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府井有条翠花胡同，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有营业执照的个体饭馆———悦宾饭店。

　　饭店招牌上写着“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面对这家饭店，当初的创办人76岁的李桂仙老太太说，“这辈子不冤， 算没白活。”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 和发展个体经济。报告同意了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发放营业执照。

　　1年多后，李桂仙领取了中国第一份个体餐饮的营业执照。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反响。70多个国家的记者前来采访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曾说：“三天之内让整个地球都知道你开饭馆。”此后龙布乐在报道中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 ，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死磨硬泡开出个体饭店1980年，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都是在 北京做饭的伙计，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5个孩子。当时让刘桂仙操心的是孩子们不好找工作。

　　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逐批返城，约有1400多万知青回到 城市，这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天晚上，收音机中播出了一条外地开了一家夫妻包子店的新闻，这让刘桂仙睡不着觉。她和老伴合计想开个小饭店 ，两口子都有做饭的手艺，孩子们找工作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先得办个营业执照。”街道的人给她支招。

　　第二天，刘桂仙步行七里路来到位于干面胡同的东城工商分局。工商局个体科干部们听到刘桂仙的想法后，先是面面 相觑，接着就笑了。

　　“私人能开饭馆？”、“弄错了吧，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呀？”但看到刘桂仙极为认真的表情和态度，干部们劝她“先 回去，我们请示请示再说。”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说，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 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但不准雇工。”这被认为是“文革”之后，国家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此后，刘桂仙天天跑工商局，“人家上班我就到，人家下班我也走，反正就泡上了。”刘桂仙说，那时的干部也好， 也不烦，渴了还给倒水。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工商局干部告诉刘桂仙，“领导批准了，你先开吧。”靳云平说，工商局内部研究了好几次， 经过多次激烈讨论，还专门派人去了刘桂仙家做家访，“觉得这个人行，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当时也没正式的个体营业 执照，给悦宾饭店的是工商局自己印了份东西，靳云平签了个字就算是“执照”了。

　　总第51期“1979年4月9日，国务院同意工商局发给个体劳动者营业执照”

　　北京王府井有条翠花胡同，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有营业执照的个体饭馆———悦宾饭店。

　　饭店招牌上写着“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面对这家饭店，当初的创办人76岁的李桂仙老太太说，“这辈子不冤， 算没白活。”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 和发展个体经济。报告同意了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发放营业执照。

　　1年多后，李桂仙领取了中国第一份个体餐饮的营业执照。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反响。70多个国家的记者前来采访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曾说：“三天之内让整个地球都知道你开饭馆。”此后龙布乐在报道中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 ，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死磨硬泡开出个体饭店

　　1980年，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都是在北京做饭的伙计，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5个孩子。当时让刘桂仙操心 的是孩子们不好找工作。

　　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逐批返城，约有1400多万知青回到 城市，这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天晚上，收音机中播出了一条外地开了一家夫妻包子店的新闻，这让刘桂仙睡不着觉。她和老伴合计想开个小饭店 ，两口子都有做饭的手艺，孩子们找工作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先得办个营业执照。”街道的人给她支招。

　　第二天，刘桂仙步行七里路来到位于干面胡同的东城工商分局。工商局个体科干部们听到刘桂仙的想法后，先是面面 相觑，接着就笑了。

　　“私人能开饭馆？”、“弄错了吧，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呀？”但看到刘桂仙极为认真的表情和态度，干部们劝她“先 回去，我们请示请示再说。”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说，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 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但不准雇工。”这被认为是“文革”之后，国家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此后，刘桂仙天天跑工商局，“人家上班我就到，人家下班我也走，反正就泡上了。”刘桂仙说，那时的干部也好， 也不烦，渴了还给倒水。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工商局干部告诉刘桂仙，“领导批准了，你先开吧。”靳云平说，工商局内部研究了好几次， 经过多次激烈讨论，还专门派人去了刘桂仙家做家访，“觉得这个人行，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当时也没正式的个体营业 执照，给悦宾饭店的是工商局自己印了份东西，靳云平签了个字就算是“执照”了。

　　副区长批条进豆腐

　　有了执照，刘桂仙开始布置饭店。她把小耳房和天井打通，重新翻盖。又到皇城根买了4张旧桌子和十几把小椅子。 旧桌椅歪七扭八，将其重新加固牢靠。又找了一个旧汽油桶，改装成灶。

　　这样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饭店有了样子。

　　“开饭店得有冰箱，我没钱买不起。”刘桂仙回忆说，饭店没有冰箱，卫生部门不让开业。东城区工商局干部给作担 保，刘桂仙从王府井灯市口的一家银行贷款500元。

　　“对于个人贷款，银行的人都很好奇。”刘桂仙说，她在一张写有“一年还清”的单子上签了名字。拿到这500元 钱，刘桂仙买了一个掉了瓷儿的处理冰箱。

　　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计划供应，凭票要本。“国营饭店有本儿，个体不给本儿。”这可愁坏了刘桂仙。一 个小小的个体饭馆，惊动了八方“诸侯”。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全都扯了进来。

　　刘桂仙说，当时不知道是区政府在后面支持，就觉得这些“衙门”的官都是热心肠。他们跑米跑面跑油，让那些商场 给开“小灶”，卖给我副食品。

　　“豆腐卖得比肉快”，这是那个年代北京的一大怪。靳云平回忆，那时豆腐只能由国营企业生产，所以要赶早排大长 队才能买着点儿。

　　为了悦宾饭店每天能买到豆腐，靳云平把东城区主管商业的副区长带到饭店。靳云平说，当他见到副区长颇为肯定小 饭馆时，就趁机说了现在小店买豆腐难，能不能批点儿。随后，这名副区长给国营市场打招呼，这才特批了豆腐。

　　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店终于开张。开张那天，刘桂仙用仅剩的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七八种不同的 菜。郭培基晚上回来，看到胡同里比大栅栏还热闹，很多人都在自己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或是看热闹。

　　招待外宾被称私通外国

　　客人多了，饭店火了，原料开始紧张起来。

　　光靠政府帮助不行，刘桂仙开始下乡采购。天津的保坻、保定的高碑店，哪里有集市就往哪里去。农村那时不像城里 买东西用票，鸡鸭鱼肉无所不有，不但新鲜还便宜。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刘桂仙爬起来去赶火车，装满几大包就往回返，“不 能耽误做饭”。

　　她说，沉重的大包压在身上，都能听见自己的骨头节儿响，“但也不觉得累，就觉着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如今， 刘桂仙和老伴已不记得饭店刚开业初期的盈利钱数了，但原本一年期限的500元贷款，他们两三个月就还上了。还钱时，银 行的人对他们说“真有志气”。

　　悦宾饭店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

　　郭培基从家出来去上班，经常能见到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前面这个人，他们家开饭店了，这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 先锋。”没开饭店前，家里经常有孩子的同学来玩，开了饭店后，同学们不但不来了，甚至都不理郭培基家的孩子了，“他家 开饭店，走的是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声音从开业那天就没断过。刘桂仙说，饭店开张那天，就有街坊邻居说“你忘了文 化大革命了，小心再挨批斗。”后来，饭店的名气大了，外国使馆的人都来吃饭，议论又变成了“私通外国，饭店肯定开不长 。”那时，先后有70多个国家的记者来采访，问题总绕不过“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 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就连刘桂仙夫妇在河北老家的房子也受到连累，院墙附近被挖开1米多深，说是“可能串通外国，私藏军火”。

　　靳云平说，当初签署营业执照时没想到饭店会有这么大影响，外国大使、记者都来了，客人来的越多，他的压力越大 。

　　饭店开张之后，靳云平也收到了针对悦宾饭店的厚厚一叠反对资料，争议主要集中在“合不合法”上。

　　因批准悦宾饭店营业，靳云平也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没有政策我签了字，把我撤了我认。但我总觉得，发展个体 饭馆没有错，于民于国都有好处。”最让郭培基和刘桂仙担心的，是一篇题目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做私人买卖不伦不类》的 报道，那时悦宾饭店刚开业不久。“这是点名批评我家饭馆。”郭培基和老伴看到后心里“咯噔”一下，甚至曾一度想过关门 。

　　副总理拜年给了“定心丸”

　　1981年的春节，两位“贵人”的到来，给刘桂仙吃了“定心丸”。

　　大年三十那天，北京市来人通知，让她把饭馆准备一下，说明天有首长来拜年。

　　初一上午10时许，外面突然热闹起来，刘桂仙刚要出去看，门帘一掀，进来了陈慕华副总理、姚依林副总理，还有 北京市一位副书记。

　　“他们特热情，没有一点儿架子。”刘桂仙回忆，陈慕华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还把冰箱拉开看了看，嘱咐我说，一 定要注意食品卫生，生熟分开操作。

　　“副总理都来了，这路错不了。”刘桂仙让孩子们买了一麻袋鞭炮。放完后，店门口厚厚一层碎纸屑，刘桂仙都不让 人扫了，说踩着大吉大利。

　　此后，风言风语逐渐没有了，刘桂仙和郭培基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它明确承 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这被认为是一个为个体经济正名的文件。

　　开业之初，刘桂仙带着孩子干，人手不够只能开晚餐没有中餐。“累死也不敢雇人。”刘桂仙坦言，那时社会上认为 ，雇人就是有剥削，就是资产阶级。

　　1983年，北京个体开的饭馆慢慢多了起来，他们才真正感觉到压力没有了，不被歧视甚至是敌视了。

　　刘桂仙很快又开出分店悦仙饭馆，让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起经营。孙子郭诚大学毕业后也被奶奶叫到饭馆学厨帮忙 。

　　1998年，刘桂仙除了拥有饭店还有一家木器厂和古玩店，固定资产有300万元。他们还购买了“奥迪”、“桑 塔纳”等客货车5辆。

　　刘桂仙和老伴目前在昌平小汤山花几十万盖了一所四合院。郭培基现在每天都会来饭店走一趟，刘桂仙身体不好，但 每隔一天也要去一次。

　　如今，28年过去了，悦宾饭店仍在这条翠花胡同经营，曾多次有人出高价将“悦宾饭店”承包经营，但都被刘桂仙 拒绝了，她只是说：“个体饭店第一家不能倒。”现在饭店基本上由孙子料理，但她还忍不住两天就来一次。

　　□本报记者耿小勇北京报道

　　-新观察

　　个体户：从改革先锋到改革弃儿

　　个体户的出现，是改革初期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那时，千万上山下乡知青回城，这些人涌回城市，但城市已有 的国营和集体工商业根本不能全部接纳，就业压倒一切，迫于无奈，政府只有号召他们自谋职业干个体。

　　个体工商业的成长之路注定不平坦，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私有制属于被“消灭”的对象，社会主义是不能允许私 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私有经济一直被当作危害社会主义的“祸水”加以消灭，由于这种政治氛围的禁 锢，个体户经济从诞生第一天起，受到的打压与歧视不断。个体户办理一纸工商执照何其难，个体经营业者采购原材料何其难 ，当个体户通过辛勤操劳让自己荷包渐渐鼓起时，周围人的眼光却是不屑乃至敌视的，当时极左思想未除，个体经济基本活于 风声鹤唳之中。

　　然而，个体经济却犹如一股惊人的力量，势不可挡。之所以如此，关键当然是高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确定要把私有 经济当作发展市场经济的“活水”大力栽培。此外，改革之初，中国正处在一个消费品匮乏的时代，个体户从事的大多是与居 民基本消费品相关的行业，这正如大旱逢甘霖，从而导致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就从点点火星变成雄雄燎原大火。高层和民间 上下合力，使得个体经济成为改革的先锋，它与农村包产到户一道，吹响嘹亮的改革号角，冲破政治思想禁锢，冲击计划经济 旧体制，为市场经济新大厦奠定了最初的地基。

　　个体经济的崛起，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立下第一功，同时，它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的激荡，更令人瞩目。当时，最 先敢于吃个体经济这个“螃蟹”的，主要是政治身份不好的知青家庭、被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之前地 位低下，可是，当他们干个体获得了比国企职工更丰厚的收入时，他们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而抱着国企铁饭碗不放的职工， 则地位渐落于下风，最终加入了下岗大军。这样的身份大洗牌对于社会心理造成的震撼不言而喻。从此，经商不再是受鄙夷的 职业，紧接着，一场全民经商的热潮席卷华夏大地。

　　当历史进入了21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成型，改革之初的许多个体户，它们通过十多年的茁壮成长，已经成为 许多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然而个体经济本身，却走入了发展的低谷。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 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 是严苛的政府规制、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

　　于保持和促进经济活力，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今天中国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远比当年知青回城时来得严重，然而， 个体经济这一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手段，却成了无人关注的“弃儿”。个体经济的命运如何才能扭转，这无疑是观察中国政治 经济改革的一个风向标。□韩平

　　温故知新

　　批发橘子须搭配100斤芋头

　　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约请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部分个体工商业户，就个体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座谈。会上反映 ，济南市个体工商户遇到重重困难，亟待有措施解决。

　　首先，对待个体经营户不能与国营、集体企业一视同仁。一是在货源供应上搞硬性搭配。有些批发部门在国营和集体 商店进货时不搞搭配，而对个体经营者实行搭配。有个时期，市场上芋头、菱角等销不出去，而橘子、苹果等供不应求。有的 批发店就对个体户实行，100斤橘子捎带100斤芋头，不然就拒绝批货。

　　其次，个体户在经营上受到过多限制，他们拿着合法营业执照，却得不到正当保护。济南市个体户绝大多数是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一定的地段设摊或流动服务。有些部门单纯从自己的业务角度出发，干涉太多，动不动就踢摊、收证、 罚款。

　　再者，“左”的思想远没有清除。济南市工商管理部门的同志对发展城镇个体经济感到很为难。你要发展，有人设卡 ；你发证，有人收证；你帮助设点，有人就踢摊。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目前济南2万多名待业青年就很难得到安置。工商管 理局的干部和个体户都表示，希望有关方面按照新宪法，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3年1月9日，《济南市个体户经营困难重重要求按新宪法保护个体经济》

　　□潘跃新(北京律师)

　　一日三十年4月10日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

　　●1982年邓小平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要有两手，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一手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1985年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十二号通知

　　●1993年海峡两岸就公证及邮件查询事宜签署协议

　　●1995年陈云逝世个体经济一蹶不振对发展中的中国是一大损失，也是一大隐患，须知，个体经济对

　　4月10号A20/A21版：一日三十年的文字和民间记忆——到海南第一单生意赚了20多万。

　　民间记忆

　　到海南第一单生意赚了20多万

　　1988年初，我代表绍兴政府到海南办公司，公职身份。每天只拿2元钱的驻岛补贴，但物价飞涨，吃饭油水不足 ，加碗米饭2毛钱，还得下个决心。

　　那时，有人倒彩电，有人倒橡胶、白糖。这些生意我都谈过，账上没几个钱，谈起来跟真的似的，口气很大。实际上 那时谁都没货，谁都没钱，但大家谈得都很热闹。几个月下来，一单生意没做成，继续为加不加2毛钱一碗的米饭下决心。

　　几个月后，改变思路，去找海南当地的企业，最后还真谈出了生意。

　　当时海南物资局有一批电解铜，约有二三十吨，积压多年。海南普通话实在不好懂，我们立着耳朵瞪着眼和海南物资 局的业务经理聊了半天，知道这批电解铜他们的报价比浙江每吨少近万元。我和手下两人心里一阵狂跳，以为听错了，直到把 业务台账翻出来看到价格，才知道真要赚了。

　　出了海南物资局我们就算计价款，账上的钱不够，叫绍兴汇钱又怕来不及，心里怦怦地跳。一是近半年了，终于有单 业务了，一是怕钱不够，海南物资局不让提货，消息一走漏，被别的有钱单位抢了先。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海南物资局，要求全部吃下这批电解铜，但只付一半货款，另一半装船后再电汇过来。我们担 心对方不同意这样的付款方式，没想到，海南物资局因货积压太久，碰到我们这个买主，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又见我们同是物 资系统的，业务员稍作请示就获批了。

　　买卖达成，赚了20多万元，照现在的标准，有200多万利润，我们有10%的提成。打那以后，荤菜随便吃，还 常去大排档吃点海鲜喝点小酒。

　　□潘跃新(北京律师)

　　4月10日一日三十年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1982年邓小平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要有两手，一手坚持对外 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5年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十二号通知●199 3年海峡两岸就公证及邮件查询事宜签署协议●1995年陈云逝世

　　那时流行

　　小喇叭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嘀———”这是小喇叭节目的开头。

　　小喇叭节目于1956年9月4日开播，一直播出到现在，伴随了近三代人的成长。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小 喇叭成为大多数儿童的首选节目。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国人来说，小喇叭成为他们童年生活回忆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人回忆，自己从小爱哭，但只要听到“嗒嘀嗒、嗒嘀嗒”的声音就不哭了。近年来，随着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兴起，小 喇叭的影响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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