全 傻了。“就觉得怎么这么高级呢”,贡海斌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
皮尔·卡丹让他们走一遍。贡海斌当时想不就是走路嘛,谁不会呀。三个人对着镜子走了起来,走到一半都不肯往前 走了,“哪哪都不对,走得太难看了”。
随后皮尔·卡丹问他们是否愿意作职业模特。皮尔·卡丹说,只要人还穿衣服,就会有这个职业。当时还用了马克思 的一句话“人类不断追求美的结晶”。
贡海斌选择了这个职业,另外两个演员退出了。皮尔·卡丹告诉他,“你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模特”。得知贡海斌是染 衣工,皮尔·卡丹惊奇不已:“衣服为什么要染呢,旧了换新的就行了”。贡海斌想了想,没有回答。
和贡海斌同时成为第一批职业模特的行业各异:卖菜的,餐厅服务员,录音师……每个人都有对美的梦想,也要承受 家庭的压力。
贡海斌的所有亲戚都反对,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业,而且“走路谁不会,这碗饭吃不长”。还有家人到训练的地 方去堵,把人往回拉。后来,张舰1984年组织北京纺织局表演队时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挑选的模特都是纺织女工。那个 时候不知道三围的概念,看着人高、不太胖、在工厂表现好就去动员,可是经常遭受家属的质问,“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去 干这种事”?那时候贡海斌是队长,十几个模特非常执着。他们每天晚上在鼓楼附近练,练完了没有公交车,就走回去。六七 里路,在马路上迈着模特步,走得“啪啪”响,就像要踩住梦想的尾巴。贡海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走得像老师那样优美轻 盈。
别上韭菜花参加宴会
1981年3月18日,北京饭店,第一次正式演出。几百个观众,国内外媒体的照相机密密麻麻围满了台子。
贡海斌穿了一套紫红西装,丝绸面料,腰上一个粗腰带,脖子上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在上台的一刹那,他想到了自 己染衣服的情景,突然觉得能穿得这么美展示给别人看,是特别替中国人争气的一件事。
走出去,他只能感觉到闪光灯不停的闪烁。走到最前面,他忘记了回来,“我流泪了”,一直到所有的闪光灯都停止 ,他才想起该回去了。他说那天掌声如潮,久久不息。
贡海斌说第二天国外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这则消息:中国的职业模特演出。很多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反反复复地问他, 你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他们不相信这个年轻人是大陆人。后来贡海斌带他们去了自己家,一个西单的四合院。
当天晚上,皮尔·卡丹请模特们一起去参加晚宴,让他们挑选一件表演时最漂亮的衣服,男模特要在胸前口袋里别一 朵花。
那时候北京没有地方卖花,四个人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是一个卖菜的模特说自己有办法。晚上,那个模特捧着 湿毛巾,里面盖着四小束用黄线捆着的小黄花,很漂亮。他告诉自己的同伴,这是韭菜花,从菜上掐的。
这四束花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好奇,他们问这是什么花,贡海斌说这是中国花。最后皮尔·卡丹问起,同伴说了真话 。贡海斌说自己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中国模特胸口别的是菜。
他当时想,总有一天,北京到处是花,到处都是漂亮衣服。
□本报记者张寒北京报道
一日三十年4月5日
●1979年中共决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
●1979年4月初,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首场时装观摩表演
●198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成立
●1992年人民日报消息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今年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 理调整作息时间
●1998年首都17家新闻单位、6家广告公司的50余位工作者获“希望工程志愿者证书”,成为首批“希望工 程”志愿者
温故知新
“奇装异服”不等于破坏治安
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使盗贼缩手,流氓敛迹,广大群众真是衷心拥护,举双手赞成。可是在我市,这 样的高潮一来,首当其冲的却是“奇装异服”。
你看,工厂的大门口,贴着“奇装异服者不许入内”的大白纸告示;机关门前,“留怪发者、留须者不许进入”的大 字赫然在目。这里那里贴着规定,无非是男不许着花衣,女不可穿短裙之类,否则以旷工论处。更有甚者,一些人员手握大剪 ,在街头巷尾,影院车站,追捕男女青年,拦剪喇叭裤。
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年长的干部,喜欢把穿不太普通的服装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是的,破坏社会治安者中往往有些 穿“奇装异服”者,但穿“奇装异服”者并非就是破坏社会治安者。对于青年人的服装发式,不应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有些青 年发牢骚说:“允许穿什么衣裳,允许裤脚多大,头发多长,最好写进刑法,免得我们无所适从。”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滑天下 之大稽!我们不提倡奇装异服,也不赞成对青年人的服装进行过多的干涉。
湖南邵阳市灵芝1981年8月23日第8版《不要把穿“奇装异服”与破坏治安混同起来》———摘编自
那时流行
蝙蝠衫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蝙蝠衫得名于它与众不同的袖子:袖幅宽大出奇夸张,跟衣服侧面连在一起,双臂展开,形似蝙蝠。上世纪80年代 ,蝙蝠衫风靡一时,成为时髦青年必备的行头。
街头“摇滚青年”尤其青睐蝙蝠衫,因为袖子宽大,跳起柔姿、霹雳、太空舞来,袖子忽闪忽闪,与舞蹈动作相得益 彰。很多人都对当年街头的“经典”场面记忆犹新:三五少年,身着蝙蝠衫,头绷裹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 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不时博得路人的喝彩,引得一帮小男生崇拜不已。
蝙蝠衫的流行还开创了内衣外穿的风气,因为毛衣的袖子也跟着宽大起来,无法再罩外衣。蝙蝠衫式的毛衣,再配上 同样时尚的健美裤,上宽下窄,上松下紧,这种极具冲突意味的造型成为当时时髦女青年的最爱。再加上黑眼圈,腥红的嘴唇 ,夸张的塑料彩色耳环,这样的打扮在校园和迪斯科舞厅里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